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昌
每当我铺开那洁白的稿纸，准备奋笔疾书的时候，脑海里就会闪现出当年我们在陕甘宁抗大七分校二大队读书时，使用桦树皮做作业、记日记、写稿赋诗的情景来。
那时，我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与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我们红色的首都、抗日救国的总指挥部——延安，也正度着艰难的日子。毛泽东同志曾在《抗日时期的经济财政问题》中生动地记述了当时延安的处境：“我们曾经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军事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度过了困难，下定了决心，自己动手……”
我们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指引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向，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扛起镢头，背起枪，开到陇东荒无人烟的豹子川，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和集体的智慧，在深山老林里创办了抗大第七分校。开始我在二大队七队学习，后来在大队政治处宣传股当干事。
没有饭吃，我们就开荒种地，养猪放羊；没有房子住，我们就打窑洞、盖教室；没有衣服穿，我们就纺线织布，打草鞋、织毛衣；没有教学设施，我们就打铁锯木，做黑板、做桌椅、做军事体育器材；为了解决取暖问题，我们在深山里烧了千百窑木炭……
衣食住行都解决了。可是，办学校的目的是读书学习，培养建设新中国的人才。笔墨纸张不解决，就没法开学。彭绍辉校长和大队的首长们号召大家自己动手制作学习用具。同学们学习心切，跑到山上向森林取宝，向荒山进军，用不了几天，“点子”都想出来了。有的同学找到一种野生的小黑果子，加上白矾经过熬煮，制成了“抗大”牌黑墨水，用子弹壳、栒子木和美丽的野鸡翎制成了土钢笔和蘸水笔；用野核桃核制成了算盘，用光滑的楠木做成了三角板、计算尺。
一切都顺利解决了，唯有学习的纸，成了最大的难题。上级有时发来一点边区造的麻纸，但数量太少，每人一两张，用不了几天就用完了，学校想搞个造纸厂，但才开始筹建，“远水解不了近渴”，真急死人！(www.xing528.com)
纸，纸，到处缺纸，有的同学把从前线上背回来的书本上的眉头和行间的空白处都写满了字。有的同学跑到老远的庙里，把神灵供桌上烧香用的黄表纸拿来订本子，指导员发现了，他们还挨了一顿批评。有的同学把写过的本子翻过来再写……就这样还是不够用，图书和纸张成了最宝贵的东西。由于书和纸的困难，要是谁不小心浪费了一张纸，撕坏了一页书，还要在会上做检讨。
困难逼着老师和同学去战斗。一天，我们有的老师和同学上山去砍柴，在荒僻的深山老林里，发现了满山遍野的桦树林，同学们挥动斧头砍树时发现，桦树的皮像一层层的厚纸裹在树干上，“这东西可以当纸！”同学们都乐得手舞足蹈，雀跃欢腾，轻轻地用刀子把一张张的桦树皮剥下来，背回窑洞，把它用水浸泡后，再压平，这样可以剥出七八层又薄又光的“皮纸”来，用它写字，既光滑美观又坚实耐用。
这一重大的发现，引起了各队同学的极大兴趣，大家纷纷上山剥桦树皮，真是“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同学中能工巧匠真多，没多久，许多人又把桦树皮制成了“皮带”“皮包”“皮饭盒”“皮斗笠”“皮坐垫”，连我们文艺宣传队演出的京剧《逼上梁山》《打渔杀家》《清风寨》用的刀、枪、盔甲、服装道具，许多都是用桦树皮做成的。
纸的问题解决了，大家的学习劲头更大了，我们用又薄又平的桦树皮订了许多军事、政治作业本，文化学习本，文艺创作习作本，日记本……我记得我的第一本桦树皮日记，还曾被送到校部举办的“抗大学习生活展览会”上展览。我用桦树皮写的秧歌剧《一把镐头》就是在延安党中央办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这期间我还用桦树皮作稿纸，多次为分校政治部和延安联防军办的报刊写过反映抗大生活的通讯和散文，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有趣。后来我们的纸厂出纸了，晋察冀抗大二分校首长也给我们送来了一些纸，纸的来路也越来越广、质量越来越好了。
就这样，我在抗大认真学习、工作了四个年头，1946年6月，蒋介石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内战，战火烧遍了全中国，我才结束了抗大的学校生活，走上前线，投入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
革命在发展历史在进步。我常想，用桦树皮写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却一刻也不能忘，千万不能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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