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远
由于战争年代在前方频繁地行军、爬山走路,我的右脚大脚趾关节处长起了一个“鸡眼”,到陕北后,生产、学习、训练任务重,抽不出时间来治疗,拖了几年,使鸡眼发展得体粗根深,走起路来很疼。我想,在毕业前夕必须治一治这脚病,以便轻松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经队领导同意,卫生所决定给我割掉这讨厌的鸡眼。
一九四六年三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到卫生队,原以为打点麻药割掉鸡眼,是个很简单的小手术。其实不然,医生见我之后,先和颜悦色地告诉我:“由于国民党封锁,咱边区医药困难,眼下没麻药了,我们只好克服困难,给你割掉这鸡眼,你要跟医生配合好,得忍受点疼痛才行。”我一听这话,虽然思想准备不足,心里有点紧张,但以前听老同志们讲红军负了伤不打麻药开刀的故事,加之我治病心切,觉得自己年轻力壮的,这么一点疼痛没什么了不起,于是就对医生说:“没关系,请您给我割吧。”卫生所的同志寻来一块木板架在桌子上,铺上条白被单,医生叫我俯身卧在这简易的手术台上。卫生队队长郑惠民医生亲自做手术,他把自己的洗脸毛巾递给我,从容不迫地说:“疼的时候,你就用牙齿使劲咬着这条毛巾,千万别动。”我点了点头,接过毛巾,做助手的另一位医生用酒精在手术部位消了毒,然后他用力按住我的双腿,以防疼时乱动。就这样,手术开始了。手术刀一扎进脚掌,十分疼痛,我咬牙坚持着,感觉到血在往外流,一串串的,顺着脚趾缝流到床板下面的小盆里。医生仔细地一刀一刀剜那鸡眼,大约五分钟后,我已满头大汗,两位医生边手术边交换意见。这时,郑医生又在给我做思想工作了:“你这鸡眼长得比较深,都挨上骨头了,要剜干净才能好,你再咬牙坚持一下。”我鼓起勇气,一声不吭,两腿一动不动,坚持到手术做完,我的内衣已湿透了。在脚掌缝了三针,缝合时,我感到钻心的疼痛。两位医生也满头是汗,郑医生替我包扎好,微笑着说:“好了,鸡眼切除啦。”我顿时松了一口气,紧张的心情一解除,右脚的痛感也减轻了些,我下了手术台,向两位医生一再地道谢。我们豹子川的医务人员为学员服务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我准备休息片刻,找个棍子拄着,自己慢慢走回去,卫生队离四队不过二三华里远,没料到,同班同学尹二东、孙勇等已在门外等候多时了,他们见手术结束,笑眯眯地走进窑洞,对我说:“指导员派我们拉匹马来接你。鸡眼割好啦?”我立刻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做这么个小手术,组织上却如此关怀。刚才是冷汗淋漓,这会儿却是热泪盈眶了。我连忙回答:“割好了,割干净了。”向卫生队的同志们告别以后,性情爽直、待人厚道的尹二东同学扶我骑上马,他在前面牵着,我们一路说说笑笑地返回四队。他背着我又爬了七十级台阶,回到我们班的窑洞。指导员王万冰同志、队长郭效哲同志,还有好些同学们,都到班里来看我,关心地问这问那。经委会的段郡同学让炊事班给我做好了病号饭——鸡蛋面条,他还送来一篮蒸馍,挂在墙壁上,让我饿了随时可以吃。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组织上对一个学员已是非常优待了。(www.xing528.com)
尤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手术后恢复期间同学们的友爱,真使人感动。我在窑洞里休息,自然要耽误操课,班里同学们很关心我的学习,他们每次听课后,都及时给我传达、补课,在即将毕业的时候,使我的思想能跟上形势,参加讨论时能积极发言。大家对我生活上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每天,同学们抢着帮我打洗脸水,端病号饭,倒开水。特别是天天背我上厕所(队上的厕所在下一排窑洞的一侧),下坡上坡,背上背下,我在当时的日记里这样写着:“我的脚不能走路,同学们对我的照顾,真是亲如兄弟。尹二东、王福运、李有恒、李庆明、孙勇等同学,一天数次地背我上厕所……”我伏在战友的脊背上,思潮起伏,为真诚的友谊所感动。确实,自己的亲兄弟之间也未曾有过这样亲切的关照。使我从内心里感到革命同志“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明白,同学们对我学习和生活上的帮助,是为了让我早日痊愈,和大家一起毕业分配,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然而这样的照顾,使我十分过意不去。于是,就在大家去上课时,我一人留在窑洞里,帮同志们打毛衣、毛袜,做“下山”的准备,也算略表感激之情。
在领导和同学们的照料下,我的伤口好得很快。一周后拆了线,两周后就可以下地了。到四月中旬,便愉快地和大家一起参加了毕业典礼大会。会后,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战友们,依依不舍地相互道别,背起背包,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物换星移几度秋”,时光飞逝,几十年过去了,我对许多往事的记忆已经淡忘,可是,我在二大队割“鸡眼”的这件小事,却在脑子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这个革命家庭里,组织上的关怀,同学们的友爱,工作人员热心为学员服务的思想,都体现了抗大的优良作风,体现了红军光荣传统。这就是“同志”二字的深刻含意,它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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