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屯田制度由于内部管理不善和军户的大量逃亡，到了中后期逐渐走向衰败。及至元末，屯田入不敷出，加上持续战乱，基本上处于难以为继的局面。元初创立的川西军事屯垦区，也大致逃脱不了这一结局。有关这一屯田区究竟取得了何种成效，产生了何种影响，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录。推测起来，大致在创立初期可能收到了一定成效，例如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聚集在此区的外来人口增加，税收也有增长等。但到了后来，随着屯田制度的腐败，昔日风光无限的四川军民屯田也随之不见了踪影。
不过，即使这一屯垦区消亡了，它也会留下某些影响。如同一个地理实体消失后，其名称还会在一段时间延续一样，当成都路军屯从崇庆州消亡之后，作为军屯番号的“孝感乡”，必然还会以某种方式在崇庆州传承下去。
光绪三年（1877年）刊印的《崇庆州志》，对于境内元明时代的乡名，有过这样的记载：
区地以乡，自宋已然……明时古钟题曰江原乡外，如玉圭、从善、畸林、夏林，父老犹能言之。[66]
这表明，在当时依据明代古钟和父老传言，尚能寻找到元明时代的一些乡名，其中并没有提到有过“孝感乡”的存在。但到了民国15年（1926年）刊印《崇庆县志》时，在一口明代古钟上，却意外地发现了有“孝感乡”的铭文题款：
县境镇村乡之名……北则……孝感乡，明在莲经庵。[67]
怀远乡莲经庵，隋刹。清重建。殿额贡生王简臣书。钟，成化十二年（1476年）铸，称孝感乡冶工、蒲（江）县俞文宗等磬……高鹏纪莲经寺碑文云：崇庆去城西际百余里，有寺名莲经庵。旧有莲花植岩畔，故谚名之曰：莲台山寺。[68]
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新编《崇庆县志》，对明代崇庆“孝感乡”的存在及位置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元代和明代，仅可查到一些乡镇名称……从民国《崇庆县志·宗教》所载庙宇铸钟，可见元明两代的乡镇名有……孝感乡……至于元、明两代崇庆究竟有多少乡镇，分属于今何乡镇，已无从确述。[69]
街子古镇即景
街子乡，位于县之西北，东北与灌县接壤……五代时名“横渠镇”，因横于味江之畔，故名……明属孝感乡、清泉乡。[70]
根据上述文字可知，民国地方志编者依据“新采诸寺金石”，即依据莲经寺古钟上保存的一处明代铭文题款，发现了该县境内有过“孝感乡”存在的文物证据。新志编修者虽没有列举新的证据，但却依据民国志所载“怀远乡莲经庵”地处街子乡（今崇州市街子镇）的记述，对街子乡在明代即属于孝感乡的事实作出了推断。
然而，要得出崇州市境内明代存在“孝感乡”的结论，还需要有过硬的文物实证来支持。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著《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一书中，收有两方保藏于都江堰市文物管理局的明代“买地券”[71]，内容均涉及“成都府崇庆州孝感乡”。现摘录于后：
其一为“僧宗顺镇墓文券”。
【年代】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
【题额】
镇墓记
【券文】
维大明嘉靖三十一年岁次壬子三月初一/日癸未越廿六日戊申子时据/四川蜀府维新轩人氏见（现）寓成都府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石佛沟石伏（佛）寺住持修砌/佳城什子徒宗顺号大通……
僧宗顺镇墓文券拓片
（采自《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
僧相贵生圹买地券
（采自《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
其二为“僧相贵生圹买地券”。
【年代】明（1368至1644年）
【券文】
维大明年月日朔日值据/四川西蜀内江王府官山味江河中和山大安寺奉/神立券买地亾（亡）人相贵正性之灵存日元阳乙巳相三/月二十九日戌时受生祖系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地……
据券文，墓主相贵生前系明代四川西蜀内江王府官山味江河中和山大安寺和尚[72]，明“乙巳”年三月二十九日生于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因该买地券为墓主在生之年预置，故卒年及下葬时间、地点皆不可考。
又新编《灌县志》第七章《金石志》收有《相贵买地券》一方，其录文如下：
维大明……川西蜀内江王府官山，味江河中和山泰安寺奉神立券，买地亡人相贵……祖系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
原按：本券出土于灌县泰安乡平乐大队七生产队，现存乡政府。[73]
起源于东汉，盛行于唐代的买地券，演变到元代以后，逐渐成为人们料理死者后事的一种常用形式。出土于都江堰市的上述两方买地券，其中一方明确在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坪乐村出土[74]，该地正属于当年元代成都军屯地之一——灌州青城县的范围。
上述两方买地券显示，墓主一个为“维新轩人氏”的僧人宗顺，是“成都府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石佛沟石佛寺住持”；另一个为出生于“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的相贵。这里提到了两个地名：“维新轩”与“火烧坡”，其位置均与街子场（今崇州市街子镇）有关。对此，民国《崇庆县志》有如下的记述和考证：
万历铁钟 在街子场三圣宫殿前。钟文云：万历六年戊寅十一月九日造。维新轩、火烧坡，河东蜀府云云……故老流传，则在今茨街子。以此钟证之，未置场前，原名维新轩场。东临寺有水圣寺古碑云：万历四十二年，于班巷上村维新轩地置场，易名街子。[75]
由此可见，两方券文所提到的“维新轩”与“火烧坡”，就在街子场。两人均与寺庙——“石佛沟石佛寺”和“味江河中和山大安寺”有关。大安寺即坐落在青城后山的泰安寺（今都江堰市泰安古镇）。街子场、大安寺与元代大栅镇孝感乡军屯所在地（今崇州市三郎镇），均属邻境地带，它们成为明代孝感乡的所在地，也在情理之中。
两位墓主生活的年代大致在明嘉靖之世，以此证之，此时出现在买地券上的“孝感乡”，可能由于人口的聚集增加，已经由原有的孝感乡军屯番号，演变成为崇庆州的一个乡级地理单元。其范围除大部在崇庆县街子镇外，部分还包括今都江堰市柳街义虎村一带地方。[76]
至此，我们对于元明以来孝感乡在崇庆州的演变轨迹，可作如下之归纳：
元初创立军屯区时，有两个万户府——五路万户府和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根据四川行省的安排，在崇庆州境内立屯开垦。当时，这两个军屯都以“孝感乡”命名，但这个孝感乡并不是当地县以下的一个地理单元，它只是外来军户所带来的一个军屯番号而已。明代以来，在元代当年设置孝感乡屯田所在地区——大栅镇至街子场一带地方，开始出现了“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的地名，表明此时之“孝感乡”已由原来的军屯番号，逐渐演变为崇庆州下属的一个地理单元。至于元明时代，是什么原因促使“孝感乡”发生由虚到实，即由一个空头军屯番号到一个实体地理单位的演变过程？可以有两种假设：
第一，因俗而置。鉴于元代孝感乡军屯立于此区，在历时二三百年的历史风雨冲刷之下，作为军屯番号的孝感乡，其影响仍持续存在，以至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当地居民出于对原有军屯番号的认同，在从众习俗心理的影响下，一任其旧，故将新设置的这个乡一级地理单位，也称为孝感乡。
第二，移民因素。由两方“崇庆州孝感乡火烧坡”券文所反映的墓主生活的嘉靖时期，上距元末楚人迁川热潮的兴起已经有将近两个世纪。在大规模楚人迁川潮流的历史背景下，注定有不少麻城孝感乡的移民来到四川，来到崇庆州。随着聚居此地的孝感乡民的增多，也有可能将原来湖广省麻城县下这一地理单元的名称带进当地，从而将其称之为孝感乡。
总之，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或者是二者的结合，都使得“孝感乡”这一名称容易在崇庆州境内找到再次现身的土壤。所以，孝感乡得以在元明时代的崇庆州上演了一出跨越时空的活剧，绝不是偶然的。后来只是经过明末清初的大动乱，当新一轮移民高潮到来之际，它才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下，从当地历史中湮灭无闻，以至在今天崇州民众的记忆中，也只能依稀记得自己的祖先是在明清移民运动中，从湖广麻城孝感乡来到四川的。而对于发生在元初那段遥远的历史插曲，即由元明时代一个军屯番号演变为明代的地理单元名称，再到消亡得踪影全无的历史插曲，则很少有人知悉。
【注释】
[1]参见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2]郝经：《陵川集》卷8《蜀亡叹赠眉山唐仲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9《衡州上元记》，《四部丛刊》本。
[4]刘岳申：《申斋集》卷2《赠蒲学正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郝经：《陵川集》卷8《蜀亡叹赠眉山唐仲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傅增湘等纂辑：《宋代蜀文辑存》卷84《论救蜀四事疏》，（香港）龙门书店，1971年影印本，第1066页。
[7]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0《史氏程夫人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袁桷：《清容集》卷34《史母程氏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元史》卷155《汪惟正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657页。
[10]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3《亡弟嘉鱼大夫仲常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0《题晋阳罗氏族谱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揭傒斯：《文安集》卷11《彭州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民国《名山县新志》卷16。
[14]《元史》卷60《地理志》，第1436页。
[15]《元史》卷5《世祖纪》，第112页。
[16]《元史》卷3《宪宗纪》，第46页。
[17]例如，至元二年（1265年），根据赛典赤的建议，忽必烈命令四川行枢密院分兵屯田，诏准“四川各翼军，有地者征其税，给无田者粮”（《元史》卷6《世祖纪》，第105页）。至元六年（1269年年），李忽兰吉在夔州路（今四川奉节）境“立章广平山寨，置屯田”（《元史》卷162《李忽兰吉传》，第3793页）。至元九年（1272年年），杨文安于保宁府（今四川阆中）境小宁置屯田（《元史》卷161《杨文安传》，第3781页）等。
[18]《元史》卷125《赛典赤瞻思丁传》，第3063页。(www.xing528.com)
[19]《元史》卷155《汪良臣传》，第3655页。
[20]参见李倩：《试论〈元史·兵志〉中关于屯田的漏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12期。
[21]《元史》卷100《兵志》，第2572页。
[22]《元史》卷13《世祖纪》，第267页。
[23]参见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第5卷（元明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24]王恽：《论屯田五利事状》，《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6。
[25]《宋史》卷46《度宗纪》。
[26]《元史》卷99《兵志》，第2542页。
[27]《元史》卷13《世祖纪》，第267页。
[28]《元史》卷100《兵志》，第2573页。
[29]《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屯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谢汝霖等修、罗元黼等纂：民国《崇庆县志》卷3《事纪》；民国《灌县志》卷17《故实纪》。
[31]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64页。
[32]《元史》卷100《兵志》，第2558页。
[33]《元史》卷100《兵志》。
[34]参见萧启庆：《元代的镇戍制度》，载《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120页。
[35]王涯军：《宋代川峡四路市镇地理考》，载蓝勇主编：《西南史地》第一辑，巴蜀书社，2009年，第164页。
[36]灌县志编纂委员会：《灌县志》第三章《基层政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7页。
[37]民国《崇庆县志》卷12《丛谈》。
[38]蒲孝荣主编：《四川地名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60页。
[39]崇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崇州市志》（1986～2000），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1页。
[40]民国《崇庆县志》卷12《丛谈》。
[41]民国《崇庆县志》卷12《丛谈》。
[42]民国《崇庆县志》卷9《宗教》。
[43]民国《崇庆县志》卷1《方舆》。
[44]民国《崇庆县志》卷11《艺文》。
[45]《元史》卷100《兵志》。
[46]欧阳玄：《圭斋文集》卷9《虞集神道碑》。
[47]王恽：《秋涧集》卷86《乌台笔补》。
[48]参见陈世松：《元“诗书名将”述律杰事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1996年第5期。
[49]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元文类》卷62。
[50]《元史》卷155《史天泽传》。
[51]《元史》卷146《杨惟中传》。
[52]《元史》卷100《兵志》。
[53]参见瞿大风：《元朝蒙古统治的山西地区》，2003年南开大学博士论文。
[54]《元史》卷149《刘黑马传》。
[55]《元史》卷4《世祖纪》。
[56]魏了翁：《鹤山集》卷26《贴黄》。
[57]《元史》卷119《塔思传》。
[58]《元史》卷3《世祖纪》。
[59]《元史》卷3《世祖纪》。
[60]《元史》卷11《世祖纪》。
[61]《元史》卷11《世祖纪》。
[62]《元史》卷13《世祖纪》。
[63]吴文武：《元代两淮地区屯田考》，《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
[64]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著：《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综释》，文物出版社，2012年。
[65]弘治十七年《万本墓志铭》，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著：《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综释》，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657～658页。
[66]光绪《崇庆州志》，转引自崇庆县志编纂委员会：《崇庆县志》第3篇《建置·行政区划》，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页。
[67]民国《崇庆县志》卷12《丛谈》。
[68]民国《崇庆县志》卷9《宗教》。
[69]崇庆县志编纂委员会：《崇庆县志》第3篇《建置·行政区划》，第69页。
[70]崇庆县志编纂委员会：《崇庆县志》第33篇《乡镇概况》，第865页。
[71]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著：《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838页、1111页。
[72]经请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胡昭曦教授，他认为此说尚待查考。因为，在大安寺奉神立券预置买地劵，是否即和尚？相贵，可能复姓相里名贵，非僧姓或法号。
[73]灌县志编纂委员会：《灌县志》第七章《金石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8页。
[74]《都江堰市金石录》载：相贵买地券出土于青城山镇坪乐村。《都江堰金石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9页。
[75]民国《崇庆州县志》卷11《艺文》。
[76]新编《灌县志》第3章《基层政区》，在两宋基层政区中，列有“孝感乡”条，称其位置在“今柳街义虎村一带及崇庆县部分地”。其说的时代判断值得怀疑：（1）《灌县志》未列举宋代有孝感乡的直接依据；（2）元代临境崇庆州有孝感乡军屯两处，灌县不见孝感乡地名；（3）《灌县志》既称孝感乡辖地包括崇庆县部分地，而《崇庆县志》则证明街子镇明代有孝感乡。由此推知，可能明代崇庆县孝感乡，除辖有今街子镇外，也包括邻境之都江堰市柳街乡义虎村在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