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症儿童游戏团体的整合性研究

在我的指导下，9岁至11岁的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都参与了IPG模式课程的试点中。我从社区教育基金会中还收到了小额赠款，用来购买游戏材料，并进行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我收集了大量记录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在各自游戏团体和有关社会活动中早期经历的录像。在相对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和普通同伴的游戏中取得了进步。这成为我后来在硕士论文中进行田野研究所摄制的一部纪录影片的素材（Wolfberg, 1988）。

我对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发展的兴趣远远超出了IPG模式本身的范围。我分门别类地组织并整理能代表每个孩子社会性和象征性发展追踪证据的各种书面记录和私人制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他们跟同龄人的社会关系明显地改善了，并且在游戏、语言、写作、绘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象征性的表达。虽然我才开始收集一些零散的信息，一旦把它们拼凑成一幅图画，就可以从中发现这些特别儿童的动人故事。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我将有幸在随后的几年中为此而开展质性研究。

在特蕾莎、弗雷迪和杰瑞德小学毕业以后，我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特殊教育联合项目攻读博士学位。与此同时，阿德里安娜·舒勒和我共同指导了一项研究和示范项目，旨在进一步提高和完善IPG模式（Wolfberg & Schuler, 1992）。我们与当地社区的一些家庭和学校合作，建立了IPG模式，并且对干预模式进行了现场测试。

在这些早期努力的基础之上，越来越多聚焦于IPG模式的研究在这些年里不断涌现出来（Gonsier-Gerdin, 1992; Lantz, Nelson, & Loftin, 2004; Mikaelan, 2003; O'Connor, 1999; Richard & Goupil, 2005; Wolfberg, 1994; Wolfberg & Schuler, 1992, 1993; Yang, Wolfberg, Wu, & Hwu, 2003; Zercher, Hunt, Schuler, & Webster, 2001）。这其中包括一系列探索性和实验性的研究，不仅有我们自己研究团队进行的，也有试图重复我们研究的其他团队完成的。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IPG模式的有效性及其对孤独症儿童的社会性和象征性游戏方面的影响。总体而言，研究包括那些代表不同年龄（3～11岁）和不同能力的孤独症谱系儿童，他们分别在北美和亚洲的学校、家庭和社区中加入各自的IPG。这些研究中的绝大多数还包括了社会性验证手段，用来评估家长对孤独症孩子干预效果的看法。(www.xing528.com)

不断积累的经验表明，IPG模式总体是有效的，产生了可泛化和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成果。在成人的指导和同伴的配合下，孤独症儿童较实施干预前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社会性和象征性层面的游戏能力。具体而言，在游戏中孤立和刻板的行为随着社会性合作游戏（平行、共同焦点、共同目标）和象征性游戏（功能性和象征／假扮性）协同进步的不断增加而显著减少。少数案例还记录了语言能力的提高。重要的是，研究证据还表明，取得的技能即便在成人退出帮助以后仍然能够得以持续。此外，观测性和社会性验证数据表明，已获得技能的泛化超越了某一特定的游戏团体自身的范围，既被运用到跟其他的同伴和兄弟姐妹的游戏中，也被运用在学校、家庭、社区以及社会活动的多种场合中。

此外，还有对高手游戏者的态度、感知和经验的研究（Gonsier-Gerdin, 1992; Wolfberg, 1994; Yang et al., 2003）。在观察和访谈游戏引导者及伙伴的基础上发现，同伴对新手游戏者所表现出的不同特质不仅更加敏锐了，而且还更加宽容和接纳了。进而，他们还展现了一种责任感，以及懂得应该如何去适应缺乏游戏技能的孩子们的不同爱好和沟通方式，来使其融入。他们还进一步反馈，他们和新手游戏者之间共同的乐趣和彼此间建立的友谊，发展到了超出游戏团体之外的家庭和社区的课余活动中。

虽然IPG模式一贯被认为是有实证数据支持的干预方法（Banks et al., 2005; DiSalvo & Oswald, 2002; Iovannone, Dunlop, Huber, & Kincaid, 2003），我们认识到仍有必要对那些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进行持续性研究。特别是，这里所收集的研究报告仍然在样本大小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一些局限。难题之一是，孤独症人群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性，因此很难找到很多可以作为对照并与之相匹配的参与者（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1）。另一个难题是，迄今为止所用的方法并不足以提供如传统实验研究那样通过大样本对照性实验治疗设计所得出的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正在着手配对两个更大的样本组以进行新的长期研究，并采用随机对照设计来测试孤独症儿童，以及使用质性调查研究，发现干预对那些参与IPG模式的普通同龄人所造成的潜在影响（Wolfberg, Turiel, & DeWitt, 2012）。结合互补方法的优势在于它开启了新的研究问题和调查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