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完成都军屯的设点位置之后，我们再来探讨带乡名的军屯。依据表2可知，在上述军屯中，以“乡”命名的有5个：
崇庆州：义兴乡，孝感乡，大栅镇孝感乡。
灌州：怀仁乡，龙池乡。
前面我们提到过，在明代县下的“乡”只是一个地理单元，不具有行政职能，行使基层行政职能的是设在乡这一地理单元上的保甲。事实上，这种情况即使在宋元时代也同样存在。上述5个军屯，既带有“乡”名，表明它们都分别设立在该乡所在的地理单元。对于这5个地理单元的情况，灌州的怀仁乡与龙池乡，不知道是元代以前的地理单元，还是元代新设的地理单元。但对于崇庆州下的“义兴乡”，则可以断定，这是元明清沿袭使用的乡名，其地理单元的位置清晰可考。据民国《崇庆县志》“义兴乡”条云：
西则义兴乡，元在上皇觉寺诸处，有冷水村、将军村之名……凡此皆历历可考也。若历元明清三代，至今尚仍旧名者，惟义兴一乡而已。[41]
由此可见，元代义兴乡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其具体位置在民国上皇觉寺。民国《崇庆县志·宗教志》依据保存下来的古钟铭文，对上皇觉寺的位置作了如下记述：
上皇觉寺，明刹，原名玉皇寺。钟二：一明弘治五年铸，冶工蒲江刘伯万、伯深……解元何明礼钟文：崇西有皇觉寺，此古刹也。[42](www.xing528.com)
据此可知，义兴乡在民国崇庆县西。又义兴乡境有文井江“川西第一桥”；文井江，西江之水出焉。[43]按此桥今在崇州市元通镇。结合表2可知，元代有义兴乡楠木园军屯，则此屯必然设立在崇庆州晋原县下义兴乡地理单元之上，而义兴乡又历元明清“至今尚仍旧名”，如此可以确知，元代义兴乡地理单元当位于今崇州市西元通镇境。
而上述两个带“孝感乡”的军屯，其性质则明显与义兴乡不同：
第一，这两处以“孝感乡”军屯所带的前缀——“乡”，不是当地县下地理单元。这是因为：（1）如果“孝感乡”军屯的名称，与义兴乡一样，是县下地理单元，那么，在同一崇庆州境内，岂不出现了两个“孝感乡”的地理单元？（2）这两处“孝感乡”军屯，分别由两个军事机构主持，一个为五路万户府，另一个为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分设于不同区域，一个在晋原县，一个大栅镇。二者泾渭分明，一个书写为“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另一个则书写为“崇庆州晋原县孝感乡”，显然二者不会是义兴乡那样的地理单元。
第二，唐宋以来地方建置中的“乡”“镇”并列，其通常的书写格式是，乡在前，镇在后。其所表达的含义是，乡是一个地理单元，镇是建立在该地理单元的集市。以崇庆州为例，民国《崇庆县志》引明嘉靖元年（1522年）“崇彊寺钟”云：“玉圭乡道德镇崇德观，大元泰定古迹，香火道场。”[44]这一题记表明，元明以来的道德镇，是建置在玉圭乡这一地理单元之上的。而表2所提供的“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军屯名称看，它明显违背这一传统书写格式，不是将“孝感乡”置于“大栅镇”之前，而是将“大栅镇”置于“孝感乡”之前。这一明显不符合元明以来的表达惯例说明，坐落于大栅镇境内的这处“孝感乡”，显然不是当地的一个地理单元的名称。
第三，从地理单元得名的由来看，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地方凡有以“孝”命名的地名，往往与本地出了感天动地的“孝悌”故事有关。今查崇庆古今历史，在元代以前，根本找不出这样的“孝悌”故事发生。既然如此，在同一崇庆州地盘上立着以“孝感乡”命名的两处军屯，从文化来源看，明显与崇庆州当地没有多少关系。
既然这两处“孝感乡”军屯的名称，不像义兴乡那样是属于当地的一个地理单元，那么，它们的性质又会是什么呢？根据“大栅镇孝感乡”军屯的组合表述方式看，孝感乡既然不是大栅镇所在地理单元的名称，那么它很可能就是坐落在大栅镇上的军屯番号。而这一番号在文化渊源上既然与崇庆州当地无关，那么，它的得名会不会与外来的屯军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呢？这就需要将它与军屯的主持机构——五路万户府和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以及屯军的来源地结合起来作一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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