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七年（1357年），是元末农民战争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红巾军主力在刘福通的指挥下，开始采取分路出击、北上西进的作战策略，以图打破元军合围计划。而红巾军主力因孤军深入元朝统治腹心地区，使元朝统治者得以从容设防，调集各路元军进行围追堵截，这就给余下的红巾军势力在南方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明玉珍率斗船50艘，到川、峡间购粮。
明玉珍乘四川内部防守的空虚，溯江而上，进取重庆。时蜀中承平日久，忽见斗船大集，远近为之骚动。由于元兵军无斗志，早已无力抵抗，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连夜逃往果州（今南充市），左丞哈林秃出战被擒。重庆父老把明玉珍的军队迎进城内，沿途焚香，夹道欢迎。由于明玉珍的红巾军禁止抢掠，所以城中安堵如故。
当明玉珍从湖北举兵占领重庆之时，元朝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从重庆逃往果州，其心未死，又继续纠集力量，准备随时向重庆发动反扑。不久，东系红巾军余部由陕甘进入四川，在李喜喜的率领下，以“青巾军”为号，于当年九月从川西北退入四川，沿途攻陷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的汉州、灌县、雅州、天全、名山等“数十城”，迫使四川行省官员退守嘉定。明玉珍不仅要应对四川境内外这两股势力的威胁，还要听命于天完政权的节制，接受来自长江中游的军事首领的指挥。其后，随着天完红巾政权内部斗争的日趋激烈，据守四川的明玉珍难以置身世外。为了缓解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明玉珍在占领重庆之后，不得不把军事斗争摆在首位。
在取得击溃青巾军主力[33]，肃清元朝在川残余势力，会兵三峡讨伐陈友谅，出兵汉中攻取陕右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之后，明玉珍进一步巩固了在四川的统治地位，“由是蜀中郡县相继下，玉珍尽有川蜀之地”[34]。在疆土日渐开拓，四川局面日益稳定的基础上，为了适应雄踞陇蜀的需要，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正月初一，明玉珍终于迈开了建立自己政权的决定性步骤，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大夏，改元天统，定都重庆。明玉珍称帝后，为了开拓生存空间，他曾经效法诸葛亮治蜀之策，向南发展，决定派遣万胜领兵号称3万，分兵三路进攻云南，但均遭失败。(www.xing528.com)
在内政方面，明玉珍的“大夏国”却多有所作为，为巴蜀地区营造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宁局面。首先，军纪严明，所到之处不扰民害民，与同时代的李喜喜部“青巾军”入蜀，“大肆杀戮”，蜀民普遍“遭青巾之苦”[35]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次，重视民生经济。在内部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安辑扶养为急务，以取财用，以图自保。实行“十取其一”的赋税制度，并使“农家无力役之征”，治绩堪称“小康”，使四川境内出现了“幸获扶养，颇得苏息”，“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的景象。[36]再次，注重搞好与本土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倡兴文办学、恢复科举、招贤纳才的措施。明初学者方孝孺评价说：夏主明玉珍据蜀“躬行俭约”，“禁侵略，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37]。
明玉珍塑像
天统五年（1366年）二月六日，明玉珍在重庆去世，年仅38岁。明玉珍死后，遗诏立10岁的太子明昇即位，改元开熙，尊彭氏为皇太后，垂帘听政，从此开始了大夏国二世明昇的统治时期。然而，明玉珍尸骨未寒，即祸起萧墙，大夏政权将领之间即自相残杀。幼主昏庸，难有作为，大夏朝政被操纵在权臣的手中，因此，败亡也是不可避免的了。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正式下达进讨明夏的命令。当时明军兵分两路进入四川：一路由征西将军汤和帅副将军廖永忠，以舟师由瞿塘直逼重庆；另一路由征虏前将军傅友德率步骑，由秦陇进取成都。在大军压境面前，六月二十一日，夏丞相刘仁挟幼主明昇并皇太后彭氏诣朝天门向明军投降。据杨学可《明氏实录》说：“明氏前后二主，起于至正辛丑，止于洪武辛亥，共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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