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池上抗大，回忆抗大七分校，一代新人成长

张英华^[1]

（一）抗大二分校附属中学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和程明、王延宗三人，从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后，被晋察冀边区政府分配到抗大二分校附属中学学习。附中驻在灵寿县陈庄附近的牛庄和女庄村。到达后，我们被编入第七队。

抗大二分校附中是一九四一年冬创办的，校长由抗大二分校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同志兼任，一九四二年冬，组织又将华北联合大学教育长江隆基同志调来接任校长。机关干部和各队的队长、指导员都是由具有战斗经验又能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志来担任，教员们的文化程度也都比较高，而且都有专长，干部师资配备充足。为了抗战的胜利和满足未来建设新中国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和敌人争夺青少年的战略考虑，晋察冀军区决定成立抗大二分校附属中学。一九四一年冬，抗大二分校派人到冀中去招收了六百多名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这些人政治可靠，思想进步，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残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当时共编了六个队，其中有一个是女生队。他们在战斗部队的掩护下，五次才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平汉铁路）到达冀西灵寿县的陈庄附近。我们去后，他们已经开学半年了。除普通的中学课程外，还开设了英语课。一九四二年夏，为了配合边区政府落实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政策，在冀西又招收了两个队（七队和八队），这两个队的学员大部分是从工作岗位上精简下来的比较年轻的同志。有文工团团员、宣传队队员、通信员、勤务员、报社和印刷厂的青年工人等。学习内容除与前边的六个队相同的外，我们学的是日语，平时提倡用日语对话，唱日本歌曲。其他文化课我们在联大基本上都学过了，来这里后带有复习的性质，所以学习比较轻松。我到队里后即让我当了班长（主管学习），还被选为学生会的墙报委员。附中的日常生活比较紧张，一切都是按照军人的动作要求的。每天都要出早操，上课、吃饭都要排队，有时夜间还要紧急集合。由于敌人的扫荡、封锁，粮、油、菜供应都很困难，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只能用黑豆、野菜充饥，几乎见不到油盐。大家的体质普遍减弱，有很多人患疟疾、痢疾、疥疮，患夜盲症的人也很多。在这样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大家的政治热情非常高涨，仍然认真读书，刻苦学习，咬紧牙关，共度艰辛，战胜黎明前的黑暗。

附中的学习重点是文化科学知识，同时也重视政治学习和军事教育。日常生活军事化，执行军队的内务条令和各种规章制度，如请销假制度、点名制度、干部查铺查哨制度等。还进行队列教练、队形变换、各种步法，以及行军、宿营、防空、通信联络、紧急集合等等。

一九四三年初，晋察冀边区的敌我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敌人更加疯狂地进行“扫荡”。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将抗大二分校附中和高上科调回陕甘宁边区继续学习（当时这个命令是绝对保密的）。春节过后，我们接到通知，说孙校长要给大家训话。二月十二日的早操时间，大家集合在团泊口村的一个大山沟里，四面山头上站了很多哨兵，气氛非常严肃。孙毅校长站在一个较高的山坡上，以他那非常洪亮的声音对大家说：“同学们，同志们，敌人已经集结了重兵，又开始对我们进行扫荡了，为了取得反扫荡的胜利，我们要一面行军，一面学习。”他号召大家“锻炼身体，学会行军走路。要精简行装，每人还要准备一根木棍，爬山过河，夜间行军都是很有用处的”。实际上这是一次宣布开赴延安的动员大会。我们回到驻地后，立刻积极地投入了进行反扫荡前的准备工作。先是轻装，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包起来，写上自己的名字送到队部去，统一交给村干部，送到山洞里“坚壁”起来，等反扫荡结束后再取出来，谁知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二）奉调赴延安

在出发前，附中又来了不少新学员，有的是从冀中过来的，因为“五一”大扫荡后，“公路如网，碉堡林立”，机关学校很难活动，大部分转移到冀西来了，还有白求恩卫生学校的部分学员，以及从平西根据地来的一些学员，大概有三四百人。把他们编了三个队，番号是九、十、十一队。他们有的是学俄语，有的是学世界语的。

一九四三年二月中旬，附中的十一个队，加高上科四个队的学员（都是营团干部）共一千六百多人，分南、中、北三路向延安进发。我们是北路，共七百多人。负责人是抗大二分校的教育长熊伯涛（代号501）和附中校长江隆基（代号502）。我们队是从灵寿县的神树村出发的，经过平山、阜平到达和山西省交界的灵丘县，在下关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住下来，休息了两天，并要求大家进一步轻装，每人只带一个背包，一个挎包，一套单衣，一双布鞋，一条米袋，其余的东西都留下来，统一“坚壁”在山洞里。

从下关出发后，一直顺着古长城往西走去。哪个山高爬哪个山，哪里没有路就往哪里走，到繁峙县境内时就进入了“游击区”，敌人经常出来扫荡，我们都是夜行军。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雁北支队负责掩护我们，平时行军，我们的前后左右都有他们的身影。路过敌人据点时，他们首先把据点包围起来；路过公路时，他们在公路周围设下埋伏；路过铁路时，他们动员民兵把铁轨扒掉，确保我们的安全。据说，聂荣臻司令员曾给他们下了一道死命令：不能丢掉一个附中学员。所以他们非常负责，也非常辛苦。我记得是在二月底的一个早上，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强行军，大家非常疲劳，我们刚刚到达一个叫“碳峪”的小山村，准备在这里吃早饭，然后休息一天，晚上再继续前进。谁知刚刚端起饭碗就听到几声枪声，这时雁北支队的同志们马上迎了上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敌人退却了，我们连饭也没有吃就又继续前进了。我曾经写过一首诗记述此事。

遇　　敌

连续昼夜强行军，山高路险人发困。

天亮刚到宿营地，忽报前方遇敌人。

紧急集合忙突围，掩护部队显神威。

一场激战敌逃遁，阳光照我再前进。

抗大二分校开赴延安途中

再往前就进入了敌占区，县城和重要的村镇都有敌人的据点和碉堡，交通要道都被敌人封锁了，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宿营地，部队就把村子包围起来，只准进，不准出，怕有人向敌告密。这里盛产莜麦，炊事员不会做，而且也没有大锅，各家都用小铁锅做饭。所以各班就把房东家的妇女请来给我们搓莜麦“圪坨”“栲栳”等，再浇上酸菜汤，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的。此前，我们曾接到过通知，说莜麦面很抗饿，不能吃饱，只能吃半饱。开始大家不敢吃饱，但是由于翻山越岭，体力消耗很大，不一会儿就饿了，之后就吃得饱饱的再上路，米袋内装满了被敌人烧过的半生半糊的大蚕豆。傍晚开始爬山，顶着呼啸的寒风，进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空，脚下踩着没膝的积雪，非常吃力地向前蠕动。快到山顶时，风越刮越大，卷起的漫天雪花直刺人的眼睛，身上虽然穿着棉衣，戴着棉帽，寒风吹来，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脚上穿的棉鞋越走越重，鞋底上的雪结成了冰，越走越高，成了“高跟鞋”，穿着它不但不能走路而且不断摔跤，到达山顶以后我就脱下它扔在一边，换了一双单鞋穿上才走下了山。由于山上空气稀薄，人喘不过气来，阵阵狂风袭来，眼睛睁不开，身子站不稳，只能斜着身子，低着头弯着腰，艰难前进。这时绝不能停下来或坐下休息，否则就有被冻死的危险。

二队的王金耀同志身体虚弱，在昼夜兼程的行军中，他用令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坚持着，临下山前，他耗尽了全身的力气，再也走不动了，在一块大石头旁边坐了下来，再也没有站起来，冻死在山上。三月六日开始下山，傍晚到达一个小山村，老百姓误认为是敌人来了，都跑到山上去了。我们班刚住进一个很小的房子里，我放下背包一出门，就见四班的李树昌同志很着急的样子，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他们班的杜金生同志到现在还没有下山来，想去接他，又有些害怕，我说，我们一起去吧。正好院内有一头小毛驴，我们把它牵上，往我们下山的路上走，走了一个多小时，看到前边一个黑影在晃动，我们赶紧走上前去，一看，正是杜金生同志。原来他在下山时，两个膝盖冻得不能打弯了，迈不开步，只能拄着木棍一点一点地往前挪。他一见我们来接他，非常高兴。我们把他扶上毛驴，到宿营地时大家都已经睡熟了。一九五九年春，总政筹办全军政法工作展览会，从各军区调人，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派杜金生同志来参加，他一见到我，就很激动地说：“是你救了我一命。”人们常说“大恩不言谢”，他的感恩之情却放在一句看似极为平淡的直言之中，令人感动。至今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天亮后继续出发，行军路上，反复回忆这一天一夜的艰苦历程，内心激动不已，达到宿营地后，写了一首诗以作纪念。

翻越管涔山

抗大奉调回延安，翻越宁武管涔山。

原始森林无道路，野兽出没少人烟。

风卷雪花迷双眼，饥饿疲劳军衣单。

昼夜兼程百余里，一路下山到岢岚。

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

三月八日，我们到达岢岚县城，顺利地进入了晋绥抗日根据地。我们队住在县城东边的一个小村里，在这里休息了两天，作了自出发以来的简单总结，表扬了一些好人好事。第二天到达黄河边的一个渡口叫“第八堡”，我们就从这里坐木船渡过黄河。黄河水汹涌澎湃，浪高数尺，看着就有点眼晕。搬船的船夫赤背油光，非常健壮。老艄公端坐船头，稳稳掌舵。一船一船将我们运往河西。过河后就是陕西省了。部队顺着山路往上攀登，山顶上就是葭县（现在改名为佳县）县城。从山上下去就到了米脂县。米脂县是很有名的，明朝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是这个县的人。米脂县还出美女，大家都知道“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我们在这里休息一天，搞搞个人卫生。我们穿的棉衣里边絮的不是棉花而是羊毛，两个多月的行军，双膝双肘都磨破了，羊毛都滚到袖口和裤子下边，有时还往外掉羊毛，浑身上下破破烂烂，真像一群“叫花子”兵。

三月二十二日，附中的南、北、中三路大军，经过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胜利到达绥德县县城。绥德是陕北的名城，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有名的绥德师范学校更是白色恐怖下的一个红色摇篮，培育出了不少党的领导人。抗大总校从前方回来改为军事学院后就驻在这里。我们到达后，总校召开了欢迎大会，徐向前院长，何长工、彭绍辉副院长先后讲话，对我们从敌后归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勉励大家刻苦学习，成为文武双全的青年干部。会后，我们队开到子洲县的双湖峪附近的张家寨村。四月七日，组织又命令我们转移到清涧县城待命。在这里我们发现有个图书馆，里面藏书很多，可以随便去看（不外借），每天我都去借书看，看了不少三十年代的书报和杂志以及有名作家写的文章和小说。

四月二十七日，又接到命令，让我们开赴延安。四月三十日，大家满怀胜利的喜悦，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看到了宝塔山、延水河，雄伟的城墙，排排的窑洞，不由得想起了《延安颂》的歌词，令人振奋，令人激动。当时也赋诗首，以抒感怀。

赴延安

告别冀西赴延安，突破敌占雁门关。

偷越同蒲遭敌袭，深夜攀上管涔山。

抢渡黄河到葭县，一路高歌延水边。

行军百日征尘洗，喜看宝塔尽开颜。

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

我们队驻在延安南门外七里铺的一个骤马大店内。五月三日下午，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嘹亮的军歌，通过延安城内大街，奔向大砭沟的八路军大礼堂参加大会。贺龙司令员代表中央首长欢迎抗大二分校附中的全体师生来到延安，并宣布中央的决定：“抗大二分校附中和抗大七分校陆中合并为抗大七分校。”号召大家学习军事，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学习马列主义，还要开荒、生产、打窑洞，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成为一支能文、能武、又能劳动的新型军人，为将来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五月五日又在八路军大礼堂开会，联防军政治部谭政主任主持，听了朱德总司令和何长工同志的讲话，晚上有联欢晚会，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第二天，每人发了一套灰色新军装，一副绑腿和一个印有“18GA”的蓝色臂章，还有一个没有木把的镢头。五月七日，从延安出发，途径劳山、甘泉、鄜县、黑水寺、太白镇，五月十五日到达陇东的合水县县城，与在那里先期到达的抗大七分校合并，结束了附中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三）战斗在豹子川

抗大七分校是由三个抗日根据地的陆中和附中组成的，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是晋西北抗大七分校的陆军中学，驻大凤川；二大队是晋察冀抗大二分校的附设中学，驻豹子川；三大队是太岳军区的陆军中学，驻平定川。每个大队都有一千多名学员，各大队之间相距五六十里。校部驻合水县县城（后迁到东华池），校部距各大队也是四五十里。校长彭绍辉、政委张启龙（后调来的）、副校长喻楚杰、政治部主任杨尚高，他们都是原抗大七分校的领导。

豹子川在甘肃省庆阳地区东华池境内，处于陕、甘两省交界处，曾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张家岔还留有“南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党校的旧址。从东华池往北有一条四十里的大山沟，中间是条小河，两岸古木参天，森林茂密，山头杂草丛生，荒地连片，是飞禽走兽的天堂，是人烟罕见的地方，这就是豹子川。

一九四三年七月初，抗大七分校二大队的一千二百多名年轻的学员，背着背包，扛着镢头，迈着豪迈的步伐，唱着嘹亮的歌，开进了这条荒凉的山沟。沟的尽头是张家岔，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自己动手，建设新的校园。

大家放下背包就去砍树枝，割野草，每个班搭一个能睡觉的“人”字形大窝棚，也有人睡在石崖下面或半倒塌的破窑洞内。总之，凡是能躲避风雨的地方都成了我们的临时营房。大队领导划分了各队的驻地，我们四队最靠南边，依次往北排列是五、六、七、八、九队，再往北是大队部、训练处、供给处和卫生处。山上是二队。张家岔西沟是一队，东沟是三队。中间是大操场，河东岸上是政治处。

七月七日，日本鬼子在卢沟桥故意挑起事端，谎称失踪了一个日本兵而发起了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我一面割草一面回想当年参军入伍的情况。写了一篇杂感。

“七七”杂感——纪念“卢沟桥事变”六周年

在冀中的平原上，

长着碧绿的庄稼。

弯曲的大道旁，

散发着槐花的芳香。

金色的麦浪，

正在随风飘荡。

啊！美丽的故乡，

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

六年前的今天，

敌人的铁蹄，(https://www.xing528.com)

踏进了我们美丽的国土。

卢沟桥的炮声，

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民。

正在上小学的我，

报名参军，

毅然投入了这场神圣的抗日战争。

六年了！

敌人没有把我们消灭，

我们却一天天在壮大。

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

均被我们一一粉碎。

今天，

我们要下定决心，

学好本领，

驱逐日寇，

收复失地，

解放全人类！

写于豹子川

（四）打窑洞

划分了各队的驻地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窑洞。八月六日破土动工，大部分人集中打窑洞，同时抽调少数人组成种菜组、木工组、烧木炭组和编筐组。打窑洞不仅是一项非常艰苦、耗费体力的劳动活，也是一项技术性、计划性要求较高的活。首先要经过准确的测量，按照山坡的高度、土质的坚硬情况确定窑面的深度和走向，窑口开在什么地方、共开几个都要计算好。把一座山的四分之一劈下来，把土推平变成院子，山体变成窑面，在窑面上开几个窑口，然后再往里掘进，挖成深三丈，高九尺，宽八尺五寸，能住一个班的冬暖夏凉的窑洞。打窑洞的劳动强度非常大，进到丈余深后要弯腰挖，跪着挖，甚至趴着挖，一会儿就是一身汗。往外运土、推土、平土，都是十分费力气的活。工具太少而且只有镐头和篮筐。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大家的劳动热情非常高涨，除吃饭喝水的时间外，全天都在劳动，有时还挑灯夜战。在最紧张的时刻开展了班、排之间的劳动竞赛和突击，进度很快就上去了。

经过五十多天的紧张而艰苦的劳动，到九月中旬，全大队打成了二百多孔初具规模的窑洞雏形，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紧接着就是抹窑面、架窑顶、盘火炕、砌火炉、安门窗等技术性较高的细活。与此同时，又抽调一部分人去平地基、托土坯、伐木料、做桌凳、盖课堂（兼食堂和礼堂）。

到十月底，各队陆陆续续地从四面透风的窝棚内，搬进了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用汗水换来的冬暖夏凉的新窑洞，当时人们的喜悦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当然在艰苦卓绝的紧张劳动中也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刘克同志因窑洞坍塌而身负重伤，致终身残疾。邱治水同志却因塌方而献出了年仅二十岁的宝贵生命，全大队人员为他开了简单而隆重的追悼大会，大家眼含热泪，沉痛悼念在打窑洞的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年轻战友。

有一天，我遇到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事。刚刚打好的窑洞，不知是谁不小心把墙脚碰掉一块，我想用泥巴把它补起来，和泥需要添加碎草，正好那天用完了。下午，我一个人背起镐头就上山去砍草，顺着山顶小路往前走，走出一里多路时，我抬头一看，把我吓了一跳，有一只大野狼站在了路中央，黄色皮毛，两眼发出凶猛的绿光，对我虎视眈眈的，当时我真有些害怕。我把镐头从肩上放下来，准备迎战恶狼。我们相持五分钟左右，野狼突然向树丛中窜去，我赶紧跑了回来。和大家说，他们也都有些为我担忧，大家以后再也没有一个人单独活动了。当晚我写了一首诗记述此事。

遇　　狼

午后独自上山岗，砍草和泥抹窑墙。

肩扛镐头往前走，野狼横立路中央。

相距只有三十米，十分害怕心发慌。

相持足有五分钟，狼窜树丛我回房。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四日

（五）大练兵

住进新窑洞后，各队都组织人力去背粮、背柴、背菜、背炭，做好过冬的一切准备工作。然后就开始了一九四三年冬到一九四四年春的冬季大练兵活动。从制式教练的基本动作开始，立正稍息、齐步正步、左右转法、队形变换到分列式等。军事技术方面有投弹、刺杀、瞄准射击等，还有单双杠、跳木马、过天桥等。军事理论课有地形地貌、地图识别、地图绘制、筑城、爆破、侦察、警戒、步枪、机枪的构造原理等等。基本都是在室外活动，在大操场练队列，在野外演习，天寒地冻，非常辛苦。到年底，全大队共评出一百五十多名学习积极分子，我被四队评为学习积极分子之一，到校部出席了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得了毛巾和肥皂等物质奖品。

（六）开展大生产运动

一九四四年四月，春寒料峭，冰雪刚刚融化，我们为了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学员们背起背包，扛起镢头，离开了温暖的窑洞开到十里以外的山坡下，搭起窝棚，上山开荒了。豹子川到处是荒山。天不亮大家就上山，先把枯草树枝堆放一起，堆成数十堆后一点火，叫“放火烧荒”。然后以班为单位，一字排开，举起镢头，开垦荒地。开荒看起来简单容易，实际上是一项非常吃力的、劳动强度极大的、质量要求很高的体力劳动。深度不够不行，留下“梅花点”也不行，遇到难挖的地点和大草堆（当时我们叫它“碉堡”），没有经验和技术就更不行了。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两手磨出血泡，两腿发软，几乎迈不开步了。开始几天，由于没有经验，每人一天只开三五分地，后来开到七八分、一亩多。五月份，开展了劳动竞赛和“突击”活动，大家劳动热情十分高涨，天不亮就上山，天黑得看不清东西了才下山，真是“披星戴月战荒山”。中午饭送到山上吃。苦战二十八天，平均每人每天开荒一亩七分多，累计每人共开荒地二十一亩。在此期间，涌现出了很多“开荒能手”和“劳动英雄”，全大队共评选出八十多位“劳动英雄”。丁健民同志一天二十四小时连续开荒七亩多，成为二大队最有名的“劳动英雄”，还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的“劳模大会”。

在上山开荒期间，停止了其他的一切活动，只保留了每天中午吃饭时间的读报活动。因为我是四队俱乐部的墙报委员，不能出墙报、黑板报了，所以读报的任务就由我承担了起来，队上给我一份《解放日报》，每天晚上在窝棚内的小油灯下看三天前的报纸（报纸从延安到豹子川需要三天时间），准备第二天读报的内容。我利用中午吃饭时间，在山头的大树下，给大家读已准备好的内容，从苏德战场到亚洲战场，从正面战场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寇的胜利消息，以及社论、评论等重要文章，每天大约读半个小时。大家吃完饭去休息了，我才去吃饭，每天都是吃凉菜凉饭，还没有午休时间。晚上准备读报内容也占据我的一些睡觉时间，但是我内心非常高兴，因为我读报是为大家服务，而且反映很好，深得大家赞赏，同时，我的阅读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要想当好一名读报员必须口齿清楚，说话流利，表达能力强，能引人入胜，不枯燥乏味。选择的内容要适合大家的兴趣和要求，要有连续性和趣味性，还要有良好的记忆力。根据斗争的需要，组织决定二大队学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恢复文化学习，把过去失去的时光夺回来。这时，到校部整风队参加整风的原附中的干部、教员都回来了，又从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调来一批文化教员，以加强教学力量。二大队为开始文化学习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开学前对学员进行了考试，根据考试成绩，按照文化程度重新进行编队。因为我是华北联大毕业的，这次考的成绩不错，所以把我从四队调到了文化程度最高的二队。到了二队，看到大家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学习精神刻苦感人，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没有纸张就用桦树皮代替；没有墨水就用野果熬炼；没有蘸水钢笔，就用子弹壳自制；灯油不足，就用松枝照明。教员们认真备课，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我去后被选为队俱乐部主任，负责组织大家的课外辅导，出墙报、黑板报，推荐好的作文，开展消灭错别字等活动。我还负责组织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编剧本，写歌曲，演话剧、秧歌剧等，文化生活十分活跃，内容丰富多彩，学习成绩明显提高。一九四五年的生产任务虽然没有减少，但是，地都是去年种过的熟地，工具增加不少，又有了去年种地的经验，感到比较轻松，没有去年那么累了。八月份又住在山上去收割糜子，晾晒后用连枷脱粒。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五天后才传到豹子川，我们在山上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后，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大家放下手里的活，雀跃欢呼，互相拥抱，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不知用什么方式表达激动的心情了。有的回到窝棚里拿出洗脸盆、洋瓷碗敲打起来。当晚，谁也没有睡觉。为此，我曾写一首回忆当时大家欢庆时的情景。

日本投降消息传来时

秋风萧瑟近午天，打谷场上连枷翻。

学员个个汗如雨，丰收喜悦满心间。

突闻日寇已投降，欢呼声浪震山川。

敲盆击碗庆胜利，激情难耐夜无眠。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

（七）毕业后留校工作

日本投降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校部和一、三大队提前毕业，奉命“下山”开赴前线，二大队仍留在豹子川继续学习。此时，二大队的很多学员已经陆陆续续调出去工作了，有的学会计，有的学速记，有的学摄影，有的学报务，有的学译电，有的学医。人数最多的有两批，一批是有一百多人调军委二局（现在的总参三部）学破译敌人的密电码；一批是军委炮兵学校来招生，共调走二百多人。二大队由原来的九个队缩编成五个队，将原来直属校部的女生队从东华池调到豹子川编为第六队，我被调到三队。我到三队后，仍然被选为俱乐部主任。进入一九四六年后，为了迎接毕业，为走向新的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增加了军事课的分量，除军事理论外还讲授如何带兵、打仗、进行进攻和防御演习等。在政治上进行了“思想小结”活动，这次和以前的整风学习差不多少，只是更详细，更具体，要求更严格了。这是在学员毕业前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指导员让我填写入党申请表，并指定两名入党介绍人，开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后，一九四六年四月六日大队总支正式批准我为中共候补党员，候补期一年。从此，我就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这时，全国形势非常紧张，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学校决定学员四月毕业，全部分配工作。毕业后我留校当了教员。自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们背着背包，扛着镢头来到豹子川这荒凉的山沟，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年的时间了，这是极不平凡的三年，是令人回味无穷、难以忘怀的三年。在这三年里，我们学习了革命理论，增长了革命知识，陶冶了革命情操，坚定了革命意志，通过劳动、整风、开荒、生产、学文、习武，我们被培养成为新一代的党军骨干。在这里我们充分发扬了抗大“艰苦奋斗，不畏艰险，奋力拼搏，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时刻不会忘记刚来时“岩石底下避风雨，草棚安家御严寒；开荒生产打窑洞，披星戴月山头战”的动人情景，就是凭着这种精神，我们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成绩。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需要这种精神，和平建设、改革开放时期更需要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能无攻不破，无坚不摧；有了这种精神就能纯洁思想，净化灵魂，就能大公无私，远离物欲，就能公正廉洁，为民执政。抗大精神已经世代相传，成为万世之师。

抗大精神世代传

安营扎寨豹子川，披星戴月开荒山。

挥镐挖成土窑洞，捻线织衣御风寒。

学文习武为杀敌，钻研马列志更坚。

艰苦奋斗好传统，抗大精神世代传。

【注释】

[1]张英华，河北省安平县人。1924年9月生，1938年2月入伍，1946年4月入党。历任战士，华北联大、抗大学员，教员，干事，指导员，教导员，师保卫科科长，省军区保卫科科长，中央公安学院五系副主任，总政保卫部四处副处长，国防科委保卫部副部长，军政大学保卫部部长，军事学院院务部副政委（副军职）等职，1984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