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这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与一九五六年相比有了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各国，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后，重新恢复了平静。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期望的那种大混乱大分裂的局面。倒是相反，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同英、法等国的矛盾充分暴露。而苏联又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苏联在这方面的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领域暂时居于领先地位。这对提高苏联的威信，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提出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这是自一九五六年四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苏联的建议一提出，立刻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党的重视，并作出积极响应。
召开这样一次国际会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以及各国党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对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如何处理好苏联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许多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各种分歧意见都暴露出来了。
对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以及如何认识苏联经验等问题，中共中央已经通过《一论》和《再论》两篇文章，公开地表明态度。但是，对于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和平过渡问题，以及是否要坚持“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表明自己的看法。苏联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恰好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阐明自己的观点、争取一些兄弟党的理解和赞同，提供了一个机会。
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们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的宣言草案。他们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南共不赞成，并表示不准备在这个宣言上签字。这时，苏共中央才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中共中央接到这个草案，已经是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他将中共中央对这份宣言草案的意见转告苏共中央。一起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毛泽东告诉尤金：“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宣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究竟只准备这一种可能性，还是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更有利。
毛泽东说：“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第二个问题，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会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可以笼统地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再一个问题，是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还派米高扬专程来中国，七月五日在杭州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支持的，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毛泽东对尤金说：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指莫洛托夫。——引者注），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毛泽东这样提，是委婉地表示不同意见的一种说法。
毛泽东说，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引者注），值得考虑。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一）要团结；（二）要和平，反对战争；（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四）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他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毛泽东一再说明，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2]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通过尤金很快转告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党政主要负责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到机场迎接。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事前，毛泽东得知苏联方面准备搞大规模欢迎仪式，二百万人上街欢迎。毛泽东谢绝了，他向苏方表示：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三百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苏联方面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迎接的礼遇规格很高，但仪式很简朴。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说：“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又说：“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3]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苏共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就旗帜鲜明地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这无疑是对苏联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晚，同赫鲁晓夫等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意见。
会谈一开始就谈会议文件问题。
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央，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赫鲁晓夫还说，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毛泽东听了赫鲁晓夫这些话，对会议文件问题，没有再提两种方案的事。他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他建议，由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他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表示，不赞成办一个刊物，也不赞成在近期内成立组织。他说：“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4]
当时，苏联同波兰的关系比较紧张，赫鲁晓夫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和斯大林墓。六日，出席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午，赫鲁晓夫作长篇报告，下午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这是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个庄重的国际讲坛上，毛泽东热烈地赞扬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高度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说：“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作了全面分析。他说：“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侧重点，这同《再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讲话最后落到团结问题上：“在我们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时刻也不能忘记，继续努力，保护和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保护和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5]
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不断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幕动人的情景：“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的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6]
纪念大会的成功举行，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这一天起，直到二十日，毛泽东为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成功，为了达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团结，频繁地会见一些重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同他们交换意见，做一些说服工作。
谈话首先从波兰党开始。当时，波兰局势已趋于稳定，但波苏关系还比较紧张。由于受苏联长期干涉波兰内部事务的影响，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召开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对宣言内容有些不同意见，对在宣言上签字有过一些迟疑。同时，也不愿意再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波兰党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抱着尊重、友好的态度。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中国共产党阻止了苏共对波兰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而中国共产党长期走独立自主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又赢得了包括波兰党在内的东欧各国兄弟党的敬佩。
十一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利用纪念大会休息的半个小时，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开始第一次会谈，当晚继续进行。双方交换了对宣言草案的意见，主要涉及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关于国际形势，哥穆尔卡认为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波兰党吃过苏共的苦头。他们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力图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7]
这次会谈，很友好，很坦率，讨论问题是认真的、严肃的，气氛又是和谐的、轻松的，体现了党与党之间的平等关系。
随后，毛泽东接连同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而且都不止一次。这三个党都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影响较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它们所处的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有很大不同。这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战后恢复期，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就成为这次莫斯科会议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毛泽东同西欧几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谈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还想通过这些接触，更多地了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互相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
按照苏共起草会议宣言时的设想，是要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意两国的共产党共同在宣言上签字。会谈中，陶里亚蒂提出，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在宣言上签字，但是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论两个党还是三个党，在宣言上签字。十一月三日同赫鲁晓夫会谈时，他就提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十二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讲，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它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8]在这个问题上，陶里亚蒂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谋而合。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是毛泽东和陶里亚蒂会谈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
毛泽东认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是否坚持俄国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与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同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他说：“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陶里亚蒂表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与和平过渡问题同时提出来的，还有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问题，即整个形势究竟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帝国主义阵营更有利。毛泽东再次强调他对国际形势作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他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说：“我从一九四六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是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又认为，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9]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全部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主要问题上得到了共识。
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会谈。谈的主要问题，跟同陶里亚蒂谈的差不多。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10]
十一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两次会谈。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国际形势转折点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当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十五年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问题，他非常仔细地向对方了解英国的经济情况。他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二千到二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吨。”他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高兰回答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11]这样，毛泽东对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觉得有把握了。
宣言的起草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原先苏共提出的那个草案，中国代表团不很满意，到莫斯科以后，在毛泽东主持下，用了三天时间（三日至五日），重新起草了一个。
从六日开始，中苏双方就宣言交换意见，最后基本上采用了中方的草案。十日，双方达成对全部草案的共同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十一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十三日，中国代表团研究各党的意见，着重研究了波兰方面提出的意见。然后，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稿子。关于这天讨论文件的情况，杨尚昆日记有一段记述：“五时，小平、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十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地讨论。到九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会场，开到十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一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十一时再到会场，开到十二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12]这时，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只有十多个小时了。
十一月十四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十二国党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专门讲“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毛泽东接着说：“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
他又说：“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
为了增加讲话的分量和说服力，毛泽东谈到自己的一些亲身感受。他说：“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哪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13]
根据赫鲁晓夫提议成立的宣言起草委员会，主要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组成，同时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与全体代表会议交叉进行。起草委员会十五日开会，会上争论了一天，有几个问题始终未能与波兰取得协议。波兰方面认为宣言草案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些提法，说得太过分，调子太高。他们不要提“美帝国主义”，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等等。下午五时半，中方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讨论的情况。
事情很明显，宣言能否达成协议，关键在波兰。谁能与波方就分歧意见进行商量并取得有效结果呢？只有毛泽东。赫鲁晓夫不行，其他党的领导人也难。赫鲁晓夫早就对毛泽东说了：“你们的处境好，你们的意见波兰同志能听得进去。”[14]
毛泽东听完汇报，六时半即去哥穆尔卡住处同他会谈。这是毛泽东同哥穆尔卡举行的第二次会谈。
毛泽东有意使会谈气氛轻松一些，一开头就说：“今天，天上地上随便谈，参加的人由你们定。”哥穆尔卡直截了当：“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宣言的事。”毛泽东问：“起草委员会开得有成绩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吗？”
哥穆尔卡告诉毛泽东，波兰党提出了四个有原则性的修正意见，有一个被采纳了，还有三个存在分歧。他说：“关于修正主义问题取得了协议，因为都作了些让步，提出主要的危险在于修正主义，但也须反对教条主义，各国的主要问题由各自决定。”
接着，双方就宣言中的一些主要分歧展开讨论。双方都很坦率。毛泽东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能让步则让步，能妥协则妥协，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点。毛泽东完全用商量的口气，充分说理，使对方没有一点强加于人的感觉。
分歧意见之一，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这一句。哥穆尔卡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独霸；侵略集团不只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
毛泽东说，其他国家，如英、法可以分开提，突出美国是合乎事实的。讲美国是指问题实质，因为美国是他们中最强的，其次才是英、法、葡萄牙等国。毛泽东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可以把“独霸世界”改为“独霸大部分世界”。哥穆尔卡插了一句：“我们认为在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是：全体反对一国。”毛泽东紧接着也说了一句：“也可以说是一国反对大家。”哥穆尔卡：“是这回事。”毛泽东：“还是应该进行协商。”
分歧意见之二，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所写的“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这句话，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复辟资本主义非通过战争方式不可，波兰有部分反动分子正是想通过战争在波兰复辟资本主义。哥穆尔卡建议改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反对这些国家的敌对行为”。毛泽东说，这话不是对帝国主义及反动分子说的，而是对那些不愿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民讲的。如果不说“复辟”，也可改为“颠覆活动”。哥穆尔卡表示同意。
分歧意见之三，是波方不同意说“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毛泽东解释说，敌人虽多，但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符合事实。“现在世界局势已经紧张，讲出了这点会更形成紧张，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你紧我也紧，结果倒有可能不紧张。”哥穆尔卡说：“刚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用强硬回答强硬，这才能促使国际局势的缓和。”毛泽东说：“不是用炮弹而是用口。”哥穆尔卡说：美国统治集团对人们宣传说，共产党和苏联要消灭美国，他们不说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说要消灭美国这个国家。毛泽东说：我们说不说，反正他们都会这样宣传的，还得靠打文字仗。“你来我去，决不能对英美不还枪，这叫唇枪舌战。”“我们如果说出来，那会更好地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
会谈在坦率而友好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毛泽东说：都需要让些步，需要大家取得一致。我们和苏联也都互相让了步。我感到这次苏联同志有很大进步，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和我们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观点，这才拟出了双方的共同草案。我已与哥穆尔卡同志谈过两次，你感觉到我想对你施加压力吗？（哥穆尔卡笑着回答：没有。）我只是想说服你，你也想说服我，我们都没想施加压力。哥穆尔卡说：“我没有这种感觉。”
在平等协商的气氛中，双方就三个分歧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或比较接近的认识：（一）把“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一句中的“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地区”。（二）把“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中的“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三）“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一句中的“使它成为”，改为“企图使它成为”。这些修改，基本上都是接受了波方的意见。所以，毛泽东说：“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
毛泽东申明，今天谈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还要与赫鲁晓夫谈一下。哥穆尔卡真情地对毛泽东说：“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毛泽东：“我准备见你一次。”[15]
会谈从下午六时半持续到晚上十时，共三个半小时。会谈取得重要进展，为最后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陪同毛泽东去谈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六时半与主席一起去哥穆尔卡处谈话，共三小时半，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16]
十一月十六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继续举行。赫鲁晓夫宣布开会，毛泽东第一个发言。看来这是苏共的有意安排。显然，毛泽东对宣言的表态，具有很大影响力。
毛泽东一开头就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毛泽东又说：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没有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17]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了，通过了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十九日，除南斯拉夫以外，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宣言上签了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期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汇集在莫斯科，共同讨论并签署了这个宣言，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这是自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宣言分析了国际局势及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指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四十年来，社会主义证明了它是比资本主义远为优越的社会制度。”当前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共处。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为争取和平而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
宣言提出，要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合作。其中特别讲到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宣言论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普遍性的共同规律，概括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18]
宣言在强调共同规律的同时，也肯定了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性。
毛泽东十分看重宣言关于共同规律的九条，把它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一个政党究竟坚持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理论认识。
宣言的最后部分，论述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自己的看法，并且和苏共中央交换过意见。苏共领导一再提出，希望宣言中的表述能够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衔接起来。照顾到苏共中央的实际困难，中国代表团同意作出一定的让步，以苏共中央提出的宣言草案的写法为基础，作了必要的修正。修改主要有两点：第一，同时指出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并加写了一段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适当地加重了后一种可能性的分量。第二，在论述和平过渡的内容里，在强调议会斗争之外，加写了有关开展议会外的群众斗争的论述。关于这两点，毛泽东同几位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都讨论过，并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
在中苏两党就宣言草案达成共同意见的同时，中国代表团在十一月十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在这份备忘录性质的意见提纲里，提出了五点意见：（一）要同时提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二）当前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三）取得议会的多数，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国家机器；（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五）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模糊我们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界限。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其宣言，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初步统一了社会主义各国的认识，使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人心波动、思想混乱的局面有所改变。
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十一月十六日，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空前盛会。
会议一致通过了《和平宣言》。宣言针对西方国家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威胁”为借口，奉行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冷战政策，旗帜鲜明地提出：“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战争是可以制止的，和平是可以保卫住和巩固起来的。”“无论哪一个共产党或是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发动战争和对别国进行军事攻击的动机，都没有掠夺别国土地的动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想用暴力把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任何一国人民。它们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是它们也知道，社会主义不能从外边移植，它应该首先是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进行国内斗争的结果。”宣言率先提出立即停止核试验、无条件禁止生产和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并提出“给世界以和平”的响亮口号。[19]
与会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共同签署了这个宣言。
这个会议共开了三天，十一月十九日结束。在十八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集中论述国际形势和团结这两个问题。
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现在国际形势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他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十件大事，来证明上述的判断。这十件大事是：苏联在打败德国、日本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只好坐视蒋介石失败；朝鲜战争，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越南战争，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认输；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对埃及的进攻被制止；苏联制止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冒险；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把美国甩在后面；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等国。
从这十件大事中，他得出两条结论。第一，“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第二，“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这个论点，毛泽东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说过了。今天，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上，重申这些论点，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说：“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www.xing528.com)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
他特地讲到波兰和南斯拉夫，对他们的态度表示满意：“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波兰党，哥穆尔卡一直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他们吃了不少苏联的苦头，对苏联有所戒备。而毛泽东提出并坚持“以苏联为首”，主要是从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出发的。对哥穆尔卡的这一转变，毛泽东是很看重的。毛泽东又说：“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指《和平宣言》。——引者注）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
鉴于斯大林时期，对于犯错误的党内同志，对于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往往采取不加分析、一棍子打死的错误做法，而这种做法又流传很广，在许多兄弟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毛泽东专门讲了团结的方法问题，党内团结的辩证法问题。
他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毛泽东又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说：“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我很高兴赫鲁晓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产生了许多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20]
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整个会场特别安静，讲话一结束，立即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这次讲话是即席讲话，没有照稿子念，讲了一个钟头，因为他曾害过一次脑贫血症，站着讲话不方便，是坐着讲的。会后，他同哥穆尔卡的一次谈话中，讲到这个事。他说：“这样坐着吹牛可以吹几个钟头，站着说就要倒了，尤其不能念稿子，那要死了。”哥穆尔卡说：“我们就是照稿子读，这是个缺陷。”毛泽东说：“我在国内也是这样，紧张得要命，人是死的。这次来莫斯科不读稿子了，这才活起来。今后我不愿读稿子了。”[21]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同法共书记杜克洛谈话，就法国政治局势、英法等西欧国家同美国的关系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是同法共代表团的第二次会谈。
毛泽东问：法国国内，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力量现在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还是不大不小？（杜克洛答：现在已开始有所发展。）据你们看，法国的革命单独胜利的可能性如何？是不是一定要等世界形势的巨大震动？（答：这很难说。）比、荷、卢这三个国家是更倾向于英国，还是更倾向于法国，还是倾向于美国？（答：对这三个国家，法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主要是英、美之间的斗争。）关于英国，它倾向于美国，还是倾向于法国？英、法资产阶级之间有没有共同点？是不是都不要战争？（答：他们都怕战争。）这就好。英、法资产阶级有共同点。
毛泽东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德国军国主义现在是想打仗呢，还是不敢打仗？（答：不一定想发动战争，但它正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这表现在共同市场上，它的经济力量非常雄厚。）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了没有？有没有实现的可能？（答：需看情况的发展。）毛泽东接着分别问到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的钢产量。又问：西德的侵略矛头是指向东方还是指向西方？（答：如果西德向东方发动战争，首先就得打德国人自己。）然后，毛泽东说：归根到底就是一条，能不能有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又说：我觉得西方资产阶级心里很不安，也恐慌，包括美国在内。这次会议有六十八个国家参加，表现大家的信心很高。
最后，在谈到党与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一个国家的党不自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基础的核心骨干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党就没有束缚了。各个党都会自己坚持原则。不要为别人起草决议，马列主义原则比什么决议都好。[22]
十八日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与陶里亚蒂会见，举行第二次会谈。对毛泽东来说，这与其说是一次会谈，不如说是一次调查。他向陶里亚蒂详细询问了意大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意大利各阶级、各政党及其力量对比的状况。毛泽东不断地提问，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也发表他对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
毛泽东问：你们有多少党员？意大利有多少人口，城乡人口的比例如何？意大利还有封建势力吗？可不可以说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意大利有多少钢？陶里亚蒂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我觉得意大利革命的希望很大。”陶里亚蒂说：“是的。有两个因素促成：资产阶级力量弱，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毛泽东接着问到意大利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他说：“进行这方面的调查很有趣。”
毛泽东又问：社会党在工人中的力量怎样？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的力量对比如何？天主教党有没有派别？有没有开明的民主派？意大利有没有保皇党？力量怎样？你们对教廷的态度怎样？毛泽东听了陶里亚蒂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后说：“你们一面反对教廷干涉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一面不提出打倒宗教的口号。好，灵活。宗教既已存在，提出打倒的口号就会脱离群众。”
毛泽东又问：你是否认为现在局势的特点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所指的是革命的暴雨。西方国家的心理状态是有把握呢，是无把握呢，还是有些把握但信心不足？你觉得有没有世界震动，例如战争的震动，能不能在意大利实现革命？毛泽东说：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种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欧洲会不会有这种爆炸性矛盾呢？陶里亚蒂说：不是不可能的。殖民主义制度将继续受到打击。殖民主义制度的瓦解和革命爆炸的可能性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表示同意。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陶里亚蒂：“你觉得这次会议怎样？”陶里亚蒂：“会议的结果很好。虽然仍有些分歧，但是不要怕。主要的是团结。会议的宣言也使我满意，里面吸取了我们的一些修正。”毛泽东说：“会议宣言没有涉及各国的具体问题，宣言一般谈的是原则问题，这样灵活性就大了。”陶里亚蒂：“我完全同意。”[23]
十一月二十日，波兰代表团来看毛泽东。这是他们的第三次会见。毛泽东问哥穆尔卡：“你们对这次旅行的看法怎样？是否感到受了委屈？”又问：“你们有没有感到苏联同志在协商作风和与各国党的关系上有进步？还是认为没有进步？”哥穆尔卡说：“我们感觉到这种进步。”
毛泽东说：“在走以前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地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如批评得不对固然坏，如批评对了也不好。假如有错误的话，那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
话题转到第三国际。毛泽东：“第三国际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托洛夫。但头和尾巴都不长，而身子却有这么长。”
哥穆尔卡：“在我们也难说尾巴是好的，因为解散了我国共产党。”
毛泽东：“第三国际解散了，这应感谢上帝。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去年三月米高扬到北京，来解释为什么要批判斯大林时，我同时也向他提出问题。他们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我说，你们召集会就是了。你们苏共中央有事召开会议，我们来参加，谈些必须讨论的事，有事则开，无事则散，不要有像第三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
毛泽东又谈到中国党的经验。他说：“我们是犯了‘左’倾及右倾机会主义这两次错误后才教会了我们这个党，才教会了领导干部。结果使这两个阶段的革命[24]有很大损失，这当然不好，但这只是一个侧面。第二个侧面是很好的，有益的，它成了教员。没有这两次的失败，我们教育不过来，没有比较，在人们的脑子中不会引起大的震动，就不可能找出不‘左’又不右的道路。”又说：“我是吃过苦的，你们也吃过苦，一定知道时间是不能短的。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开始，到一九五七年共二十三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今天谈得很有兴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不损害。我没有损害你的意思，你也没损害我的意思。我们是互相支持的，这很需要。”哥穆尔卡说：“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助，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及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今天谈话的缺点是我讲多了，下一次吧。”[25]
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谈话。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看望了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十一月十七日，是个星期日。刚巧头一天，莫斯科下了这年的第一场雪。这一天特别晴朗。蔚蓝的天空，火红的太阳，在白雪的衬映下，显得格外亮丽清新。
下午六时，毛泽东在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刘晓等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受到等候在这里的三千五百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
礼堂里挤满了人。在座位的两侧和后面的空地上，都站满了人。能在异国他乡见到自己的领袖，大家的心情格外激动。
当年参加会见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把毛泽东的谈话和现场的情况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下面是这个记录的节录。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天，这初冬的天气，清晨晴空万里，太阳升起来不久，耀眼明光的，真是莫斯科少有的景致。毛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正在这里。今天代表团同志要向我们全体在莫斯科的留学生作报告，我们都抱着一个热烈的希望，希望在报告会上能得到毛主席接见。
下午六点钟，大礼堂中各个角落的水银灯一起放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的时候，毛主席第一个安详地从主席台左手的小门中走了出来，紧跟着的是其他同志，这时我们只顾欢腾。大礼堂中一下子充满了这样的欢腾，以至大家只顾一个劲地看哪，笑哪，鼓掌，却没有一个人像在走过天安门时那样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自己是笑得合不拢嘴，所以没法打招呼，也没法喊。毛主席一下就走到主席台的最边缘上来和大家亲切地招手。这时我只觉得毛主席的步伐稳重而矫健，水银灯光映着毛主席的面孔红喷喷地，原来毛主席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他老人家多高兴啊！
毛主席从广阔的台上由左边一直走到右边，这才绕到桌子后边，却还没有就坐下来，轻轻地拿起水瓶来向玻璃杯中倒了一杯水，端起来慢慢地喝。这时在最前边的人就一边鼓掌一边喊：“毛主席！您好！”毛主席听见了就故意把杯子举向前面，高高地，好像要和大家碰杯的样子。这时我们真是想跳起来奔向前去，当然，没有一个人实际上这样做。等着毛主席喝了这杯水，安详地把双手在胸前一握，站到了扩音器旁边时，我们马上安静下来。
首先是由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代表团的全体人员。等全体都介绍过后，大家依次坐下来，只有毛主席仍旧安详地站在扩音机旁。这时我们有多激动啊！生平第一次当面就要听到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毛主席好像也了解了我们这一点，所以第一句就亲切地说：“同志们！我问你们好！”接着毛主席右手轻轻一抬向前推动了一下说：“世界是你们的！”好像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把这样一个深湛的鼓励与期望稳稳地送给了我们似的。毛主席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中国留学生作的毛泽东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的讲话记录中的一页
稍停了一下，毛主席自问自答地说：“为什么说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呢？你们看，像我们这些人都老的不成个样子了嘛！”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哄嚷起来了，高声说：“毛主席不老！不老！不老！”毛主席轻轻摇了摇头说：“不然，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老了，也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富有经验，老于世故！”这一下我们才又连笑带鼓起掌来。毛主席看到这么热烈的情形，不免又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有朝气，我们有暮气，这叫各有长短。”惹得大家又笑起来了！
毛主席这时像谈家常似地向大家说：“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们只是几小时以前才听代表团同志讲的，这时就连声答应说：“知道，知道！”毛主席说：“这次会开得很好，苏联同志很能够和各国同志商量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和八年前我那次来时很不相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
“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两句话是谁说的呀？你们读过《红楼梦》吗？（有人说读过）这两句话是《红楼梦》里的一个人说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口，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约有十亿，帝国主义阵营约有四亿，剩下的该是多少呢？（台下有人说：十三亿。）对！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十三亿基本分布在三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三亿当中已经有七亿多取得了民族独立。像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还有个黄金海岸等等。剩下的还有六亿，像日本、伊朗、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意现在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这十三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却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
“我们中国现在是六亿四千万人口。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在政治上我们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我们是个小国，和比利时一比较，我们还比不上呢！同志们，你们听了不高兴吗？”（真的有人说：不高兴！）这时毛主席大声地说：“我们说，比得上就比得上，比不上就比不上，有什么可以高兴不高兴的？”这样我们才又大鼓掌了！
“同志们！这次庆祝十月革命节四十周年，一共有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来参加。这是自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最盛大的一次集会。这几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这个会开得很好，决定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当然，我们就大声嚷：不反对！）这两天在开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就能结束。”
“同志们！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听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语句，怎能让人不尽力欢呼和使劲鼓掌呢？
“你们年轻人应该具备两点：一是朝气勃勃，二是谦虚谨慎。”我们就使劲鼓掌，表示我们一定要照着毛主席的话去做。
“今年在我们国内五月到六月间是乌云满天，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作‘硬起头皮顶住’。”说着说着毛主席用自己的手指向宽阔的前额上一指，而且用力向前顶了顶，大家体会了中央这一英明的方针，不由地又会心地大笑了。
“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八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错误和缺点，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同志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六亿四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回答：看过！）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我们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都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和不少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过话，问他们能否做得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二千二到二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十五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两千万吨，再过十五年顶多达到三千万吨。那么，再过十五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十五年，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一个小尾巴，说：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你们要好好地完成五年计划。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工作五年；如果能再活十五年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下子我们可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喊得毛主席也笑起来了）他老人家说：“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那当然更好。可是还得估计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这时我们不少人还接着喊毛主席万岁！等稍为平静一点，不知哪个小伙子直着脖子猛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声音真响，毛主席听了又笑了，好像是向着这个小伙子似地说：“什么？假如孔夫子到现在还不死，两千多年前的人到现在还都活着，那还得了啊！那你们可怎么活着呢？那不就不成一个世界了吗？所以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祝贺你们！世界是你们的！！”这时我们又不由地从心底涌起来无限的欢欣，的确，世界是我们的！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令人无限振奋的展望呢？
毛主席离开了扩音器，安详地坐下来，又和前排的同志们聊起家常来了。虽然没有扩音器广播，但是大家都极安静，所以声音仍是清晰得很。毛主席问：“你们怎样锻炼身体的呀？你们喜欢爬山运动吗？我今年登过黄山，还有别的山，一共五次。”又问：“你们有湖南人吗？在湘江里游泳过吗？我去年游过三次，还横渡过长江两次。”说着毛主席用他的大手轻轻比划了两下，好像横渡长江丝毫也不费力似的。这时前排有几个同学齐声说：“祝毛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又问：“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得怎样呀？”又嘱咐说：“你们一定要和苏联同志结成亲密的朋友！”
终于，毛主席向左右环顾了一下，说：“怎样？咱们走吧！”说着，其他同志也都依次站起来，我们也跟着一起站起来，为了再多看毛主席一眼，多留一个幸福的印象，礼堂后边的人索性就站到椅子上去。我们目送着毛主席离开我们，所有的水银灯光又都集中到主席台上，仿佛主席台上留下了一片五彩的云锦。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些话语，很快就传开来了，传遍了神州大地，一直流传到今天，还要传到永远。毛泽东会见中国留学生的动人情景，正是反映了中国青年乃至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炽热情感和崇高敬意。这是一个缩影。
毛泽东对苏联为期半个多月的访问就要结束了。临行前，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送别宴会。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安排毛泽东和苏联各界著名人士见面。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回到北京。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获得了圆满成功。这一次出访，整天都是在会谈、开会、修改文件之中紧张度过的。用杨尚昆的说法，就是“无非是从北京的房子里头搬到莫斯科的房子里面去住”。[26]
在莫斯科同一些兄弟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讲到，他两次访苏感觉到的气氛很不一样。第一次访苏，不仅不能随便讲话，连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单独会面都不可能。当时苏共同其他党的关系，名为兄弟党，其实是“父子党”。这一次则不同，在兄弟党之间表现了平等协商、团结合作的精神。苏共中央也很尊重毛泽东，借重他的威望和影响作了大量的团结和说服工作，中苏两党关系中出现了平等协商的新气象。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使毛泽东更为满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和主要的意见，都得到与会各兄弟党的赞同，并写入了宣言。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同苏共及其他兄弟党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
杨尚昆曾经对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作过这样的评价：“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27]
莫斯科会议距今已经四十多年。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主要是中苏两党之间原来存在的一些分歧，由于各方面的需要和妥协，基本达到一致。但这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化，这些分歧随后不久又重新暴露出来，并且逐步演化成为深刻的分裂。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反映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威望有了很大提高，成为国际共运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不仅是因为新中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去年国际共运出现风波，处于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够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给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以强有力的支持，并在调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信任。
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地位和威望的提高，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经济落后造成的压力和束缚，[28]他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处境。在莫斯科，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反复讲，现在的国际形势出现了转折点，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上升，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下降。他认为，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到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时期。经过十五年的努力，苏联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赶上和超过英国，战争就更打不起来了，中国就争得了更长的和平时期，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次访苏，更加激发了毛泽东只争朝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
回国不久，十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介绍莫斯科会议情况，同时向他们通报了关于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的设想。此前不久，十二月二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大的祝词中，已经把这个设想公布于全国。从此，“赶超英国”就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开战，向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宣战。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正以期待的目光展望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迎接着各条战线的全面跃进。
【注释】
[1]出席这个会议的，实际上是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其中有4个党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
[2]毛泽东同尤金谈话记录，1957年10月29日。
[3]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4]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5]195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6]《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87页。
[7]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6日。
[8]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9]毛泽东同陶里亚蒂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7日。
[10]毛泽东同多列士会谈记录，1957年11月8日。
[11]毛泽东同波立特、高兰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9日。
[12]《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2页。
[13]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日。
[14]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会谈记录，1957年11月3日。
[15]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5日。
[16]《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3页。
[17]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6日。
[18]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19]195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20]毛泽东在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
[21]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拜会毛泽东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20日。
[22]毛泽东同杜克洛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7日。
[23]毛泽东同陶里亚蒂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8日。
[24]指1924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1927至1937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25]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拜会毛泽东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20日。
[26]杨尚昆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12月2日。
[27]杨尚昆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12月2日。
[28]毛泽东1957年11月19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中国在经济上还受束缚，政治上已经消灭了束缚。至少要有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才能消灭经济上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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