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湖广经济、文化呈上升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客居地的四川这时正好处于低落、有待恢复的阶段。在本书第五章对湖广移民迁入环境的论述中，我们已从微观角度对客居地四川空虚残破的环境做了介绍，这里再从宏观角度作一简要的阐发。
有明一代，当湖广移民挟原乡经济、文化上升之势，西向而出，迁居邻境四川之时，在这里他们正好与一个唐宋时期经济、文化原本繁盛，而今却跌入低谷的客居环境相接触。大量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经过宋元鼎革的浩劫，蒙古攻蜀战争的破坏，四川社会中那些能够体现上自汉唐五代，下及两宋时代的经济繁荣面貌、生产技术程度和文化昌盛水平的种种成就，在元朝大多消失了。加之，它造成了四川人口的空前损耗，不仅严重损伤了四川社会中经济发展的元气与活力，而且还把经济、文化发展的这一内部机制给斩断了。曾经在铸造唐宋四川文化辉煌中充当了中坚力量的世家大族，经历宋元战争，非死即伤，劫后余生者所剩无几。而幸存者及其后裔，又大多寓居江南，不复再回故乡。这样的文化载体既然在元代荡然无存，也就很难期望四川文化能有延续和超越两宋盛况的奇迹发生了。
元王朝定都北京，改变了四川昔日继续维系其经济、文化发达地位的外部条件，使四川远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格局定型，元明四川之从两宋时期的鼎盛巅峰跌落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明人杨慎在一篇写给乡邦友人的书信中，就从地理与人文的视角，探讨了外部条件的变化对于四川文教兴衰的影响。他指出：(www.xing528.com)
尝慨今天下士习，大不如古，盖道有升降，时则然。吾乡去宸极独远，文教之被，不及前代，地则然。汉都在长安，与蜀仅接壤，而相如、君平、王褒、子云，幽思掞藻，四海为巂。唐则伯玉、太白，宋则苏氏父子，至元矣，而犹有虞伯生、邓文原，差强人意焉。国朝上轨汉唐，吾乡百七十年，士生其间，学犹未有定方，文犹未有定体也。[38]
元明之世遭受重创的四川社会生机，经过有元一代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元气缓慢恢复，行将开步之际，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明玉珍大夏政权出现了。大夏政权尽管宣布“安民保境”，但在此前后的战争创伤，亟待休养，采取军事管制，能够保证军队的给养已属不易，要想恢复战前的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经过明朝灭夏的折腾，到了明朝，好不容易重新收拾山河，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就这样，恢复生产秩序、发展社会经济，经过了100多年的努力，到了杨升庵所处的正德、嘉靖时代，四川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开始有了某种转机，表现在经济上有所起色，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以新都杨升庵家族为代表的蜀学兴起的势头。但即使这样，也是与宋朝经济文化的黄金时代不可比拟的。正如杨慎所说：“吾蜀科第，莫盛于宋……经元兵之惨，民靡孑遗，积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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