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抗大七分校，豹子川的抗大第七分校第二大队

黄荣忠

我们抗大第七分校第二大队在豹子川度过了四年有意义的劳动、生产和学习时光。在那些年月里，我们战胜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

抗大第七分校第二大队原是抗大第二分校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的附属中学，它创建于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初奉命西调，四月底抵延安。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贺龙司令员根据总部指示精神和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改变附中的性质。学校不仅要学文化，学军事、政治，而且还要开荒生产，准备打仗。同学们继续西进，到达甘肃省合水县，并入抗大第七分校。

抗大第七分校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第一二○师教导团为基础，在山西省兴县李家湾成立的。校长由周士第兼任，副校长喻楚杰，政治委员徐文烈，政治部主任杨尚高。分校下设营长队、教导员队、连排干部队、参谋训练队、测绘训练队、骑兵队、工兵队和地方干部队，另外附设一所陆军中学，共有学员一千多人。分校成立后，参加了一九四二年的反“扫荡”斗争。一九四三年一月下旬，第七分校及附属陆军中学由喻楚杰副校长率领，从晋西北兴县出发，西渡黄河，经葭县、米脂到达绥德，分校的营连干部队与总校合并。校本部和陆军中学的九个学员队则由喻楚杰率领继续南下，在延安稍事休整后，于三月间到达合水县城，编为第七分校第一大队。我们原第二分校附属中学的男生编为第二大队，女生编为两个队归校部领导。九月，原留在河北省浆水镇的总校太行陆军中学与太岳陆军中学亦奉命到合水县，并入第二分校，编为第三大队。此时，学员达三千多人。中央军委任命彭绍辉为总校副校长兼第七分校校长，张启龙为政治委员，杨尚高为副政治委员，喻楚杰为副校长，康永和为政治部主任。

我们第二大队起初缺领导人，党、政由政治处主任江峰、总支书记赵卓云负责。大队机关设有政治处、教导处（后改为训练处）、供给处、卫生队，另有管理股长、管理员、队列干事、司务长各一人，包括勤杂人员在内共七十多人。下辖九个学员队，各队有队长、政治指导员、教员，每队编三个排、九个班，每班九至十二人。全大队共有一千二百多人。

一九四三年五六月间，第二大队驻合水时，就投入了开荒生产。但因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六月底，分校根据上级指示，命第二大队移驻豹子川，同时调我任副大队长。我到职的第二天就奔赴豹子川选校址。

豹子川在甘肃省华池县东一百多里处。北与陕西相邻，南行四十华里是东华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属陕甘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同志曾在豹子川张家岔办过党校。在豹子川创业困难是相当大的。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吃水。正值旱季，小河沟里的水少且脏，泉水量小。山上和山沟里到处长满梢林、荆棘和野草。据调查，豹子川四十里只散居着四十二户人家，一百九十余人。我们所在的张家岔只有两户共五口人，另外还有三四孔破烂窑洞。我们在这里建校，吃的、住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动手解决。

一九四三年七月底，大队开进了豹子川。吃的粮食需自用裤子、被单作工具，到六七十里甚至百里外去背；没有蔬菜就挖野菜吃，附近野菜吃光了就派人到几十里外买土豆，油类、肉类极少。住的条件更艰苦，只有少数人能住上破烂窑洞，大多数人住的是用树枝搭的棚子，下大雨时无处躲，只好挤在石崖下或站在泥水里。分校首长非常关心第二大队。为解决安家必需的工具和经费，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发放了五百把铁镐、锄头和十万元陕甘宁边币（买一条毛巾或一块肥皂需边币六七元）。我们就以这些工具和经费创家立业。大队令各队抽少数人抢种秋菜，大部分人在老乡指导下，集中力量打窑洞，另抽学员组成大队木工组，制作门窗桌凳。供给处派人到外地协助当地政府筹集、运输公粮，采购副食品，收买废铁打镐头、锄头等。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开始打窑洞。学员们劳动热情很高。新编的“娃娃队”（第八队）原来没有分配任务，但他们多次申请参加劳动。劳动中，由于大家肯学、肯钻研，仅一周多就学会了切窑面、开窑口等技术，而且还有所创造。此后，即辞退了技术指导。大家齐心协力，艰苦奋战，跪着、趴着挖土，汗流浃背，全身滚得像个泥人；工具少，轮班干，晚上点着小麻油灯一直干到半夜。有的班因刮土板少，运土有困难，同学们就用自己的身体当“推土机”，坐在松土上叉开两腿，两个人各扯着他一只腿向外拉。

经过五十多天的突击，大队于九月底基本完成了打窑洞的任务。大队共打出二丈五至三丈深、九尺高、八尺五宽的窑洞一百三十七孔（大队部二十孔，每队十三孔）。一排排崭新的窑洞，整齐地排列在豹子川张家岔周围的山坡上，同志们高高兴兴地搬入了新居。此外，还修建了一个大操场。另外抽调学员组成突击队，到东华池帮助校部打窑洞。第五队的五个同学，仅用十七个小时就打了一孔三丈深、九尺高、八尺五宽的窑洞（不含切窑面），受到了校部表扬。

一九四三年秋末，校部调各队队长集训，为冬季练兵做准备。十月底，队以上干部到校部参加整风学习，队干由学员暂代。大队机关只留我、管理股长、政治处组织干事及供给处几个干部坚持工作，常常忙到半夜才能休息。冬季来了，学员们除继续完成窑外未完的工程外，还抓紧时间背柴和烧运木炭，解决防寒问题。

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联防军所属各部队普遍开展了大练兵。第二大队因建校任务重，练兵开始较晚。因为学员从未受过军事训练，一切需从头学起。主要科目是单兵至班制式教练（含徒手和持枪）、投弹、基本瞄准、刺杀、双杠、单杠、木马和《内务条例》《纪律条令》等。

一九四三年初冬，大队政委匡唐卫到职。同时从抗大总校调来一批军政干部任队长、指导员，分校从第一大队调一批同志任副队长、排长，从而大大加强了大队练兵的领导和教学力量。

在练兵活动中，同学们士气高昂，精神饱满，虽是初学军事，但都很刻苦。不少学员不顾冬季的寒冷，常常是起床号未响，就起来跑步，练习所学的科目；熄灯号早已吹过，还在翻杠子。有个小同学上山放羊也随身带着教练手榴弹，在山坡上练习投掷。练兵结束时，第二队投手榴弹人平均距离达三十五米以上；第三队基本瞄准（瞄三角）人平均误差在三毫米以内。有一部分同学单杠能做七八个动作，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能并腿跳过木马。一九四四年春节，分校召开了生产、练兵总结大会，对第二大队辛勤劳动建设豹子川和参加练兵颁发锦旗一面，为一部分练兵成绩好的同学发了奖品。第一队班长赵剑、第四队班长邱殿琮，单杠、木马成绩突出，不但得到大队的表扬，还参加了一九四四年秋联防军在延安召开的生产、练兵总结代表大会。

一九四四年，边区部队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分校统一部署下，第二大队积极响应号召，大搞生产。上级要求是：第一年照常供应公粮，第二年达到半自给，第三年全部自给。生产任务从校部逐级落实到各队。(www.xing528.com)

一九四四年三月，大练兵还在总结阶段，各队就积极行动起来，勘察土地，拜访老乡学习生产经验、修理农具、调配劳力。大队供给处积极收买废铁制作农具，调拨种子等。四月初，大地还未完全解冻，各队就上了山。学员们每天早出晚归，常常两头不见太阳，有的队从驻地到开荒点往返六七里，大家嫌走路浪费时间又影响休息，索性搬到山上去住。五月，全大队开展“大战红五月”竞赛，班、排互相挑战，司务长、炊事员也想方设法改善伙食，将饭菜、开水送上山。许多学员手上打满了血泡，累得腰酸背疼也不叫苦。开荒数字一天比一天增长，质量一天比一天好。

自己动手修建课堂和住房。各队都建了一个三用课堂（课堂、饭堂、俱乐部）。第三队建的是一楼一底（楼上课堂和倶乐部，楼下饭堂），他们是在一无设计人员、二无熟练工人的情况下，全靠自己用木料、土坯建成的。第六队建的课堂比较大，能容纳四五百人，后来作了大队的“礼堂”。由于大队部人员增加，原有的窑洞不够住，又从各队抽调了几十名同学，打了二十孔窑洞。此后，大队部分成了两个伙食单位。同年春末，派第五队到东华池同第一大队一起，帮助分校盖了大礼堂。第五队承担砍树、运木料的任务。他们在没有机械运输工具和宽阔道路的情况下，全靠肩扛人抬，“蚂蚁啃骨头”。有一次六十四个人合抬一根三十多米长、直径一米多的大树，穿荆棘，走泥泞，从二十里外运到施工现场，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受到彭绍辉校长的嘉奖，校刊为此增辟“运木突击”特刊予以表彰。

学员们利用生产间隙，就地取材制作生活用品。当地盛产桦树，我们用桦树皮制作饭盒、斗笠、墨盒，还用以代纸，钉成本子做笔记。各队还提早准备了冬季防寒物资。砍柴，烧炭，缝补衣被，做鞋子，捻毛线，织袜子，打手套，大家都成了“纺织姑娘”和手工业者。

大队供给处派人组成马帮，到陕西的“三边”（安边、定边、靖边）和宁夏的盐池驮盐，驮来的盐除供本大队食用外，还卖给城镇和附近的老乡，换回我们必需的学习用具和日用品等。大队还开设酒厂、肥皂作坊、军民商店、骡马大店等，盈利用来补充大队的经费开支。有的队还派司务长、上士或学员外出做小生意。他们带着家庭妇女用的小百货，深入山区，走乡串寨，既卖又买，买回的猪崽、羊羔养大后用来改善学员生活。由于搞多种经营，发展生产，既改善了大队的供应，又方便了群众，客观上为繁荣边区市场、克服经济困难贡献了—定力量。

秋收季节来到，大家到地里开镰收割。收割场上一片欢腾，歌声、欢笑声满山满川，颗粒归仓的情景很动人。经过一年大生产，各队生产的蔬菜都能自给，肉类、油类基本自给。第四队每人每月可吃到五斤肉。同学们的身体素质大大增强。初到豹子川时，一些人面黄肌瘦，离开时则满面红光。一九四四年冬，分校组织了全校大生产成绩展览会，我们大队生产的粮食、蔬菜、自制的生活用品、防寒物资等参加展出，得到了好评。大队在大生产总结中，评出了劳动模范丁建民、田博良、王有恒等多人。王有恒是第六队炊事班班长，年近六十岁，深受同学们尊敬。由于他的事迹突出，还参加了联防军一九四五年春召开的英模大会。联政宣传队到第二大队慰问时，还把他的事迹编成节目演出。

经过大生产运动，大队不但基本达到丰衣足食，为开展学习创造了条件，而且使学员学到一些农业、手工业知识，增强了体质，树立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坚强信心，磨炼了革命意志和毅力。

一九四四年五月，何远平到大队任大队长。同时，总校又调来一批政工干部任各队指导员，参加整风的江峰主任和大部分干部也重返第二大队，从延安的“鲁艺”“延大”等单位选调来大批文化教员。此外，联防军司令部还派来了少数军事教员。领导、教学力量的增强，给开展文化学习创造了良好条件。冬季全大队开始了文化学习。军、政、文教育时间的比例是：军、政各占百分之十，文化占百分之八十。后来，为了集中时间学文化，百分之十的军事课，除早操外全部停止。文化课以语文、数学为主。为了统一教学思想，提高教学质量，训练处经常召开教员会议。教员一面学习，一面备课，写出教案进行试讲。军事课除学习一般原则外，还到野外演习。

教员教课认真负责，对不易理解的内容，自己动手制作模型，开展直观教学。还经常深入各班了解学习情况，帮助学员建立互助组，给同学补课。学员刻苦钻研，学习用具不足，自力更生解决。纸张缺少用桦树皮代替，墨水不够就用一种野果熬制，灯油不足就借着月光。大家珍惜一分一秒，想方设法多学一点文化科学知识。

经过一年多的文化教育，学员文化水平有较大的提高，语文和数学程度普遍达到初中毕业水平。

第二大队的学员绝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在敌后经过战争环境的锻炼和考验，又有一定文化水平，思想敏锐，好学上进，纯洁活泼。但因年轻，政治上还比较幼稚，在情况变化的时候，思想容易发生波动。比如，当时学校性质改变，劳动艰苦，军事训练紧张，原附中的干部全部调离大队参加整风，几批同学提前出校学习专业或参加工作，特别是日本投降，校部和几个大队及一批干部纷纷开赴前方，好些学员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思想波动，想离开豹子川到前方参加工作。为此，大队各级党组织和干部，根据各个时期不同的形势和学员思想动态，进行了正面教育，做了大量教育工作。主要进行了革命人生观、阶级斗争、学习目的、劳动观念、人民军队本质、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怎样处理革命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等方面的教育。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日本投降，对学员鼓舞很大，大队组织他们认真学习“七大”文件，号召大家抓紧时间学好本领，随时准备服从组织分配，迎接新的任务的到来。各队干部对学员的思想工作做得深入、细致、扎实，很有成效。大队党委经常要求党支部加强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初进豹子川时，学员中党员很少，一个班成立不起一个党小组。到一九四六年结业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员都入了党。

学校广泛开展文娱活动，出墙报，写黑板报，教歌曲，组织象棋、扑克比赛。队有晚会，大队有会演，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演出文艺节目时，干部、教员、学员都争着登台扮演角色，有的还自告奋勇男扮女装。演出道具自制，如用桦树皮、旧报纸制服装，用蛇皮、羊肠制胡琴，用铜盆、瓷碗代锣鼓，用红墨水当油彩，用棉絮、羊毛粘胡子，被单当幕布，灯光不亮点火把等，还有许多发明创造。政治处宣传股为了培养文艺骨干，提高演出水平，在群众性活动基础上，挑选了五十多名学员，于一九四五年成立了大队业余宣传队，定期集中排练节目。他们还到友邻部队慰问演出。

抗大第七分校第二大队在豹子川的四年中，用自己的双手改造了自然，创建了校业，度过了艰苦的岁月，赢得了安定的学习机会，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建校、学习过程中，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刘克、刘廷贵同学伤残，殷吉光、李瑞珍同志积劳成疾而故，邱治水同学光荣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第七分校于一九四六年被编为晋绥联防军步兵学校。第二大队的同学，自一九四一年入抗大第二分校附中起，至一九四六年毕业离校，整整度过了五年时间。这是不平凡的五年，是战斗的五年。他们在党的关怀下，在革命队伍中迅速成长。前一年多在敌后，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孙毅、李志民、吕正操、程子华等首长的关怀，在枪林弹雨中，冒着敌人的炮火，坚持学习。后四年他们在贺龙司令员、彭绍辉、张启龙、喻楚杰等首长的教诲下，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大力支持下，在豹子川战天斗地，战胜了自身的弱点，学到了革命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