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前景与实践意义

取之不尽的资源，迄今未见配置行政许可和民事权利的必要；稀缺性的资源，为了定纷止争，就需要设置权利机制。尽管丹尼尔·H.科尔所著的《污染与财产权》一书得出如下结论：对于环境保护而言，就不可能存在一个普适的、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最优的财产权体制。^[29]但通过介绍北欧地区的开放田野制度（open field system）、秘鲁与玻利维亚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共有田野农业制度、日本称为“入会地”（Iriachi）的共有土地制度以及土耳其卡姆利克礁湖（Camlik Lagoon）和艾伦亚（Alanya）地区的共有渔业制度，他也承认，此种基于自然资源利用集体行动形成的财产权制度，“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了自由获取悲剧的出现。”^[30]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型，对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模式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这是因为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承载着人类的超物质的需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说：“重要的不是我们所拥有的那些使我们成为伟大国家的条件，而是我们使用这些资源的方式。”^[31]

第二，国内进行自然资源利用模式法学研究总体缺位，自然资源利用的多样化实践与法学研究脱节。特别是在国外90年代兴起的以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学者研究的有关自然资源利用集体行动的问题，国内法学界回应甚少。截止到2013年5月1日，笔者以“集体行动”和“财产权”为关键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检索，没有检索到任何文献。以“集体行动”为关键词检索，共检索到18篇博士论文，涉及政治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关系、经济管理、农业环境科学等学科方向，没有法学方向的专门有关“集体行动”的博士论文。以“集体行动”为关键词检索，共检索到34篇硕士论文，没有法学方向的有关“集体行动”的硕士论文。

第三，本文在进行自然资源利用集体行动中的财产权理论探讨的同时，愿意回归中国的实践。中国自然资源管理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尤其是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管理中面临着生态目标和经济（生计）目标之间的基本冲突。而各利益相关者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各自强调自身的观点和利益，导致目前的各种“管制”和“治理”活动效果欠佳，资源退化、农民生计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不能得到系统地解决。找寻到一条使资源使用者利益与资源的长期生态利益相容共赢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自然资源利用集体行动从探寻如何实现自然资源利用规则的事实性和规范性统一的问题出发，在传统的“行政管制”与“市场”模式之外，探讨通过自然资源使用者为共同的利益，就资源的使用、管理、保护等规则进行充分的民主协商，确定资源使用的规则、实施机制、违反规则的惩罚机制，探究共同利用与保护资源的方式，以期从资源的特性出发统筹使用者的不同利益要求。通过“协商民主”为使用者制定普遍遵守的规则，尊重使用者利益并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性，也指出了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发展方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会自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成熟的社会自治规范，就不可能存在理性有序的公众参与和公共治理。(www.xing528.com)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社会对“集体化”有着十分痛苦的记忆，造成很多人对所有“集体”倾向的概念和方法都有着天然的抵触情绪。而集体行动理论作为外来概念，其对中国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应用前景，很多人也心存疑虑。法学的研究应响应实践的需要，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实践意义。

在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但人们似乎渐行渐远的今天，笔者有感于哈贝马斯曾提出的警示：“在复杂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既不是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也不是公共行政的导控能力。需要精心维护的首先是已经枯竭的自然资源和正在解体的社会团结。在今天，社会团结的力量只能以交往的自决实践´的形式而得到再生。”^[32]因为通过建立商谈民主基础上的“交往的自决实践”能催生出契合多方商谈者利益的法律与规则，成为社会整合的力量与媒介。“将来自生活世界的各种资源汇聚起来并传递、放大到整个社会中去，使现代社会得以健康发展，使所有的人生活得更加自由、更有尊严。”^[33]伴随着权利和自由观念的深入人心，法治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理想，而日益成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法律目的的实现更多地不再是一味依赖国家强制力，而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公众的自愿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