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几件事能比了解他人的经历更加令人着迷或让人增长见识的了，尤其是那些对这个世界具有独特体验的人。他们的生命见证了一种使我们深受感动的力量，帮助我们想象生活于不同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的情形，让我们能深刻体察到生命的奥秘，也许可为我们提供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命运、自我存在的意义的参照体系。
——威廉·麦金利·鲁尼恩《生活史与心理传记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试图准确地描绘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在努力进入他们的同伴游戏文化的过程中各自遭遇到的困难以及所取得的成功（见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融入游戏文化过程的概况表12.1）。针对IPG模式，民族志提供了一种深入和细致的手段去抓住寓于每个孩子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活动模式之中的社会性和象征性发展演化过程。通过分享他们的故事，我希望能够提高我们对理论和实践的理解，以便为孤独症儿童的生活做出有意义的改变。
表12.1 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融入游戏文化过程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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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和方法指引着我呼吁从不同的理论观点出发去加以探索。我常常思考孤独症儿童在社会性合作和想象力的游戏方面到底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在游戏、口语、写作和绘画中正在显露出的互惠性社交关系和象征性表达能力的质变过程，以及促进社会性和象征性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
我发现社会文化和社会建构理论特别适合用来解释社会性和象征性发展的复杂过程。我将通过对同伴文化活动的社交参与所促进的儿童社会和象征性能力的发展看作心智的重大转变，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累积的、直线的过程。正如维果茨基（1978）所指出的：
儿童发展是一个具有周期性、不同功能的发展呈现出不均衡性、从一种到另一种发展形式的蜕变或质变的且内外部因素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辩证过程，并且是儿童克服障碍的适应性过程。（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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