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迁徙是促成当地文化与外部文化交流的最主要动力来源。正如德国著名人类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所说：“文化要素是伴随着民族迁徙而扩散开去的；物质文化只有通过人，同人并与人的精神文化一起才能传播。”莱奥·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也认为：“文化本身是无法移动的，因为‘文化没有脚’，而要靠人来搬运。”[29]
移民原乡的文化传统是移民通过迁徙传播、扩散文化的直接渊源之一。当湖广移民出于各种原因离开原乡迁入四川盆地时，他们人虽然远离故土，身处异乡，但在原乡文化模式惯性的支配下，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必然会按照原乡文化传统的内部逻辑运行。尤其是在湖广移民初到巴蜀之时，他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自己在原乡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甚至生活习惯，试图按照自己原有的生存方式和思维习惯去创造新生活。这样，在元明时代，当拥有湖广地域文化背景的移民大批量、持续地迁入巴蜀大地之后，这些移民肯定都会不约而同地按照自己原乡文化传统行事。
元明时代湖广移民所携带的原乡文化，是长江中游新兴文化的代表，它是继先秦时期的楚文化之后，对四川产生重要影响的周边文化。根据学者研究，长江中游新兴文化——湖北文化，历经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它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的楚文化、六朝的荆楚文化和唐代的荆湘文化。宋、元时代，湖北文化一直被当时人视为北方类型。只是到了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湖北文化总体上已被判归南方。如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即将“湖广”归之于“江南诸省”，以与“江北四省”“西南诸省”相对。明代惩元之弊，一举将湖南、湖北两省范围设为湖广布政司（俗称湖广行省），至此两湖地区首次被纳入同一高层政区。湖北省内各地域的文化至此完成整合，这标志湖北行政区划、文化区域、经济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已趋于一致。
元明之际，麻城地区因受战争摧残，文化、经济曾一度低落。但依托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博大厚重的荆楚文化积淀，迅速重建并发展为鄂东文化名区。分析其原因，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得通衢之便。据《湖广通志》载：
楚之域介在八省之中，襟江带汉，跨豫据荆，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南极沅湘，北控关洛；襄樊居上游之要害，糜罗扼交广之咽喉，包溪洞而制巫黔，崇冈绝险，右洞庭而左彭蠡，巨泽汪汪涵，泱泱乎言楚之大，楚诚大矣。[30]
依托湖广省独特的地理优势，麻城虽然偏处一隅，但其地界三省、北依大别山区、南向江汉平原，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成为麻城崛起于鄂东北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州府）俗尚淳质好俭约，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不争，其士静而有文，朴而不陋，尊德乐道，独异于他邦，民利渔稻，农惰而田事不修，风气和平，狱讼较少。[31]
以麻城为代表的黄州地区，经明初战乱后，其地呈现出“土风厚善、尊德乐道”的社会风气，尤其凭借水利之便，使民众长于“渔稻”，此区遂成为繁庶之区。
再次，开人文鼎盛风气之先。据康熙《麻城县志》载：(www.xing528.com)
（麻城）昔为僻壤，今号名区。文献轶群，甲于天下。余发未燥，即闻其衣冠风政、田园物产、管弦沸楼，鱼虾腥市、声光雄埒，震耀邻封，乃光、黄之绝无而仅见者。若夫四民之首，人文秀出，家弦户诵。科第则麟经之乡会，名魁无出其右。[32]
由此可见，作为移民的故乡，麻城县在明代原本就具有诸多的有利条件，经济、社会、文化正处于上升发展势头。正如麻城民谣有云：“东乡田庄，西乡文章。南乡经商，北乡酒浆。”[33]这一独特的民风就是从明朝开始奠定基础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麻城由原来偏处鄂东一隅的“僻壤”一跃而成为一个人文“乡会”的“名区”。随着明代麻城经济发展迅速，原本颇多世家大族，有所谓“楚士大夫仆隶之盛甲天下”[34]之称的麻城，凭借其人文底蕴深厚，素有“俗习诗书，争荣科第”的传统，使得有明一代占士籍者多达500余人，是享誉国内的文教中心，甚至于“外省有不远千里来麻城就益者”[35]。
当麻城籍移民挟着从原乡带来的这种强劲的经济、人文优势迁入四川时，这些先天的因素肯定会对其在迁居地的成长、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来自如此背景的麻城移民家族，在进入四川后，迅速与巴蜀土著融合，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以至形成“四川世家大族故多麻城籍”[36]的现象，这绝非偶然。
对此，资阳《王氏族谱》中刊载一首《麻城县科籍诗》，就明白无误地揭示了原乡的文风对其在四川成长的内在联系：
麻城文风实堪夸，三榜题名五探花。
七会三解四宰相，三公九卿帝王家。
进士三百登金榜，举人五千戴乌纱。
布按科道无其数，知府州县斗量沙。
王公伴主安天下，果称麻城第一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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