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抗大七分校：我的第一课

耿国辉^[1]

1942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集中大量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频繁的扫荡，实行“抢光、烧光、杀光”政策，学校难以坚持学习。党中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坚持培养人才，准备反攻，就将根据地培养干部的学校撤回到陕甘宁边区。1943年春，我们抗大七分校女生一、二队的三百多人被分配驻扎在陇东合水县的柳沟村。这里除了几孔破烂不堪的窑洞可以栖息一下，其他什么也没有。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边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也为了使师生们更好地生活下去，学校领导事先就告诉我们：“你们入校的第一课就是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一穷二白的校园。”

同学们一到驻地放下背包，就大干起来。我们吃饭要到二十里外的粮站背粮；修理破烂的窑洞，搭梁架、修门窗要去森林里背木头；还要背石板脱土坯修炕；为防深夜狼来袭扰，我们又用“干打垒”的办法修建院墙。当我们边干边持续地吆喝着“一——二”“一——二”“一——二”的劳动号子时，心里觉得新奇畅快。当沉重的木头、石板压得我们直不起腰、喘不过气，当脱坯累得汗流浃背时，我们心里依然是甜滋滋的。因为我们是抗战的健儿，是在做着过去女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不怕任何困难！

我们女生队本来有几位男炊事员，但为了给窑洞搭梁架、修门窗和为过冬烧炭取暖，他们就被派到深山老林里去伐木。就连队里的小通讯员、老管理员也往返在庆阳和小山村之间做点小生意，赚几个钱，改善部队生活。如此种种，使得做饭喂猪、开荒种菜、甚至杀猪宰牛这样的事情，也都由女同学们来担当！我们每人有辆纺车，一有空就纺起线来。

另外，学校还安排我们为全校男生做过冬的棉衣，而让男同学为我们女生队挖窑洞、修新校园，当时对这种做法叫“变工”。

姑娘们每天忙呀忙的，但文化生活不能缺。我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女生一队的“踩高跷”、女生二队的活报剧《柳沟风光》都曾到校部驻地参加会演。为了经常活跃文化生活，女生二队还曾组织竞选俱乐部主任，选前还搞招贴画，搞得很热闹。我荣幸地当选了俱乐部主任，由衷感谢同学们对我的信任。我也喜欢这样的民主生活。(www.xing528.com)

1944年秋收后，学校已具备了正式开学上课的条件。我们女生队和校部就都从合水搬到了东华池新建的驻地。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我们住进整洁宽敞的校园，住进明亮舒适的窑洞，穿上自己亲手缝制的棉衣，坐在教室里专心地听教师讲课，围坐在炭炉边畅谈丰收和开课的喜悦时，这一切都使我们沉浸在无限的快乐幸福之中。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双手创造的，我们是美好生活的主人！

我有时想，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像我们这几百个女青年的这段生活，在全国也并不多。人们看过电影《红色娘子军》之后，都为她们在血雨腥风中的战斗形象所感动。而我们这批十几岁的姑娘，远离冀中区、晋察冀的家乡，行军几千里，冲过敌人重重封锁线，来到这偏僻贫瘠的小山村“柳沟”，日日夜夜劳动拼搏，抗战胜利前夕又奔赴抗日前线各条战线，我们为了什么？我们干得怎么样？该怎么评价这“第一课”的价值呢？让历史这面镜子再回过头来照一照吧！

【注释】

[1]耿国辉，河北饶阳县人，1923年8月6日生。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华北联大白求恩学校学习，1943年8月入抗大七分校学习，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区队长等职。1945年10月后，先后在部队学校任指导员、副教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九兵团子弟学校保育主任、政办室副主任，北京体育学院任系副主任、院党委组织部长，国家体委训练局政治处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北京体院政工组副组长、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人事处长等职。1983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