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一场罕见的社会动乱。在从明天启元年（1621年）到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60年间，四川社会陷入严重的冲突、对立与危机的状态之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叛乱频仍不断，揭开了四川迭遭兵祸的序幕；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反抗明朝的民众运动此起彼伏，最终颠覆了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明清易代之际，各种势力交相争斗，犬牙交错，四川社会局势长期动荡不安。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演变，使得四川社会继宋元战争之后，又一次跌进万劫莫复的深渊之中。[54]
生活在这一背景下的四川各姓氏家族，大多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颠沛流离乃至死里逃生的岁月。及至清初生活安定下来，有条件记录下这段难忘经历的人们，无不对往昔的苦难遭遇感叹唏嘘、恍若隔世。然而，每当提及自己祖先的来历时，又往往缺乏清晰的记忆。“用进废退”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法则。生活中充满活力的文化通常被珍惜，而经常不用的文化则难免消失。史上大多数极端时代——“黑暗时代”恰好为奥秘的“集体失忆”布置了舞台。这是因为，这一时代不仅使人的生命朝不保夕，陷入危机，而且更使传承文化的机制出现断裂。明清易代时巴蜀社会中的集体失忆现象就是在这一历史场景中发生的。
前已述及，早在明代中后期，巴蜀社会中的湖广居民对于祖籍记忆早已模糊，经过明清易代社会巨变之后，人们又大多失去了传承记忆的主要载体——族谱。正如重庆涪陵《徐氏家谱》所称：“明清交际，世运否极。由楚达蜀，道途遥遥，仓皇奔走，或彼时未暇携谱，或携谱而失于中途，亦乱世人民之常识。”[55]明代所修谱牒的散佚，使得清代后人无法考证明代祖先的往事，于是，对于自己祖籍的记忆，只能从清代记起，而对于明代以前祖籍则只能依靠模糊的口头传承记忆。
以下这些例证，为我们认识这一阶段中的集体失忆现象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背景[56]：
（1）明代巴县四大家之一的刘氏。据民国《刘氏族谱》载：
吾族谱帖创自省斋公，至明季遭变，族人东奔西驰，或迁黔省，或徙古滇，纷纷鸟散，而谱帖遂因之失。洎国朝定鼎，携眷回川者，仅存宗派图一轴。
（2）明代巴县四大家之一的牟氏。据民国《牟氏族谱》载：(www.xing528.com)
惟传至恩野祖，当明末之乱，巴邑被献贼屠毒尤甚，爰避难遵义。迄我朝还定安集，恩野公于顺治年间，还居云篆山下石马场三角箐，斯时谋生不暇，何暇及谱？以故明代之世次，皆不可考焉。
（3）内江黄氏家族。据民国《黄氏族谱》载：
吾成童时，闻父口传，先世由楚麻城县孝感乡，自洪武年间入蜀，占籍内江西乡贤良二里人筑黄金桥、黄石坎、黄鹤镇等处，当时世系由来载之谱者详矣。崇祯十七年，张逆叛蜀，邑境糜烂，人民逃亡者殆尽。先祖讳学瑞，携吾祖兄弟二人，逃至贵州仁怀县。大清定鼎，复垦旧业，其时仓促往还，遗失旧谱矣。今欲修刊，将何自而始哉。惟知我太高祖讳佳令，以至于典确而不紊耳。其前有未祥（详）者，俟后之来者博访参稽，据实而序之，以补其遗恨焉。是则吾之至望也矣。
（4）内江段氏家族。据光绪《段氏族谱》载：
（段氏）始居河南，继迁金陵，复迁江西，后迁湖广……素闻吾祖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入川卜居内邑西乡安良里……由洪武至崇祯历居二百数十载。冤遭献逆屠川，流毒几尽，吾家独幸，有太高祖成文公与堂侄应宏公避难至贵州遵义府……盖因避难时年甫十二岁，兼之家谱遗亡，所以洪武二年入川之祖并中间数世列祖，尽被献贼蹂躏，直令数世列祖屋宇、坟茔概归湮没，无从深考。
明清易代所造成的社会集体失忆，为清初苟全归里的湖广姓氏后裔恢复和建构记忆创造了条件。由于麻城孝感乡作为明代社会公共资源的效应在清初持续发酵，祖籍记忆因此得以沿袭传承。许多从外地返籍回到四川的明代土著居民，在入籍时大多选择孝感乡作为自己祖籍，努力为自己贴上“旧家”的标签。正如 光绪《牟氏祠堂记》所说：“（四川地区）大抵今日所谓土著者，率皆国朝鼎定以后，自粤东、江右、湖南北来。其来自前明洪武初年麻城孝感乡者，则旧家矣。”[57]另据新津县调查，清初从洪雅陆续返籍的“土著”，“询其原籍，概系湖广麻城孝感乡”[58]。当然，在清初宣称自己祖籍为麻城孝感乡的家族中，肯定会有一定数量的明初迁入的“孝感之民”，但却有不少家族是在依据并不可靠，甚至仅凭传闻的情况下，而将自己定义为孝感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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