土著与客籍的概念是相对的、动态的，当移民定居日久即为土著。相对于新迁入的移民，以前时代迁入的、定居日久的客民就加入到土著的行列之中。在巴蜀地域社会中，相对于元明时期迁入的移民，宋代及其以前的本土居民即为土著；相对于清初迁入的移民，明代及其以前的本土居民即为土著。本课题所谓的“土”，明代及其以前的本土居民，他们至明季已认同巴蜀，完全土著化，共同构成当时的“四川人”。[21]所谓的“客”，指的是清代“湖广填四川”中迁入的新移民，为区别土著，落业登记时注明为“客籍”。相对于土著的“老民”，新来的客籍就是“新民”。正如道光《邻水县志》所说：“今合邑祖籍多系明初入蜀，谓之‘老民’，则是时土著者殆靡有孑遗矣。”“今山居祖籍多系康熙年间入蜀，谓之‘新民’，平地‘老民’亦甚少矣。”[22]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连年战乱，灾害频发，瘟疫流行，致四川境内“百里无烟”，人口锐减。历史学家李世平先生据资料推算，清初四川人口从明万年间的310万跌减至50万左右，大约为明朝晚期四川人口的10%至20%。这50多万幸存者，或被称为“孑遗”，是清初四川的土著居民。四川各州县罹难程度不一，人口存损的比率有别，相关州县文献资料有所记载。乾隆《蓬溪县志》称“人口仅存十分之二”；光绪《西充县志》载，清初该县“土著民人十去六七”；民国《郫县志》载，该县“占籍者几十之九”。这类信息说明，天灾人祸致四川人口减损，但四川城乡的生者仍有一定数量，并非“蜀民殆尽”“靡有孑遗”。他们为困守家园的劫后余生者，避乱山林的幸存者，或为逃亡邻省的返乡者。民存什一的四川土著是清初延续四川的生产活动的主要承担者，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清初，四川“地荒十分之九”，在移民到来之前，“十分之一”左右的耕地为土著耕作经营。他们种植的粮食，创造的其他物质财富，是四川社会生活运转的必需物质条件和社会复苏的物质基础，为包括长途跋涉初入川地的移民提供着赖以存活的物质。从这一意义上讲，土客整合这时已经开始。
土著对巴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侥幸躲过浩劫的老民，承担着保护文化资源，传承巴蜀文化的历史重任。于是巴蜀传统农耕文化、手工技艺得以流传，部分文化遗产如庙宇、墓茔、祠堂、族谱得到保护，口传文化得以延续，从而成为土客文化整合互动的一方。土著为四川新政权运转、恢复地方提供了经济支持。四川初定，清廷当局着手新秩序的建立，其军政开支渐复“一应公务尽取于民”的传统赋役制度。移民立脚未稳，且享缓征赋税优惠，承粮纳税者首先是土著，由是地方行政得以运转，社会趋于稳定，老民渐复家业。如遂宁张烺一族，先后流徙顺庆、西充、盐亭，终归故里，族人“振振渐兴”。[23]新都杨氏遇锦公，乱止十余年“家产日丰”。[24]
尽管土著对劫后四川经济复苏社会运转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客观地说，清初“民存什一”的四川约50多万土著，要改变“地荒十分之九”的残破状况，应是难以胜任的。四川社会经济的重建与持续发展，还需大量人力资源。为维护统治增加赋税计，清政府推行鼎革之策“招民实川”，于是掀起“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自顺治年间经康熙朝至雍正初，前后六七十年，外省垦民络绎入川插业。文献资料反映，至雍正二年（1685年），四川人口上升到200多万。[25]这一数字应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的综合，可以肯定其中移民及其后裔大大超过土著人数。这些补充了四川人口总量，改变了四川人口结构的新增客户，成为恢复发展社会经济、重建四川的生产力要素。
徙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客户，由于利益所系和文化差异，与土著难免存在矛盾，甚至发生冲突，主要表现在保地和占地问题上。在封建农业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无论大户还是小农，视田如命、视土如金。逃难归里的土著不愿轻失祖传的地产，迁徙入川的客户力图插占田土求得立脚创业的根本。不仅荒地为移民争占，逃难土著停耕的熟地也常为移民客户圈占。于是土客矛盾产生，彼此争讼不已。填川客户湖广人多，故湖广移民与土著间的矛盾明显。许多州县发生楚民以政府招垦为由，“指荒占熟，反虐土著”的事件。据道光《蓬溪县志》记载，楚民“指荒占熟，遂宁、中江、安岳、蓬溪四县被害尤甚”，“土著士民忿其鬻夺已产，每日与楚民相仇讦”。为维护政权稳定社会平靖，土客冲突往往为地方吏员干预平息。土客冲突是移民社会土客整合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修复残破社会的过程中，土著和楚人及其他籍地移民，相处同一社会环境。虽然存在各自利益，拥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元素，不可避免存在差异，而建设家园、和谐发展是共同愿望。随着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渗透乃至磨合，民系差异缩小，认同意识增强，“承平日久，一道同风”[26]，整合为相处一方的里人。这只是对土客整合的粗略概括。移民社会土客整合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持续时间长，经过几代人几十上百年，而且涉及面广，体现于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这里试以隆昌云顶寨郭氏家族为个案，从社会细部考察土客整合的历史过程。[27](www.xing528.com)
云顶寨为四川隆昌县一乡间小寨，位于邑南40里云顶山中段，为郭氏兴业之地。明洪武四年（1371年），原籍湖广麻城孝感乡的郭氏道明祖，携孟一、孟二、孟三、孟四、孟五、孟六6子迁川。孟四携妻北行至富顺赵阳云顶山，于山垭歇息，背锅的箩筐滚于山下，乃止于此。至明代后期，郭氏后人簪缨连绵，由民而绅，成蜀南望族。明末清初，蜀地战乱纷扰。十二世克广公率族众70余人，避居遵义仁怀，遂家道中落，由盛而衰。清室定鼎，郭氏族人自黔返川，纠聚同族，归者男丁30余人。这时，“填川”移民涌入，湖广、广东、福建、陕西、广西等省移民先后插占隆昌地面，其中楚民和客家人居多。如楚籍客户陈、杨、李、张、耿、晏、罗等氏，粤籍客户曾、钟、廖、余、魏、薛等氏。[28]土著郭、彭、黄氏与之相处一方，拓产置业发展经济展现着土客整合过程。中国社会人类学专家费孝通在论及中国乡村阶层时，指出，在传统社会里士绅阶层是“占有一定地位，发挥一定功能的一个阶层”[29]。费先生的观点，对于我们此刻进行的土客整合讨论具有启示意义。作为有一定名望的一方士绅，云顶郭氏在蜀南社会经济恢复发展中起着带动作用。其族众“乱定返里，垦田卜筑于荒墟废垒之中”，“复见承平世家故态。”[30]自康乾至嘉道，郭氏田连阡陌，纵横40余里，地产97000多石，由衰复盛。郭氏再兴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实现的。郭氏士绅与土著及湖广、客家等移民中的农民既是租佃关系，又体现着土著与客户的整合，他们之间构成矛盾统一体，推动着当地封建农业经济的恢复。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有识之士渐渐重视农商互促的关系。对此，明末万历首辅楚人张居正归纳为：“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31]云顶郭氏兴办工商，使之农商互利。早在明万历年间，即在泸州开办天成生曲酒厂，清初继续经营。光绪年间又投资矿业，开办大竹林等煤矿，招大量移民后裔为矿工。郭会周与客家移民后裔钟骏成合办工商公司，成隆昌工商巨子。郭氏农商兼营互利，带动川南地域工商发展，其间同样反映出当地土著与客户族群的交融整合。
土客整合体现在经济生活中，也反映在社会文化方面。云顶寨地域土客插居，邻里相望，久处相知，互结姻亲。郭春晖娶楚籍新移民后裔晏俊臣为妻；楚籍新移民后裔罗氏女嫁与郭国华；郭暂修与粤籍新移民后裔廖思琪结为伴侣。土客联姻，意味着土著族群与新移民客户在人员上的交流融合，这是土客整合的一种社会基础。作为望族的郭氏土著，历来重视教育。利用祠堂祠产办学，并惠及乡里土客族群的贫困子弟。16世郭毓峦于双垣祠“办义学，以教贫不能读者。”[32]郭氏一族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土著和客户间建构着和睦相处的氛围。咸丰六年（1856年），隆昌灾荒米价腾贵。例贡生郭玉峦平粜赈灾，“在南乡市镇籴贵粜贱”救济灾民。又“捐千金为阖邑倡置栖流所”，“于南北二关外买义塚、送棺木，四民便之”[33]，其善行载入史籍，流传于土客之间。
云顶寨郭氏家族自明至清500多年的世家，经历了拓业至盛，避难而衰，归园复盛；由移民而土著，由民而绅的家族史。不仅对蜀南地域土客整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留下深深的印迹，更提升了其背后所包含的麻城孝感乡祖籍的知名度和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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