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墓葬分布地点。上述11通墓志铭所反映的孝感乡籍墓葬的分布状况是：川东地区重庆府6处（其中江津、铜梁、丰都各1处，垫江2处），川南地区叙州府2处（富顺、荣县各1处），川西地区成都府3处（崇州、内江、金堂各1处），川北地区顺庆府1处（营山）。上述分布数量最多的川东、川南、川西地区，正是元明时期湖广麻城移民家族迁入聚居的地区，孝感乡籍的明人墓志集中出现在这些地区绝不是偶然的。
其次，墓志写作时代。通过对墓主卒年和下葬年代推知，上述墓志铭写作的时代，最早在弘治年间（例5、8），最迟在崇祯十年（例3）。撰写于嘉靖以后的共7例（除5、8两例外），约占墓志总数的77.7%。从立碑最早的弘治年间看，上距成化八年（1472年）撤并麻城孝感乡约二三十年之间，前后相差不过一代人的事情。因此，其对孝感乡祖籍的记忆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在撤并孝感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仍称自己祖先来自孝感乡，或许源自惯性，是可以理解的。但到最晚下葬的崇祯十年（1637年），上距成化八年（1472年）已有165年，早就超过六七代人了。这时人们仍还称自己祖籍为孝感乡，除了传承世代习惯称呼外，可能还含有后代子孙对于孝感乡的心理认同。由于到了明代晚期，单凭记忆已难说清家世，于是，在人们认同的方式上，除了继续使用“其先”“世为”孝感乡人这样的表达方式外，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墓志铭开始使用“其世籍传自楚孝感”（例7），还有使用“谱逸无考”（例6）的字句。这表明到了明代晚期，有的家族在宣称麻城孝感乡为祖籍时，已经开始依靠传闻追述家族历史了。
再次，墓志作者身份。上述墓志作者多为明代社会中名望较高的政要或文化人，如：赵贞吉为赐进士及第翰林院检讨、文渊阁大学士、宰相、“蜀中四大家”之一；熊过为进士，官至礼部祠祭司郎中，为“嘉靖八才子”“西蜀四大家”之一；王世贞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程源为徽派著名篆刻家；王鏊为文渊阁大学士、著名书法家；曹汴为翰林庶吉士、云南巡抚、江西巡抚；陈嵩为进士、中宪大夫、亚中大夫、云南提刑按察司副使等。这些作者皆名重一时，素为当朝所仰慕。由于受托于“公私之谊”，他们应允撰写墓志。此举一方面反映出作者对墓主的尊重与追悼，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麻城孝感乡籍后裔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之尊贵。(www.xing528.com)
最后，墓主家族地位。上述1～9例墓志在追述祖先的身世如何为官为宦时，或许有附会之嫌，但在叙述墓主生前的履历、官职、地位时，却是不会掺假的。在9例中，这些来自麻城孝感乡的家族，属于平庸无能、默默无闻、“隐德弗耀”的只是个别。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居于社会的显要地位，如江津程大猷，举明经，授顺天府通州，所著甚多。其家族“世居五岔，代有显者”。程氏家族至明末为“江州望族，其支庶繁衍，万人有奇”[54]。铜梁张佳胤，嘉靖进士，有文武才，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墓主去世时，有五子、十孙男、十孙女。其长子叔琦官锦衣指挥佥事，二子叔佩官南京左军都督府经历。[55]丰都杨大荣，天顺丁丑进士。“丰都故无举进士者，君始自出一家”；“子孙多，且有立”。[56]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早在明代中后期，在川东、川南和川西等湖广麻城移民家族分布区内，已经有一批自称是孝感乡籍的移民后裔家族崛起，这些家族人才辈出，人文荟萃，堪称世家望族。他们获得了四川社会的普遍认同，赢得了社会名流的尊重，以至一些名冠当朝的政要和文化名人不辞为他们树碑立传，撰写墓志铭。这些现象表明，最先以迁民身份迁入的“麻城孝感之民”，不仅成为湖广移民家族成功的榜样，而且更成为四川地域社会群体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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