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症儿童游戏与想象力的影响

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的故事还告诉了我们什么？当然，每个孩子的独特经历既跟他们自身的个人特质紧密相连，也跟他们所参与的游戏文化有很大关系。游戏文化虽然反映了由儿童所共同建设的独立于成人之外的社交世界，但它们却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明显地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社会文化大背景。这些文化圈子中的相互影响几乎是没有边界的。然而，人们仍然会思索这些相互作用的性质及其对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发展模式和社交经验的影响。

对这一段时间所取得进步的审视表明，情绪、安全感以及跟主要和次要照看者（家庭成员、教师）之间的依恋问题与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在游戏中的进步是息息相关的。正如在其他文献中所推测的（Ainsworth, 1982），当幼童跟一个或多个主要照顾者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时，他们便会更愿意探索周围的环境和进行游戏活动。通过始终如一的照顾和无条件的接受而建立起来的可预见性和安全感，很可能是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愿意走出来并探索非常难以捉摸的游戏世界的一个推动力。这可能使他们不那么执着于常规，并打破了那些曾经用来为他们提供结构化和对环境控制感的仪式化行为模式。此外，特蕾莎能够将从关爱她的成人那里得到的舒适感和幸福感转移到她自己心爱的物品对象（她的洋娃娃莫雷尔），标志着她开启了假扮游戏的大门。弗雷迪和杰瑞德似乎以一个不太符合常规的方式彼此将对方看作喜爱的“物品”，这可能为他们去探索游戏新的层面提供了某种舒适感。

社会性介导，包括来自我、我的同事以及经验丰富的游戏者作为支持合作伙伴的引导，似乎对建立可以产生各种水平的社会性合作的环境很有帮助。在IPG模式和相关同伴文化环境中，我的同事和我担当起社交诠释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安排自然参与共同活动的机会对创造一种相互尊重的气氛非常必要，在这种气氛中的每个孩子都被看作具有能力并且可以做出贡献的团体成员。诠释儿童在游戏中的发起能力，特别是当这种发起的方式不明显或带有非常规的特质时，也许对建立一种儿童之间彼此交往的共同基础极为重要，此外，在程度和方式上为儿童提供恰如其分的支持能力——从指导活动和互动到退出和观察，似乎促进了在各个层次上开展社会性合作和游戏的进程。

作为成人，我们对违反规则和缺乏预测能力的接受程度可能决定了我们在鹰架协助游戏技能中的效果。毕竟，最纯粹的游戏并不存在现成的规则和目标，需要持续重新进行定义规范。因此，放弃控制，允许儿童带领并为他们的互惠性和想象性游戏定调，可能是作为社交诠释者和引导者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可能跟那些被训练为有行为和发展问题的儿童担当指导性角色的特殊教育工作者、行为治疗师及相关从业人员特别有关。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成人是否可以学会这种放弃控制和适应儿童游戏中变化模式的能力，或至少部分取决于性格因素。根据我们的培训经验，我们认为它要求将两者相结合（O'Connor, 1999; Wolfberg & Schuler, 1992）。出于某些原因，我们的一些学员在游戏场合中似乎无法对孩子使用指令以外的任何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具有一种等级制的性质，几乎没有给孩子剩下什么可以探索的空间。正因如此，同伴互动也许比与成人互动具有更大的优势。正如罗戈夫（Rogoff, 1990）所指出的：“可能是由于缺乏外部控制，这种以他们自己的规则玩游戏和随时随地重新塑造活动目标的自由，正是同伴互动的独特之处和价值所在。”（p. 117）

在游戏环境中，同伴互动的价值与划定游戏引导者和同伴角色的界限特别有关。作为成人，我们显然不能在游戏中取代同伴的位置。当涉及游戏并创造一个“游戏世界”的时候，只有孩子才是真正的专家。我们可以为游戏的发生提供环境和契机，但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变成儿童游戏文化中的一员。不过，为了支持能力有缺陷的儿童自然地进行游戏，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充当诠释者和榜样提高“高手”游戏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在IPG模式中，高手游戏者的响应能力和独特的社交风格可能为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在一个共同游戏的体系中提供了不同程度的结构化和可预见性。同伴对新手游戏者不同沟通方式的响应能力，自然地影响着他们参与社交活动以及作为玩伴、合作伙伴或朋友进行互动的能力。

虽然IPG模式中的高手游戏者逐渐承担了成人引导角色的某些方面，但他们很少渴望以成人形象出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己作为“孩子”的身份去游戏和玩乐，但具有更强烈的责任意识帮助和包容团体中的所有成员。从高手游戏者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通过适应那些技能欠佳的游戏者的不同兴趣爱好和沟通风格，努力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去游戏。米莎是如此描述她作为一个高手游戏者的角色的。

我帮助孩子们做出他们自己想要玩什么游戏的决定。在他们做出自己的决定之后，我就和他们一起做游戏。有时候，我还不得不帮助他们进行轮流和分享。当第一次开始加入游戏团体时，我几乎跟他们玩不到一起。我感觉有些怪怪的，而且还有些害怕某些孩子。……我不再有奇怪的感觉，而开始喜欢他们。我们学会了玩一种特别的捉迷藏游戏。我们学会了对孩子们保持耐心。

卡洛斯对担任高手游戏者角色的看法揭示了当游戏团体的参与者彼此之间相互认识以后，学习如何沟通并在一起游戏的过程会变得更加容易。最终，让大家都很快乐，并结成“好友”。(www.xing528.com)

当我第一次开始［游戏团体］的时候，觉得有点怪怪的。最初，跟所有这些孩子一起游戏真的是非常困难。他们跑开去，做他们各自的事情。后来感觉更容易一些，因为他们对我们更加了解了。然后……我们学会了沟通的方式并一起游戏。那非常有趣。一个月之后，我们都成了好朋友。我学会了如何跟他们所有人和睦相处。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以前从没有跟他们打过交道。我还学会了跟所有的孩子沟通。

而高手游戏者在游戏中学到了识别和响应新手游戏者怪异发起方式的新技能，这些技能并未解释他们的个人风格是怎样在游戏中促进不同类型的互动的。凯拉经常在社会性假扮游戏中充当主导性的角色（如，扮演母亲的角色）给了她很大的权威去指挥他人应该干什么。这似乎为游戏的情景增添了更多的结构化和可预见性。卡洛斯和诺亚同样扮演了专断的假装角色（如，像商店经理、警察），但他们往往发号施令、故意搞怪，这似乎为结构化的游戏事件增加了灵活性。苏珂、米莎、蒂娜和罗尼更像是“甜心大叔和阿姨”，他们精心照顾那些新手游戏者，以确使他们始终参与游戏并及时了解动态，有时甚至还用嬉戏的方式去逗他们。这似乎也提供了结构化，但在方式上却与鹰架协助更相似。所有这些类型的互动明显为孩子们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建筑游戏或社会性假扮游戏的体系中将不同的兴趣爱好编织在一起。这些互动的类型及其对社交互动和游戏的影响将是我们未来研究的课题。

根据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在游戏中经验和能力水平的不同，他们依靠我、我的同事或高手游戏者帮助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这符合洛德和麦吉尔（Lord, Magill, 1989）的推论：孤独症儿童在游戏中社会性地响应他人的程度取决于其社交障碍的严重程度、经验的多寡，以及对特定同伴和游戏活动的熟悉程度，还有游戏活动的结构化程度。

在整合性游戏团体中，我所指导的这三个孩子全都发展了更复杂的游戏能力，但只有特蕾莎能将她新学到的技能转移到跟经验丰富的同伴一起游戏中，即便我没有陪在她的身边。她学会了依靠她的同伴，而不是由我去响应她的发起。高手游戏者之所以能够更加一贯地响应特蕾莎的起始行为，是因为她已经养成使用更加具有常规性的方式去沟通和发起游戏。这使特蕾莎得以成功地进入同伴团体之中，并能配合社会性假扮游戏活动，不管我或其他成人在场与否。

在另一方面，弗雷迪和杰瑞德将我教给他们的一些技能迁移到了他们跟经验丰富的同伴的游戏中。当我在场时，他们表现出更多的社会性合作、多样化、复杂形式的游戏。他们似乎更多地依赖我的提示和帮助扩展他们的游戏。此外，由于弗雷迪和杰瑞德继续以晦涩难懂的方式发起游戏，有可能是他们的同伴也比在特蕾莎的例子中更加依赖我为他们诠释。当同伴响应弗雷迪和杰瑞德的暗示时，他们仍能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成功地进入并配合社会性游戏活动。即使在孩子们无法以某种形式或方式合作游戏剧情时，他们仍然有机会观察同伴并在同伴身边平行游戏。这本身也许就已增加了他们的经验，因为他们过后确有模仿，并且练习过他们在合作框架内曾观察到的技能。

被同伴团体所接纳和归属于一个更大的儿童游戏文化的向往或动力可能跟所观察到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大。然而，如果在游戏中没有我或其他成人解释、培养、引导他们参与，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很可能仍然还是游离于同伴游戏文化边缘的局外人。正如本书中所描述的，和其他非常强调遵从常规性活动和社交结构模式的干预方法相比，整合性游戏团体模式可能提供了更大的接纳程度并更加理解差异性。由于只能相对定义行为规范、标准和期望，游戏本身在一个更大的最近发展区内为探索和发现提供了空间。

在IPG模式中，融入儿童游戏文化似乎取决于一个团体身份的认同，也就是超越了单纯的容忍，充分赞赏和无条件接纳同伴的不同。构建一种持续重新定义并重塑对“正常”含义的理解的同伴团体身份，使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在一个日益扩大的社交网络内安全地效仿同伴，尝试新的社交角色，并结成友谊。也许游戏是社会性包容的终极形式，因为它认可差异，并容纳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