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七分校华池豹子川，党和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刘　克

一九四三年，附中改为抗大七分校二大队，于七月初奉命转移到华池县的豹子川。当时我和高忍同学都在二队，我俩临时被抽调给队部打窑洞，高忍同学身材高大，身大力不亏，我比他矮小，可我不甘心示弱。九月二日一上工，我们就赛上了，正在从窑洞里头往外运土块的时候，忽然发现窑洞顶上有一裂纹，我当即报告了指导员潘特同志，潘指导员说：“不要紧，我给你看着。”话音刚落，窑洞突然塌方，把我砸在了窑洞里边。同志们即刻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窑洞，把我从塌方的土块下刨了出来。“扶着他走走，活动活动。”潘指导员叮嘱着。当时我心里还明白，我说：“不行，腿断了！”一阵剧烈的疼痛，我失去了知觉。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已躺在一间专为我搭盖的临时病房里。大队首长黄荣忠、江峰等都赶来看望我，并派专人到友邻部队求援急救药品。同学们心情沉重，对我的安危寄予无限的同情和关怀，自动停止了娱乐，平时的欢声笑语和革命歌声听不到了。大队卫生队队长区定中同志、军医郑惠民同志和队长高席瑛、副队长罗勇胜、指导员潘特等轮流昼夜护理着我。但是由于我伤势严重，失血过多，加上急救药品短缺，昏迷和休克时有发生，生命危在旦夕。但在老师和同学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入微的照顾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经过十二天的监护抢救，我终于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但是，因为医疗条件的限制，还需要长期的住院治疗才能康复。

为使我早日恢复健康，当我度过十二天的危险期以后，大队首长派人用担架把我送到二百多里以外的庆阳县三八五旅野战医院。医院的规模在当时来说不算小，一般的外科手术都能做。院长钟期和主治医师丁胡庆等人的医术是很高明的，确诊我是复杂骨折。由于没有专门的骨科，不能复位，主治大夫动员我做截肢手术。尽管我想不通，但还是含着眼泪在手术志愿书上签了字。签字以后，当我想到失去左腿将带来的痛苦时，我痛心地哭了。护士徐大姐给我出了个主意，她说：“你让医院给你们学校政治部去个电报联系一下再动手术。”我当即让她转达了我的意见。第二天校政治部回了电报，电文说：“万一有救不准截。”这样手术就不能做了，可又不能复位，怎么办？幸遇陕甘宁边区卫生顾问、法国米拉大夫在野战医院，在他的指导下，院长和主治医师亲自为我诊治，除对内伤采取对症治疗外，对骨折部位采取了牵引自动愈合和小夹板固定的治疗方法。

当时在这里住院的抗大同学有：黄浦龄、张维刚、罗俊凯、王淑贞、肖士玉、江寒、田志琴等，他们经常来看我，陪我聊天，畅谈过去的学习和生活，鼓舞和激励我与伤残作斗争的勇气。

病友们和医院的医护人员也都关心我、帮助我。特别是专门护理我的护士徐大姐，对我更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她不仅每天要按时帮我打水、洗脸、打饭、拿药，还要端屎端尿，还读报、讲故事给我听，为了使我的精神有所寄托，她还手把手地教会了我织毛线活儿，我的休养生活中一刻也离不开她。

半年过去了，在病房里没人的时候，我解开绷带一看，骨折部位还没有愈合，我着急了，为此我也受到了主治医师的严肃批评，同时给我打了石膏绷带。(www.xing528.com)

又过了三个多月，骨折部位终于愈合了，但由于长期固定，腿关节僵直，功能严重障碍，而且长了褥疮。对此，医院领导和主治医师、医生、护士同志们极为重视，及时采取了医疗措施，确定专人帮我做功能练习。经过长期痛苦的练习之后，僵直的关节终于活动了。在此期间，医护人员又教会了我拄双拐走路。当时医院里住着二十多名拄双拐的伤病员，我很快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常一块到庆阳城里去看戏。

双拐拄了三个多月，在医护人员的指导和帮助下，我放下双拐练习走路，在拄双拐和练习走路的过程中不知摔过多少跤。当终于学会了走路，我高兴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院领导、医生、护士、同学们，病友们都替我高兴，向我表示祝贺。

在我住院期间，抗大七分校校部、政治部和二大队的首长们十分关怀，逢年过节都派人带着慰问品到医院慰问，这对我们这些伤病员是多么大的安慰啊！在恢复功能和继续疗养期间，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我和肖士玉同学担任医院的生产委员，组织伤病员同志们纺毛线、织毛衣，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经过一年半的住院治疗，我终于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伤愈出院了，尽管由于复位不良、功能障碍，致二等乙级残疾，但是我的生命是得救了，可以重新站立起来用自己的双腿走路了。当院领导、主治医师、医生和护士们、同学们、病友们为我送行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是党和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当时和我一块出院的有田志琴同学和一位姓王的炊事员同志，我们骑上医院帮我们动员来的毛驴，重返劳动和学习岗位的时候，惜别和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顾我在住院期间，和一群素不相识的医生、护士、病友、同学以及周围的群众中间建立起来的友谊，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将终生难忘。第三天上午到达校部所在地东华池，在校部转换介绍信时，听说二大队参加整风运动的老师们住在这里，我当即前往看望他们。高席瑛、潘特、刘忠璞、康文斌、刘卓群、母继征、张建等老师，听说我出院回来了，都很高兴。师生相见格外热情和亲切，我向老师们汇报了治疗经过和健康恢复情况。老师们都很欣慰，并向我介绍了同学们在大生产运动和冬季军事训练中经受锻炼和成长的情况，使我深受鼓舞。当天下午即返回豹子川，从此，我又和同学们一道投入了紧张的文化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