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孝感乡移民传说的普及和泛化，通过各种形式将自己的祖籍地定义为“麻城孝感乡”，在清代和民国年间，不仅成为一般姓氏家族的普遍做法，甚至某些地区还笼统地将“麻城孝感乡”作为湖广的代名词。以下就是我们根据所搜集的有关麻城孝感乡祖籍地的史料文本，对移民传说泛化过程中的表现形式所作的区辨和归纳：
（一）事实上的祖籍地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提议迁湖广民众来川时，曾对战乱之后的四川人口籍贯作了简单的调查，张氏称：
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士……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现）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66]
结合民间流行的族谱资料可以证实，有不少家族就是元末明初以来迁入的，这应该属于张德地当时调查所称“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的情况。例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张尔玉追溯祖先迁徙历史时所言：
父传先世系江西太和县鹅江大邱人也，元末伏三公与兄伏一伏二徙居湖广麻城县孝感乡……适当明季国变，流贼入川，甲申秋，陷成都，分道屠戮，吾族人被害者不下千余，吾祖弟兄早卒，醒义乐义公等神灵指导金环告变，急逃遵义仁怀等处，散而居之，十数年，公等由遵义还至泸州柑子坝被劫，又因土寇未平，连年鼠疫，遂居柑子坝五年。至康熙初，海宇升平，始回故土，盖几二十年矣！其辛楚可胜言哉！且是时荒榛蔓筚，如入无人之境……余生也晚，幸遇清平，得免先世九死一生之难，又幸先人默佑得绵一线之延……今特将先代世系源流即转移事迹著明于册，交尔弟兄，日后务敕友爱、笃本根，庶不负前人流离转徙，不忘桑梓之苦心尔！
虽然后人在抄录张尔玉遗训时曾感慨：“我族散处者，仅知明初入川大略，而于明清鼎革流离转徙之故并世系源流不能详悉。大抵如是，良可慨也。”[67]但张尔玉对家族避难经历和世系“著明于册”，对历代先祖考妣名讳进行的梳理，却也可大致推出其家族于元末由江西迁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的历史是可信的。
（二）重新定义的祖籍地
有些移民家族在清初以来将自己祖籍重新定义为“旧家”的过程中，时有不断更改入川时间和祖籍来源地者。例如自称原籍是湖广麻城孝感乡的资阳陈氏家族，在清雍正五年（1727年）的《陈氏老谱原序》中原本写道：陈氏乃“湖广麻城孝感乡居民坝人氏，自洪武十八年入川是实”。但是，到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陈氏族规序》中却改为：“自明洪武二年己酉又二月十四日入川”。到了同治年间，又把入川时间改为“明初”。[68]又如泸州麻城望族曾少岷（1480～1558年），在其《七十感怀》自述[69]和张佳胤为其撰写的墓志铭[70]中，都记述其祖先是由麻城迁入四川的。但到了清嘉庆泸县子棕房的《曾氏族谱》，却改称其祖先徙自“湖北黄州府麻城县虎头关”。到了清光绪江阳《曾氏族谱》时，则明载其祖先为“避红兵之乱”，“自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蔡都里曾家村”，于“明洪武二年徙四川省泸州水东坝至北玉蟾山后匡家寺”[71]。再如重庆府永川县五间铺吴家坝的吴氏家族，在入川始祖《王孺人墓志》上明明镌刻“孺人原迹（籍）湖广黄州府蕲水县……大明洪武五年迁蜀”[72]，表明该家族并不是孝感乡人，但在有学者采访吴氏后人时，“他们无一不宣称自己的家族是‘湖广填四川’时由麻城孝感乡迁徙而来的”[73]。
（三）记忆中的祖籍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族谱将“麻城孝感乡”记录为祖籍地，史料涉及的地区也不再限于川东、川南地区，甚至川北的汶川都出现了祖籍“麻城孝感乡”的移民家族。根据记忆而产生的祖籍地，又可分为两类：
（1）与史实明显不符或家族历史不可考的“祖籍地”。
大邑牟氏《祠堂记》所言“大邑牟氏，先世麻城人，始祖名及以下均无可考。盖自兵燹之余，谱牒久亡矣”[74]。此祠堂记写于咸丰二年，其始祖入川时间与名讳、世系皆因“谱牒久亡”而不得知，那么其对始祖入川前的祖籍地的说法也就不得不存疑待解了。汶川《毛氏宗支碑》中说“始祖公讳守熏、始祖妣张氏，自明末时由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入川，来至兹土”[75]。此碑写于光绪年间，其所言明末由麻城县孝感乡入川的说法明显与史实不符，明末距离孝感乡被撤并（明成化八年1472年）已经170余年了。
（2）有待证实的记忆中的祖籍地。
例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王新命自记》称：“予巴蜀孑遗，梓州末学，追所渊源，记为楚之麻城县孝感乡人也。明初迁蜀，居于遂宁县之下八里胡王场。”[76]前引内江《段氏族谱》中关于“素闻吾祖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入川卜居内邑西乡安良里”的记述，以及内江《黄氏家谱》关于“吾成童时，闻父口传，先世由楚麻城县孝感乡，自洪武年间入蜀，占籍内江西乡贤良二里”的记述，也标明这种祖籍说法的不确定性。这几处的“麻城孝感乡”所指代的都是一个从传闻得来的祖籍，史实依据有待证实，可能不是事实上的祖籍地。(www.xing528.com)
（四）嫁接的“祖籍地”
这类自称是“麻城孝感乡”的祖籍地，多是通过地名的嫁接而来的，有着明显的粘贴痕迹。《黄氏支谱序》写于嘉庆年间，在追述祖籍时说：“居楚邵武府建宁县楚溪上包麻城孝感大坟坝。”[77]邵武府为原福建省邵武路，明洪武元年改路为府，建宁县属其辖地，楚溪为闽江水系金溪的支流，发源于该县溪源乡叶竹隘山麓，“上包”不可考，而“麻城孝感大坟坝”更不可考。如果此处的“麻城孝感”是当地地名的话，楚溪是河流名称，上包应该是河流边的具体地名，麻城孝感大坟坝再作为后缀名就该是更详细的地名，楚溪上包麻城孝感大坟坝无疑是具体得有点儿过头了。
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永州”“零陵”也可以说是一地二名，都有悠久历史。零陵是中国36个古地名之一，汉代就置零陵郡，隋代置永州郡，寻后曰零陵郡，唐代复置永州，又曰零陵郡，复改永州，宋曰永州零陵郡，明改永州府，清因之，属湖南省，民国废。无论永州零陵的建制如何变迁，境内无孝感乡是毫无疑义的。
（五）虚冒的祖籍地
清初以来，在大量本地土著归籍麻城孝感乡潮流的冲击下，一些势单力薄、需要“求荫自庇”的外省籍移民，也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渠县《李雷族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冒籍冒姓的实例。据谱载，渠县李氏的先祖李君讳佑，经过建构的家族入川历史为：“本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谢家庄人士”，元末因仕入川，后家于蜀北渠县云合里刘家湾。但在解释改李为雷姓的经过和原因时却称：“当是时，同来楚黄而居者众，惟雷氏最为枭雄，人莫敢犯。”故李氏祖先与友邻“向、左、李、温、周五姓，共议姓雷”，并“依龄为序，以避残杀之害”[78]。透过这个文本资料，结合原有语境，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真相应该是：改“李”为“雷”的移民，因势单力薄，为求庇护，先有依附于“楚黄”的雷氏之意，后才有归籍于“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谢家庄”之举。
（六）从众附会的祖籍地
在宣称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的家族中，也不乏从众附会者。由于移民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贫民，经过在战乱中的转辗迁移，由于年代久远，几代、十几代后的后裔已经不知道祖籍的确切地点，因此从众附会也就在所难免。[79]因流离辗转求生的平民，对祖先历史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失忆”，加之明清时的世系因战争的破坏已经完全无法考证，所以新的世系表只能从清初开始计算。这样，在找寻不到确切祖籍来源地的情况下，许多家族出于从众心理和现实的需要，也大多把自己的来源地归籍于麻城孝感乡。
（七）泛化的祖籍地
宣统《新津县乡土志》：新邑自遭献贼之难，土著仅余数姓，……国初始还旧籍，其后插业之家，多自洪雅，询其原籍，概系湖广麻城孝感乡，是以湖广籍邑人几十居八九。[80]
民国21年《南溪县志》称：“南溪经明季丧乱，土虚无人。康、雍之际，粤、闽、湘、赣之民，纷来插占，而以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为最伙。”[81]
民国17年出版的《泸县志》和民国18年出版的《合江县志》，在正文记述该县人口祖籍来源，行文至人口来源十之六七为“湖广籍”时，其下又通过夹注的形式，以细小的字形，分别植入了“麻城县孝感乡”和“麻城孝感乡”的字样[82]，结果就成为了“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和“湖广籍（麻城孝感乡）”的样式。
民国18年《资中县续修资州志》在通过正文记述人口状况，行文至“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时，其下也以夹注的形式，以细小的字形植入了“麻城孝感人为尤多”的字样。[83]
民国《荣县志》卷15《事纪》赵熙：“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上述史料说明，至民国时期，“孝感乡”已经不再是某一家族记录于族谱的祖籍地，而成为一县甚至是若干县众多移民后裔的共同祖籍地，这种“人人言然”的现象让许多县志修撰者不得不提出质疑与反思。如民国《荣县志》编者赵熙：“按是当夏明升开熙五年……然至今各家祖牒佥同，谅非无故。是亦春秋隐恒之世也。殆后人经张献忠之乱，故实无咨，遂以传疑为据耶？书备存参。”[84]再如民国《南溪县志》编者钟朝熙在叙述该县风俗时，提及“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他通过按语提出质疑道：“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伙。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人皆可移住，何以独迁孝感一乡？岂若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这些质疑说明县志中反映出的大量移民言说原籍孝感乡的情况已经不可能是事实，这也就更加证明至民国时期祖籍孝感乡传说已成泛化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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