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洪北孔”之后,传奇创作已是强弩之末。不过,乾隆年间仍有两位作家——“东张”和“西蒋”值得注意。
“东张”即张坚(公元1672—1754年),字齐元,号漱石,又号洞庭山人,江苏上元(今江宁)人。才高气奇,不阿时趋尚,一生寂寥落魄,但著述丰富,诗文外尚有传奇四种:《梦中缘》、《梅花簪》、《怀沙记》、《玉狮坠》,合刻为《玉燕堂四种曲》。《梦中缘》成就最高,敷衍了一生二女的悲欢故事,歌颂真情种,抨击假道学,其“排场变幻,词旨精致,洵为昉思后劲,足开藏园先声⋯⋯”(杨恩寿《词余丛话》)
“西蒋”即蒋士铨(公元1725—1785年),字辛畲,一字苕生,号清容,又号藏园,晚年号定甫,离垢居士,江西省信州府铅山人。家教良好,科举仕宦春风得意,桃李满天下,诗作与袁枚、赵翼并称“三大家”。“儒生而抱康济之志,文苑而兼任侠之风”(李祖陶《忠雅堂文录引》),耿介不屑事权贵。其剧作31种,现存16种,最通行的刊本是《藏园九种曲》(又称《红雪楼九种曲》),包括《一片石》、《空谷音》、《桂林霜》、《四弦秋》、《雪中人》、《临 川梦》、《香祖楼》、《第二碑》、《冬青树》,除《一片石》、《四弦秋》、《第二碑》为杂剧外,其余皆为传奇,以《冬青树》最负盛名。此剧二卷38出,演文天祥、谢枋得殉难故事,体现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主旨,不乏声情并茂的好曲子。
“南洪北孔”后,传奇创作进入所谓“余势”(余波)时代。但昆曲舞台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十分兴旺,只是在剧本和演出形式上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剧本体制大为缩短,张坚、蒋士铨,以及唐英、沈起凤、夏纶等人对传奇的格局、语言、风格都作了调整,使之通俗化、地方化。如沈起凤的《沈氏四种》,突破传奇体制,曲少白多,曲词通俗易懂,说白多为方言俗语。唐英的《古柏堂传奇》深受花部影响,昆曲梆子化。其次,折子戏大量出现,代替了全本演出。(www.xing528.com)
折子戏大量出现不是偶然的。由于清廷大兴文字狱,并在扬州设局修改戏曲,给传奇创作带来消极影响,不少人放弃了传奇创作。仍在坚持创作的许多文人,脱离舞台实际,只顾照谱填词,闭门造车,内容陈旧,形式拖沓,达不到演出水平,即使勉强上演也难以保留下来。于是,昆曲艺人便从大量传统剧目中筛选摘取出若干片段,精心加工提高,产生出折子戏的演出形式,形成独特的表演体系。
折子戏一般有两种演出方式,其一是将原本精简场子,去芜存菁,浓缩成最精彩的若干出,仍保持完整的故事情节;其二是将不同剧目的折子荟萃集锦,组成花团锦簇的一台戏。折子戏来自全本戏,大多是全本戏中比较重要的关目或具有某种特色的段落,经过加工提高,更加多姿多彩,引人入胜。折子戏以新的内容和面貌弥补了传奇创作低潮期的缺陷,给乾、嘉年间的昆曲艺术带来生动活泼的局面。折子戏不同程度地发展丰富了原作的思想性,使得内容更加概括紧凑,形式更加生动好看,从而为演出活动开辟了新的天地,使昆曲艺术又延续了200多年。玩花主人编选、钱德苍续选的《缀白裘》以及《醉怡情》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折子戏时代的特色,总结了折子戏的演出成果。
清代昆曲的角色行当,因袭明代传奇旧称并有所调整,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有“江湖十二角色”,其实一般只有十门角色,即生、小生、旦、老旦、贴、外、末、净、副、丑,以生、旦、净、丑最为重要。传奇一般总是以一生一旦为全剧之纲领,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来串联人物,展开故事。黄旛绰《梨园原》(又称《明心鉴》)专论昆曲表演技艺,堪称经验之谈。徐大椿《乐府传声》对于昆曲唱法的分析和描述,比魏良辅、沈宠绥等人更为深入、详密,颇多创见。昆曲曲谱有《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四函50册,收曲齐备,内容丰富。叶堂《纳书楹曲谱》,殷溎深、张怡庵《六也曲谱》,王锡纯、李秀云《遏云阁曲谱》各有特色。无名氏《审音鉴古录》既收剧,又记谱,还标明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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