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乡作为一种移民家族的历史记忆，主要是通过口述和文字两种形式而传承于后世的。这里就让我们从距离孝感乡移民历史最近的明人文本入手，来考察一下当时人是如何表述移民家族的来源，并以此作为保存和传承移民记忆依据的。下面仅按照文本书写时间，先列举4个实例：
（1）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合阳《刁氏族谱》载：
吾合阳刁氏，原籍麻城，元季之乱，明太祖定鼎金陵。蜀平，奉诏迁徙，遂卜宅于重庆属之江津，离城三十余里，地名观子溪，其始祖时范公之所托业也。[37]
（2）明景泰七年（1456年），隆昌《王氏族谱》王氏三世祖王仁义所写谱序：
予思我父讳（保）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区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都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
（3）丰都县龙亭山，明人王鏊为杨大荣（1421～1494年）撰写的墓志铭：
杨世家孝感，有讳德言者，仕元为万户统军，莅蜀，家忠州之丰都，至于君五世矣。[38]
（4）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成都府崇庆州《万本墓志铭》：
公讳本，字宗道，号南峨山人。曾祖讳元亮。世为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本刘姓。在元为屯田万户。□（患）兵乱，移家蜀之永川，寻徙大邑，复迁崇庆垦田刱屋家焉。元亮娶万氏。遂从□（万）姓，生男三，季曰文斌者，即公之祖也……公生于宣德庚戌闰十二月九日，卒于弘治十四年辛酉十一月一日，享年七十有二，以甲子十二月十七日葬于崇庆城东一里许也。[39]
上述四个族谱史料文本，均书写于明代，上距其家族始祖入川的时间不超过百年，应该属于对近世祖的追溯范围，其对移民家族的来源有三种表述方式：
第一，以先世居地为记述对象，如“世家孝感”（例3）、“世为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例4）。(www.xing528.com)
第二，以原籍的县名为记述对象，如“原籍麻城”（例1）。
第三，以过籍地的村名为记述对象，如“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例2）。这三种表述方式所依据史料，无论是来自口授还是来自于文本，都与入川始祖生活的时代较为接近，应该说其对入川前后的情况记述也较为详细，对迁川前祖籍的记述应该是准确可信的。
但是，当我们将观察对象聚焦于同一个家族，由不同时代人书写的文本时就会发现，即使是明代人所描述的家世来源，在写法上也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这以两对父子的墓碑为例：
（1）新都县杨春（1436～1515年）、杨廷和（1459～1529年）父子墓。
位于新都县西一里的杨氏父子墓，其墓碑都是由当时的文学重臣撰写的。明人李东阳撰写的杨春神道碑曰：“公，讳春字元之留耕其所号也，上世本楚人，元季徙居成都之新都。正统丙辰十月生，卒于正德乙亥正月。”[40]明人赵贞吉撰写的杨廷和墓志铭曰：“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广之麻城，五世祖避乱入蜀居新都。”生于天顺乙卯九月，卒于嘉靖已丑六月。[41]
杨公墓志铭盖拓片
比较两个墓志文本对杨氏家族家世来源的表述，不难发现作者对于同一个移民家族入川前祖籍的记述，是存在着细微的差别的。我们知道，撰写杨春神道碑的李东阳（1447～1516年），是生活在明朝中叶的重臣；而撰写杨廷和墓志铭的赵贞吉（1508～1576年），则比李东阳晚出道了将近60年。早出世的作者对于这个家族来源的表述，仅及于“楚”省；而后者对其的表述，则将祖籍详细至“麻城”。照常理来看，应该是父亲一辈对于家族历史知晓的情况应该比儿子一辈为多，如果对杨春的记述只能将祖籍记忆为省，那么对其子杨廷和的记述，怎么可能比其父更清楚杨氏家族入川前的祖籍呢？当然，这也不能排除一些其他可能，比如李东阳与赵贞吉在撰写墓志时对于祖籍的记述各有偏好，李东阳习惯只将死者祖籍记述至省名。但实际上，这种随着代际推移反倒将祖籍记忆不断具体化、确凿化的现象非常多。
（2）垫江县杨氏家族。杨朝（1483～1559年）、杨宗震（1524～1569年）父子墓。
位于垫江县南10里杨家庄的杨朝、杨宗震父子墓，同样是由两位明代文学重臣撰写的墓碑。明人卞邦谟为杨朝撰写的墓志铭曰：“先生讳朝，字国宾，莲石别号也。其先湖广孝感人也。谱逸无考。”[42]明人曹汴为杨朝长子宗震撰写的墓志铭曰：“公，讳宗镇，字仲起，崑州是其别号也。其世籍传自楚孝感，来居垫邑。”[43]假定杨朝的家族入川时间也是明初，那么杨朝所处时代距离其家族入川亦不过百余年，但当时作者对其祖籍的记忆已经不甚确定，使用了“谱逸无考”的字眼来加以表述。不过即使这样，作者也能将杨氏家世来源表述为“其先湖广孝感”。但是到了晚40多年出生的长子的时代，另一位作者曹汴却将这同一个杨氏家族的来源，非常确定地表述为“其世籍传自楚孝感”，同时又已经将“谱逸无考”的字眼明显去掉了。
上述两种现象说明，随着入川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移民后裔对于原祖籍地的记忆已经渐趋模糊；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原祖籍地的记述却反其道而渐趋具体而确切。这种矛盾之中不难发现，从明代中晚期开始，特别是到了明代晚期，移民对于家世来源即祖籍的记忆已经具有很大的传说色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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