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民：湖广填四川，移民滥觞

徐寿辉、邹普胜领导的蕲黄首义，给元王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西系红巾军声势大振，迅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掀起波澜。一时间湖广、江西、安徽地区的民众纷纷揭竿而起，竞相汇入反元斗争的滚滚洪流中来。正当蕲黄起义向湖湘和江东、江西地区蔓延之际，一个跨地域的移民大趋势也正在中部地区涌动。活跃在这一地区的红巾军起义，正好助推了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西系红巾军在荆楚的行动，加剧了中部地区的人口的外流趋势，使得今湖北地区一时间成为跨区域移民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正好成为推进日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跨地域移民活动的滥觞。

一方面是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荆楚。经过元末社会动乱之后，荆楚地区人口急剧下降。在元末红巾军起义初期，由于元朝官军的镇压，大批土著居民或死或徙，使得湖北人口处于负增长状态。在度过元末农民起义低潮之后，西系红巾军余部得以重新聚结，趁势在湖广地区掀起了反元斗争的新高潮。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徐寿辉部将倪文俊趁势再起，一举攻占沔阳府，并以此为根据地向四周发展。一时间，“荆、岳、潭、鄂、黄、蕲、澧、六、常德、宝庆、江、处、洪、吉等州，皆为所据”^[8]。其后，天完政权内部发生分裂，倪文俊袭杀徐寿辉不成，反被陈友谅取代。陈友谅以江州为都，自称汉王。接着，陈友谅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立为帝，建国号大汉，将战场下移至江西、安徽境内。这样，鄂东局势相对安定，遂成为江西、安徽人口避难的最好去处。许多江西、安徽的避难家族，纷纷选择麻城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于是，黄州府及其所属的麻城便成为当时外来人口聚集的中心。

对于元末江右地区人口外逃趋势，许多文献都有所记述：

元季乱兴蕲、沔，江右最先被兵，列郡瓦解……乡人亲戚多劝挈家避匿”^[9]

洎乎元明革命，赣省兵燹迭见，人民不遑宁处。其由江右而播迁荆楚者，几如江出西陵，其奔流放肆大（原文如此），南合湘、沅，北会汉沔，其势益涨，而其源则同发于岷山也。”^[10]

尔时初被徐兵凶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11]

至今黄、麻地区许多家族在追溯祖先来源时，都提到了他们是元季从江西避难而来的。例如黄冈《黄氏宗谱》称：“现今大姓之杂于（黄）冈、（蕲）水、麻（城）、（黄）安者，类皆发源于江右。”^[12]《彭氏宗谱》亦云：“（麻城）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13]对于江西百姓为何成群结队迁往麻城的原因，麻城文史学者李敏引述《余氏族谱》所保存的一篇《二世祖迁麻遗文》堪称宝贵，文中记述迁徙原因在于“兵燹之忧，日无宁刻”，其迁徙过程持续了至少十二三年。兹援引该文如下：(www.xing528.com)

我父之迁麻城也，在洪武之八年，十年生我。我八九岁时，父尝对母言曰：“迁居之苦，当为儿言之矣！”陈友杰（谅）抚有江西、福建，太祖未下，兵燹之忧，日无宁刻。虽大军爱民如子，而百姓见之提防，人各避锋，士如瓜裂。我于是携母走浮梁，过余干，至庐山、鄱阳，澎湃惊人，月余始渡。寄食于兴国州之胡姓家数日，胡姓诚恩人也。后忽至武昌之金牛，欲居焉。然江分南北，南岸干戈如故，不若江北之稍宁。春三月渡江，由齐安北上，幸遇故土之郝公、秦公、曹公，亦逃居于窳泥陂之所，我始安焉。儿记之，以遗后人。^[14]

另一方面是荆楚本地人口的大量迁出。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由布王三、孟海马领导的“南锁红军”和“北锁红军”，活跃于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及汉水流域一带，与鄂东的西系红巾军互相呼应，形成为“扼荆、襄上流，蕲、黄乘势连结”^[15]的局面。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鄂东红巾军趁势再起，自沔阳攻取中兴路（今江陵市），占领武昌、汉阳等路，并迁天完政权都城于汉阳。元朝随即命令四川行省就近派兵前往镇压，于是，襄阳、荆门、峡州、武昌一带成为两军交战的战场，受祸尤烈，由此造成“民死于兵疫者十六七”^[16]，“数百里半为墟土”^[17]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荆楚地区的民众，以及最先被兵迁居在江右地区的民众，为了外出躲避战乱，不得不向外再度迁移，以至出现“民之逃徙者十将八九”^[18]的后果。这样，这些自江西迁入麻城的家族中，又有大量人群迁往邻近的德安府，乃至迁往四川及陕西地区，一般称之为“麻城过籍”。

近年来出土的有关元末楚人迁川碑刻拓片

（采自《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

环顾当时楚地四周，唯有四川灾乱较少，于是，四川遂成为楚人所欲寻觅的外迁乐土。加之楚蜀两省相邻，入蜀之路甚为便利，因此四川必然成为这一时期楚人外迁的首选目的地。由于当时“大江上下皆剧盗阻绝”^[19]，“南北绝，一羽不通”^[20]，水上交通梗阻，陆路交通相对安全，因此，元末以来许多江右入蜀避难的人群，大多避开水路，先过江北上，然后再由鄂东麻城中转西进，中经“随枣走廊”转进至襄阳，再由襄阳西进，最后由巴东进抵四川巫山。可以说，这样的迁移路线正是在元末农民战争的特殊局势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