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移民迁入巴蜀地区，带来各自的乡土神信仰，在新的地域展开了形态各异、千姿百态的以乡土神祭祀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动。随着定居日久，不同族群之间便开始了在移民地域崇祀信仰观念的整合重构过程。
华夏民间崇奉多神信仰，不同地域各有“乡神”崇祀。清初移民入川后，将各自的民间乡土神祭祀信仰带进四川，分别以大禹、慧能、许逊、妈祖、关羽等为主祀偶象。一般来说，清代移民会馆多建于嘉庆朝之后。这时移民已传世三代以上，在新乡立业，站住了脚，扎下了根，与四川连接着经络。由于填川移民中出现“半楚人”“半潇湘”的格局，因此奉祀大禹王的湖广会馆遍及城乡。祭祀大禹王，一方面是湖广移民原乡祖籍记忆再宣示的形式，另一方面更是作为新家乡社会生活场景的一部分展现。作为蜀人的大禹，早已为四川土著崇祀，“祠庙遍蜀中”。楚人以大禹楚地治水有神功，奉为“乡神”，徙川接续祖地崇禹之俗，建庙祭之。于是，大禹王成楚人和土著“共祀”之神。而大禹又有“九州共祀”的神灵的身份。如墨翟所言：“为天下厚爱禹，乃为禹之爱人也，厚禹之加于天下。”[1]故禹王宫祭典不仅为楚地移民趋赴，土著及其他省籍移民后裔也往往参与其间，从而成为地域盛事，成为各地移民共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时，在楚地移民心目中，原乡“乡神”的“职能”增加，成为世代家园的新家乡的“乡神”。于是以“麻城孝感乡”为祖籍记忆的楚地移民后裔在地域观念上向建构“楚籍蜀人”的地域认同又跨进一步。
移民社会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并非单方面作用，而是移民与土著及其他移民族群间的双向互动。填川移民将原乡崇祀融入新乡，成为当地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新乡神祇又为移民接纳崇祀。具代表性的是川主信仰进入移民族群为移民接纳崇祀。李冰父子建业西蜀，造福四川，为巴蜀地方神祇，川主庙遍及全川，普遍祀之。随着楚地移民扎根传世在地转化，作为湖广移民会馆的禹王宫接川主入宫，合祀禹王、川主、梓橦三神。[2]寓原乡之神与新乡之神于一处，同庙祭祀的动向，说明楚地移民后裔在认同原乡“乡神”的同时，又对客居地的新“乡神”进行了认同重构。
此情在楚地移民的家庙（祠堂）也可以发现。辛亥革命期间任蜀军政府都督、四川民政长，调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官的隆昌张培爵（号列五）家族为祖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的入川移民。张氏先祖子恒公、子贞公于雍正十年（1732年）主持重修张家庙（张氏祠堂），“塑川主、土主、药王三神象于此”。何以塑川主象于家庙？《张氏家传》谓：“我辈得食兹土，端赖此川主诸神。”[3]张氏立业隆邑，“家益饶”，为隆东望族。发迹之由，视川主诸神庇佑，于祖堂祀川主，旨在崇德报功，本义与川人无异。于是川主为张氏族群认同，从而显示了潜移默化为四川人的趋势。
除此之外，其他省籍的移民在祭祀乡土神方面也经历了由专祀到合祀的过程。如成都近郊仁和场（今成华区龙潭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重修仁和场关帝庙记》云：“仁和场关庙自乾隆至今百余年。恩幼时随先父入庙礼神，见关帝中座，右火神，左川主，□□□□□。神中有□坐者，有横坐者，有侧坐者，有倒坐者，有在承尘之上而高坐者，其中所兴之会各不同名……”究其缘由，盖“我等祖宗皆自别省迁来，故吴楚与粤不妨同居一土，蕃衍与□不□□□一□□□□与神不可□于一堂乎？”[4]位于川东北的万源县，有《川主神农药王三圣庙碑序》曰：“是庙也，吾乡向为专祠，旧无神农、药王二神，亦如各邦各有会馆，今专祀者改为兼祀，始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之岁，吾乡人辈创见……祭祀也，有功于民则祀之，其在斯乎，夫祀功诚然矣，而犹未识专祀之忽为兼祀有不合而合之意也。而三人合为一人，非不相谋而实相合乎。”[5](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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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
隆昌县北关禹王宫山门“灵承楚蜀”牌坊
以上资料揭示，随着各省移民在巴蜀地区居住日久，在宗教心理和实际祭祀行动都经历了从以往各祀其神到共同祭祀的转变过程，从而使经过重构的乡土神祭祀最终被各省移民所接受，这就从精神生活领域的角度奠定了巴蜀移民地域认同整合的共同信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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