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和平国际环境 毛泽东传1949-1976

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特别是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就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采用封锁、遏制等种种手段，包括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等。一些亚洲邻国，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新中国还存有怀疑和畏惧的心理。

新中国的诞生，对于世界和亚洲来说，究竟是和平的因素，还是危害和平的因素？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作出肯定而明确的回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

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2]

从一开始，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就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

毛泽东根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制止的。依据这个判断，在一九五一年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长远设想。即使是发生了抗美援朝这样大的意外事件，也没有改变毛泽东的基本估计。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场局部性战争会不会因为美国插手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通过两年多的观察，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第二，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对美国来说，朝鲜停战，大势所趋，不和不利。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仍然认为：“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巩固的基础。”^[3]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对朝鲜停战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九月二日，他在一封电报里指出：“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4]九月十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又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5]

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外交上作出两项重要努力。一是努力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谋求通过和平协商，进一步缓和亚洲的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二是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逐步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睦邻友好。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为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半岛恢复了和平局面，但是重新导致紧张局势的因素依然存在。实现停火以后，美国并没有从朝鲜撤军的迹象。然而，无论如何，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武力对抗转向谈判，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把握时机，进一步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展开了一场争取召开政治会议的外交攻势。

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应当由双方司令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别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中国对召开政治会议的意见。电报写道：“我方对于政治会议的方针是，继续坚持和平政策，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进一步争取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还提出，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不采取双边谈判的形式；参加国包括苏、中、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以及四个中立国波兰、印度、瑞典、缅甸；会议议程应当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先解决撤军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再讨论其他问题；表决方式采取协商决定，即停战双方一致同意的方式；会议地点，建议在新德里举行。^[6]这个意见，得到苏联和朝鲜的同意。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上述意见通知印度和瑞典驻华大使：“如果印度政府及瑞典政府同意我们的意见，请印度和瑞典在联合国的代表与有关方面进行接触，以便使之成为在联合国中的共同提案”。同日，毛泽东把这一情况通报给金日成，并且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国际间的合作，和创造一个以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的开始。”^[7]

就在这一天，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关于政治会议成员的提案。讨论中，美国在政治会议的组成和形式等问题上，同不少国家发生意见分歧。美国不赞成开圆桌会议，主张停战双方单独谈判，即参加国只限于朝、中和美、韩。它担心中立国的参加会对美国不利。

为了支持苏联提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八月二十四日由周恩来发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声明，并建议朝鲜在二十五日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声明。^[8]

但是，八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履行”的决议案，否决了召开包括中立国在内的圆桌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九月十二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重申中国政府关于迅速召开有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及有关中立国家参加的圆桌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的立场。

九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了一个多月以来围绕召开政治会议展开的外交斗争，估计如果继续坚持中朝方面的原定方案很难有什么结果，便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新步骤》仍坚持政治会议应当有其他中立国参加，但为了推动政治会议的召开，同意美国方面的建议，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就政治会议问题举行初步会谈。“初步会谈的主要问题应为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其次则为政治会议的地点与时间问题”。^[9]

在征得朝鲜和苏联同意后，十月十日和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发表关于政治会议的声明和通知，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政治会议不应该是板门店谈判形式的重复，应该有中立国家参加。通知对美国经过瑞典驻华大使馆转交的多次函件作了答复，表示朝中方面“同意共同派遣代表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板门店与美国代表会晤，进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10]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朝中方面代表奇石福、黄华和美方代表迪安在板门店开始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由于美方故意制造障碍，会谈开始不久，就在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陷入僵局。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会谈形势，决定由朝中方面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的全面建议，以打消美方故意拖延会谈进程的借口。这项全面建议在十一月三十日发表，内容包括政治会议的成员和地点、时间、程序、行政、经费等各个方面。但是美方还是不断挑起争论，并在十二月十二日无理中断了会谈。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美方将两万多名朝中战俘强行押往南朝鲜浦项、群山和台湾基隆，强迫他们分别编入南朝鲜军队或送交台湾国民党当局，严重破坏了朝鲜停战协定关于遣返战俘的规定。在这种气氛下，重新恢复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停战协定明文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终于未能召开。

通过这场斗争，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政府对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真诚愿望。在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上，中国赢得主动，而美国陷入被动。

在板门店和平协商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大门被美国方面强行关闭以后，经过苏联等国的努力，决定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谋求缓和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局势的大门又开启了。

早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苏联政府就曾经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出两点建议：一、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二、召开法、英、美、苏四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十月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完全赞同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八日，法、英、美、苏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奥地利问题。会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再次提出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法、英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且希望在五大国外长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不得不改变态度，对中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同意。柏林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举行日内瓦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美、法、英、中五国以外，还请有关的其他国家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平等地位出席的国际会议。这表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迅速提高，中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承认。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懈努力的结果。

对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各大国抱有不同的想法和目的。对美国来说，列为会议两大主题的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在它以冷战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也是它的亚洲政策的两大战略支点。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醒过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他说：“我们还能够在失掉朝鲜之后，经得起随之而来的后果影响。但是如果丢掉了印度支那，南亚就会跟着丢掉，而我们就极难不受其后果影响了。”^[11]艾森豪威尔深受这番话的影响。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他针对印度支那局势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论点，认为如果印度支那失手，接下去就会失去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动摇由日本、台湾、菲律宾结成的“岛屿链”，进而波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2]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美国不但不想在朝鲜问题上作任何让步，而且一再呼吁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和它采取联合行动，以军事对抗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然而，美国自身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个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允许它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投入过多的力量，产生了欧洲战略重点同亚洲遏制政策的矛盾；另一个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同英、法等盟国的战略利益难以协调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感到力不从心，处处受到掣肘，不敢把事情做绝。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略上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它在亚洲的最大愿望，是保持在香港、马来亚等地区的利益。因此，英国对朝鲜战争一直持消极态度，也不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进一步扩大。它担心，一旦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会引起同中国的战争，最终危及它在香港等地区的利益。四月二十五日，在日内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英国内阁会议一致决定，英国不准备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对法国在日内瓦为达成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英国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此大失所望，不得不承认：“这个决定就使我们寻求任何满意的同盟干涉方式的努力暂时终止了。”^[13]

法国对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支那原是法国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已宣告成立。到一九五四年，法国进行印支战争历时已近八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军队六易主帅，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法国政府深感即使继续付出巨大代价，仍难以赢得这场战争。在柏林会议上，法国向美国提出，要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否则法国政府将会因为印支战争的失败而垮台，并可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这样，美国只好勉强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

柏林会议作出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同毛泽东提出的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的设想是相符合的。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势，认为：“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14]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同时提醒越方，不要因为准备和谈而放松军事斗争。“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15]

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解放了越南西北重镇奠边府，歼灭法国远征军精锐部队和南越保大政府军队一万六千多人，这是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在法国引起极大震动。六月十二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国内反战运动掀起高潮。奠边府战役，还进一步扩大了法国同美国的矛盾。在奠边府法国守军告急的时刻，美国迟迟不履行军事干预的承诺。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国表示无力单独进行这场战争。美国又乘机提出七点要求^[16]，实际上是要把法国势力挤出印度支那，以便自己乘机取而代之，遭到法国的拒绝。

这样，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和会议进行中间，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使这个地区在战后第一次出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转机。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极为重视，并寄予厚望。

中国政府接到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邀请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他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初步意见》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以及在朝鲜、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对策都作了明确而周密的规定。

《初步意见》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利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

关于中国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初步意见》提出：要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这三大口号，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坚决支持朝鲜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并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火。

《初步意见》确定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两大问题时最低限度的斗争目标是：在朝鲜问题上，如果朝鲜政府的全面建议不能被对方接受，“我们应在承认维持南北朝鲜现状、分期撤退外国军队和恢复南北朝鲜交通贸易等问题上谋求解决办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在实现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要力争在十六度线附近划定南北双方停战线。

根据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提出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总方针，《初步意见》还提出，要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外，推动日内瓦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我们除朝鲜和越南问题外，还必须准备其他有关中国、远东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17]

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初步意见》的第二天，三月三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苏联的邀请，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时，他一面主持讨论修改宪法草案，一面继续处理高饶事件。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重要文件，并多次约周恩来商谈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问题。

四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最后一次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做到充分准备，仔细斟酌，力求万无一失，谋定而后动。

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

四月二十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瑞士出席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由世界各主要国家出席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临行的前一天，对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表示了中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始举行。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一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持。美国根本无意解决朝鲜问题，更不愿看到南北朝鲜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由全民选举实现和平统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柏林会议上就告诉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朝鲜问题会议可以开，但什么协议也达不成。”英、法等国则对解决朝鲜问题持消极态度，而急于使会议转向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尽管朝中方面一再作出让步，在美国的阻挠下，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直到六月十五日结束时，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是国际舆论看清了中国政府在实现朝鲜和平问题上的真诚愿望和主张，也看出了朝鲜半岛走向缓和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六月二十三日在英国国会演说中表示：“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这代表了世界各国的普遍看法。

日内瓦会议从五月八日起，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越南人民军前一天取得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会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毛泽东冷静观察局势，预见到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将会出现复杂的局面，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根据他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建议越南人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扩大战果，切不可消极等待会议谈判的结果。五月十二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18]的指示电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19]和谈从来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日内瓦会议上外交斗争的成功。

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过程中，美国想方设法阻挠和平的实现。但由于与会各方，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都迫切希望达成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美国实际上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它的企图没有得逞。这再一次表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日内瓦会议首先在实现柬埔寨和老挝的停火问题上取得突破，六月十九日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随后，宣布休会。

在休会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访问关心会议进程的印度、缅甸等国，同这些国家的首脑进行会谈；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等在广西柳州举行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并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谈，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七月六日，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会议，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

从日内瓦会议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行，研究各主要国家的言论行动，观察和分析东南亚以至整个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考虑我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

毛泽东对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很满意，他在讲话里充分肯定这一点，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

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在国际斗争中如何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问题。他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他又说：“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

毛泽东还提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周恩来记录的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的第一页

在全篇讲话的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0]

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奉行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谋求睦邻友好、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指导方针。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工作和今后的方针，为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阶段取得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七月八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肯定外交工作的新成就。

毛泽东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八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

“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

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

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 ——孤立与分化。

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

八、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

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21]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22]

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目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同时也考虑到英、法等西方大国短期内不会改变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因此，只好将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暂时搁置一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英、法等国同美国的矛盾日益明显，以及它们对中国态度发生的一些变化，特别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充分表现出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作出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提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于英、法这类国家，要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对中国还有某些疑虑的国家，也要主动地去做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变化。这是适应新形势（国际的和国内的）而采取的新方针。中国的外交工作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

七月七日和八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这两次讲话，表明他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有了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而且有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步骤。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成功外交实践。这些实践，使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对国际局势和国际矛盾所作的判断和分析，得到进一步验证和补充。

七月九日，周恩来一行带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飞离北京。七月十二日，返抵日内瓦。由于休会期间作了充分的磋商准备，越南、中国、苏联三方在七月十九日共同商定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方案，为达成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协议铺平了道路。

七月二十一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落下了帷幕。

在与会国中，只有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表示不满，但也只能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美国拒绝在会议的最后宣言上签字，充分反映出它何等顽固又何等孤立。它在特别声明中表示“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去干扰它们”，但又声称：美国“对于任何违反上述协定重新进行侵略的行为将极为关切，并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23]这是美国为它日后扩大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埋下的伏笔。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是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日内瓦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政界要人进行了较多的接触，在谋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上也取得进展。六月十七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与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实现了中英两国互换代办而建立的半外交关系，使英国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走在西方大国的前列。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于对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从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起，在北京派驻负责建交谈判的代办。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采取矛盾暧昧的态度，并追随美国参加侵朝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主动表示，希望中国也派代办来伦敦。虽然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是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立场，并从最大限度地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阵营的方针出发，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艾登的意见。

一九五四年八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这时，距中英两国发表公报不过两个多月。

英国工党，创建于一九〇〇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三次执政。对内它采取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并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在对外政策上则仍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艾德礼这次访华时，已不担任英国首相，但还是工党领袖，中国政府给予很高的礼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他，同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英方参加会见的有：工党领导人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

会谈的话题从中英关系开始。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谈话中，双方对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彼此谈得都很坦率。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当客人问道：“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引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并对和平共处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又说：“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四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毛泽东还向客人表示希望他们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客人又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毛泽东说：“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接着，毛泽东着重谈了共同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问题。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又说：“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毛泽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指出：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他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24]

这是毛泽东建国以来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发表长篇谈话，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详细阐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阐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以后，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中国在走出国门、争取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方面，又跨进了一步。两个月后，毛泽东对这次会谈评论道：“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很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25]

中法关系在这一时期没有大的改善。但是通过日内瓦会议期间两国外长的直接接触，法国政府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些了解，开始试探同中国建立某种关系。以后又表示，愿意先发展经贸关系，为逐步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对这些友好的举动，中国政府都给以积极的回应。

在西方大国中，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最富有戏剧性。美国先是阻挠召开有中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开始后，又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摆出强硬的姿态。但在会上，美国代表团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转达口信，表示愿意就美国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回国问题进行接触。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示要同新中国接触。

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在请示中央同意后，立刻作出积极的回应。从六月五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五次接触。从九月二日起又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这些会谈和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它结束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开始建立起保持接触的官方渠道。仅此一点，它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就超过会谈本身。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能够出现这样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又一次证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这件事也证明了毛泽东所说：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

日内瓦会议前后，中国政府在同西方国家逐步改善关系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上，争取在新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这种新型的平等关系，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等文献里，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原则，也写入《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这以前，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26]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外交原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同世界各国进行建交谈判所遵循的指导原则。这些，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国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的第一天，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27]

这次谈判，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结束，在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写进了这五项原则。

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先后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都郑重地写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印联合声明里还确认：“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28]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的方针指导下，总结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经验的产物，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的建交原则的发展。周恩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括、提出和推广，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中国毗邻的多数亚洲国家，先后摆脱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实现世界和平，是这些国家的共同要求。中国和这些国家在近代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愿望。这是中国争取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厚基础。彼此间也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最主要的是边界领土、华侨双重国籍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在以往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也有近代以来外国殖民统治留下来的。同时，有些国家由于受帝国主义宣传和西方舆论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存有误解，对新中国心怀疑虑和畏惧。能否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合理地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关键。

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形势，决心高举维护和平、睦邻友好这两面旗帜，首先争取同印度、缅甸这两个有影响的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此带动同整个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这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第一次来华访问，而且是一个亚洲大国。毛泽东极为重视，同他举行了三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驻印大使袁仲贤。

十月十九日，第一次会谈。谈什么？毛泽东经过考虑后，确定以东方国家的共同点作为会谈的主题。一开场，毛泽东就说：“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对毛泽东的话，尼赫鲁立即作出积极的回应。他说：“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过去二百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的各自的国家。”

毛泽东又说：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尼赫鲁紧接着说：“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29]

十月二十一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总理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前往出席，格外引人注目。席间，毛泽东继续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话题，同尼赫鲁交换意见。

毛泽东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尼赫鲁点头称是。

毛泽东又说：“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30]在两天前的会谈中，他曾经对尼赫鲁说：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31]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尼赫鲁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第二次会谈。

在第一次会谈结束前，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如果有机会，想共同讨论一下“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有利益的问题”。这成了第二次会谈的主题。

在讨论中，毛泽东和尼赫鲁发生了意见分歧，相持不下。尽管如此，这场友好的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共同面对的任务方面达成共识。这就是：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又说：“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32]

在和毛泽东会谈期间，尼赫鲁还和周恩来举行了四次会谈。通过这些会谈，进一步巩固了不久前两国政府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以及周恩来总理访印的成果。

尼赫鲁访华，还有一个目的，是想就拟议中的亚非会议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

印度是亚非会议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缅甸、锡兰^[33]、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开会，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得到与会国的赞同。但在会下，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对亚非会议能否开成还存有疑虑。

当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时，周恩来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支持印尼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

十月二十六日，在尼赫鲁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的前一天，毛泽东同他举行第三次会谈。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会谈一开始，就带有惜别的气氛。

尼赫鲁（对在座的周恩来）：“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毛泽东：“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尼赫鲁：“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能适用。”

毛泽东：“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

毛泽东重申了前两次会谈中阐明的一些观点，对中印两国首脑的多次会谈作了总结。

谈到两人在核战争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34]

尼赫鲁表示赞同。

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谈取得了成功。两国之间增进了相互了解，消除了一些不信任，使中印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发展得比较顺利。同时，这次访问的成功，也影响到和中印两国都有密切关系的缅甸，为缅甸总理吴努访华起了促进作用。

缅甸是中国的近邻，也是对新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妨碍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障碍，除边界问题外，还有华侨问题、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同缅甸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在尼赫鲁访华后一个多月，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应邀访问中国。在此以前，周恩来总理曾在这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的短暂时间，对缅甸进行过正式访问，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吴努总理的这次中国之行，正是要探讨和平解决中缅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吴努访华前夕，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刚刚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三天后，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吴努举行第一次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参加了会谈。

这次会谈从两国关系的历史谈起。

毛泽东说：“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吴努说：“打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毛泽东：“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吴努：“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如同与尼赫鲁的会谈一样，毛泽东在同吴努的初次会谈中，着重强调了中缅两国的共同点。

他说：“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

接着，双方就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问题、中缅边界问题、华侨问题等这些涉及中缅关系的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友好坦率地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谈到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表示：“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吴努对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谅解态度向毛泽东表示感谢，并且直言不讳地把他一直担心的事说了出来：“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末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

谈到中缅边界问题时，毛泽东针对缅甸方面的疑虑说：“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

毛泽东似乎摸透了吴努的心思，对他说：“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吴努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是的，怕得很。正因为如此，我曾建议周总理同我一起到云南走一趟。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飞机这次不能飞过云南的山脉。”

毛泽东耐心地对吴努解释说：“我们的想法同你们的想法是有些距离的。你们很害怕，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们对情况很清楚。我们嘱咐那里的人对缅甸友好，不要闹麻烦。我们已经做了准备，让吴努总理从云南回国。”毛泽东并表示，欢迎缅甸在昆明设立领事馆。

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关于华侨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他又特别说到：“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毛泽东的明确承诺，使缅甸来宾喜出望外。吴努说：“在周总理访问仰光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必须回国后同他的同事们商量。今天听到主席关于双重国籍所说的话，非常高兴。”

中国政府非常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泰国结成友好关系。这个意愿，毛泽东曾向尼赫鲁表达过了，这次又向吴努提出，希望他从中给予帮助。吴努痛快地答应了，说他和尼赫鲁总理将会把上述意见转达给泰国政府。

毛泽东和吴努还谈到亚非会议。毛泽东主动表示：“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吴努告诉毛泽东，有些国家会建议蒋介石参加会议。毛泽东说：“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毛泽东再次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35]

正如吴努估计的那样，在这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召开的科伦坡五国茂物会议上，是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后来回忆：“邀请中国的问题，确实成了茂物会议棘手的难题。直到吴努总理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缅甸将难于参加亚非会议。吴努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不会有多大意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36]

在随后几天里，吴努同刘少奇、周恩来先后举行会谈，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十二月十一日晚，在缅甸来宾到外地参观访问的前夕，毛泽东再次和吴努会谈。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他再次重申，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

毛泽东还谈到大国小国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国家不论大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37]

这就是毛泽东理念中的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要通过倡导和履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与国之间逐步建立起这种新型关系。同时他相信，只有在这种新型的完全平等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创造出和平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真诚态度，感动了吴努。会谈结束前，他告诉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38](www.xing528.com)

中缅两国首脑会谈圆满结束了。这次会谈为通过谈判解决两国间的边界等实际问题，为中缅两国日后长达数十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朝鲜停战以来，特别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使周边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国内建设有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虽然由于美国的阻挠，朝鲜半岛未能实现全面撤军，但是长期停战已成定局。印度支那半岛，虽然存在着美国干涉的危险，但是八年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十七度线^[39]南北实现全面停火，大大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压力。中国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努力初见成效，与印度、缅甸实现了高层互访。与此同时，中国同西方大国的关系也有了松动。中国正在逐步地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帝国主义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

当中国在周边环境得到改善，并且正在重新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中国内部的台湾问题，由于美国插手，出现了国际化的危险。

朝鲜停战后，美国一方面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一方面谋求建立以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目标的共同防御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以造成台湾与中国大陆永久分裂的事实。蒋介石则利用美国急于在亚洲建立共同防御体系的机会，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七日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同台湾等订立双边或多边共同安全条约，以便把台湾的安全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进而希望借助美国军事力量伺机反攻大陆，形成美国插手中国台湾问题的复杂局面。

一九五三年九月，美国和台湾当局秘密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并在台北成立“协调参谋部”。协定规定，国民党军的编练、监督、装备由美方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的调动指挥，必须获得美方的同意。协定中的“军事协调地区”包括金门、澎湖、大陈、马祖及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第十三和第二十航空队为参加协定的单位。

这个秘密协定的签订，是美国继一九五〇年六月宣布向台湾海峡派遣第七舰队以后，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长期把台湾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又一严重步骤。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秘密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通过多种渠道向美国当局游说，企图再订立一个像一九五三年十月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那样的攻守协定。

美国插手台湾事务、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严重态势，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关注。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首攻金门失利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责成有关部门，重新制定收复金门等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的作战方案，并作了包括组建海军、空军在内的多方面准备。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个计划不得不暂时拖延下来。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责成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制定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的准备工作计划，并报毛泽东审阅。计划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以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

毛泽东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考虑攻打金门的问题，多方征求意见。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上报中央军委的来信。信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一、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可以集中使用；二、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保证供应，即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使物资得到交流。毛泽东将这封信退给彭德怀，批了一句话：“此意见可注意。”

这时，有关部门已作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陈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概算上报毛泽东时，彭德怀也提出了意见：“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40]

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概算，连同他的批语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传阅。批语写道：“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41]，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42]

毛泽东权衡利弊，审时度势，采纳了陈毅等人的意见，果断地下令暂缓攻打金门的作战准备。（后来经他同意，贯通福建的鹰厦铁路破土动工，一九五七年实现全线通车。）

这时，美国进一步加紧插手台湾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表示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十二月，台湾当局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公开向中国政府炫耀武力，并邀请蒋介石观看这次演习。在通过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是一致的。但美国又担心蒋介石利用这个条约把美国再次拖入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他们希望台湾当局接受劝告，把自己作为“海外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43]美蒋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拖延了将近一年。另外，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七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44]。但是，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前，七月八日，蒋介石会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美国大使兰金，表示愿意满足美国的要求，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必须征得美国同意。这个表态，加快了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进程。

面对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台湾问题有可能被国际化的严重事态，中国政府不能不作出强烈反应。

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在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汇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到台湾问题。

他说：“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就会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嘛。”^[45]

七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个决定昭告全世界。社论列举美国企图长期侵占台湾、提出所谓“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正在同蒋介石谈判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协定”等严重事态，表达了全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决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就解放台湾问题，致电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46]电报所针对的，正是美国策划的“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里，重申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八月二十二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提出“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的响亮口号。

当时，国民党台湾当局为争取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派海空军在大陆沿海及其空域频繁出动，严重影响了大陆的航运及渔民的生产和生活。为此，毛泽东批准，进行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的军事斗争。这场军事斗争，锻炼了部队，初步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以解放台湾作为长期的斗争目标，制定了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和实施步骤。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即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加强空军和海军建设，推动军事工作、外交工作、政治宣传工作和经济工作。炮击金门，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炮击金门，原定在八月十日前后开始，后因发生洪水，交通受阻，兵力调动困难，推迟到九月上旬。^[47]九月三日和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分两次开始连续多日炮击金门，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斗争的序幕。

炮击金门，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在中国还不能通过联合国等渠道申述自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干涉、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充分地表达出来，并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到国际社会面前。

为了扩大炮击金门的政治效果，十月十日，周恩来致电第九届联合国大会，要求安理会制止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动，责令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中国岛屿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人员。十月十五日，苏联也向联大提出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在美国的操纵下被否决，但它使人们联想起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控诉发言，揭露了谁是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真正制造者。

炮击金门，打痛了台湾当局，也使美国人慌了手脚。

美国当局得知炮击金门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美国是否要帮助台湾当局保住沿海岛屿。讨论陷入激烈的争吵中。艾森豪威尔发现，炮击金门已使美国政府处于像在决定朝鲜停战之前那样的尴尬境地。其一，美国必须冒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48]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首先要想清楚，自己的战略重点究竟在欧洲还是在亚洲，主要敌人是苏联还是中国？^[49]其二，美国必须冒失去盟国支持的危险。连杜勒斯都认为：“如果我们定下一个方针，自己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发现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和赤色中国作战。”^[50]杜勒斯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由联合国出面斡旋，维持沿海岛屿现状，实现台湾海峡停火。

不料，这个被杜勒斯称为“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决定，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美蒋矛盾。蒋介石看到了这个举动的严重后果：一旦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就是朝着让联合国安理会来决定谁应占有台湾，以及谁在联合国享有代表权迈出了第一步。^[51]在这种情况下，美蒋双方都作了一定妥协。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接着，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授意新西兰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关于讨论中国大陆沿海岛屿地区“停火”问题的提案。

毛泽东发起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时，曾经把阻止美蒋签约作为斗争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没有能够实现。这里面除了美国顽固坚持既得的战略利益，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实际国力又比较薄弱等客观原因外，从主观上来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当时还没有深入了解美蒋在签约谈判中的矛盾分歧，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美蒋在炮击金门的压力面前会迅速达成妥协。

尽管如此，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对美蒋条约还是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台湾当局固然得到了美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承诺，但也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第一，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安全承诺，只限于台湾及澎湖列岛，不包括国民党军占据的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第二，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行动，将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十二月十日，台湾当局以换文的方式，向美国实际上作出了不得单方面行动进攻大陆的承诺。美国无论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战争状态来考虑，都只能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成为一个防御性质的条约，而不是进攻性质的条约。这种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加深了美蒋矛盾。

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为此，毛泽东精心指导实施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位于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一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国民党军只好在二月十一日撤离大陈岛。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到二月下旬，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二月二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写了一段批复：“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52]

三月十四日，他再次指示彭德怀：“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53]

与此同时，在外交方面，周恩来于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会见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要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强调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的”。^[54]

至此，由毛泽东决策发起的反对美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这时，亚非会议召开在即。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正式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二月十日，中国政府复电接受邀请。随后组成了以周恩来为团长和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

当时，整个亚洲的局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亚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地区。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巴基斯坦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相继出现。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迫切要求消除殖民统治在国际关系上造成的不平等，要求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朝鲜停战，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亚洲的局势正在走向缓和。但是，由于美国对亚洲一些地区的进一步卷入，再一次加剧了这一地区紧张的局势。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八国，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个条约，和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联结在一起，使亚洲的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潜伏着新的危机。

亚非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希望与危机并存的背景下召开的。《南亚五国总理茂物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一、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关系；二、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三、讨论对亚非国家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民族主权、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55]这些问题，都是亚非各国在其独立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

中国作为重要的亚洲大国，和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决心和这些国家共同努力，把这次亚非会议开成一个民族独立的盛会，维护和平的盛会。

毛泽东对这次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十分重视。周恩来负责准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案。四月四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等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四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些文件。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提出：“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案》提出：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就之一。

估计到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挑拨，会上很可能针对中国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方案》提出具体的应对原则：在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这些方针和原则，体现了中国政府求同存异、顾全亚非国家的整体利益、谋求会议成功的真诚愿望。

四月七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踏上了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路程。

四月十一日，台湾当局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座机爆炸事件，企图谋害周恩来，破坏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当时，周恩来正在昆明，闻讯后丝毫不受影响，在访问缅甸以后，于四月十七日抵达万隆。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与会的二十九国代表，一致推举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

不出所料，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有的国家的代表提出了“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的问题，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各国代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中国代表团身上。中国将作何反应，各国代表都在等待着。

面对这种情况，第二天周恩来决定将拟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并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作了补充发言。

周恩来在短短十八分钟的发言中，首先申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接着，他针对两天来在三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责难，即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以及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一一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他的讲话，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气氛，一场好似就要来临的大辩论被化解了，友好谅解、求同存异的精神主导了会场。

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出了关于和平宣言的议案。议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提出七点建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此外，周恩来说，在中国的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些，反映了亚非各国的普遍心声。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在有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小型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重要决策：“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56]

在场的缅甸总理吴努作出这样的评价：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

四月二十四日晚，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圆满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从此，人们把这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亚非国家要求摆脱大国政治干涉，平等协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精神，称作“万隆精神”。

“万隆精神”的出现，是亚非国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反对强权政治和新殖民主义的运动日益高涨的标志。它预示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将逐步建立。中国政府和其他与会国一道，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和“万隆精神”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五月七日中午，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毛泽东还请他们一起吃饭。会上，谈了亚非会议情况，决定最近向人大常委会作一次报告。

亚非会议的成功，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使友好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信心，也使一些原来对社会主义中国存有疑惧或对抗心理的亚非国家，开始改变看法，转而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取得重要的进展。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巴基斯坦是亚非会议发起国之一，一九五一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毛泽东的谈话还是从东方国家的共同点谈起，从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这个主题谈起，然后讲到刚刚结束的亚非会议。他说：“亚非会议要不是由五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他对大使说：“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它们的代表有了接触。”

毛泽东向大使再次重申周恩来几天前在亚非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的表态。他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57]

亚非会议以后，中巴两国关系发展很快，逐步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正式访华。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他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说：“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毛泽东对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58]表示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你们不反对中国和印度，而且对整个亚非地区国家都以团结为重。”^[59]

十月二十三日，中巴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尽最大努力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回访巴基斯坦。两国关系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以亚非会议和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西亚为契机，中国同印尼两国关系在一九五五年间也有新的发展。周恩来访问印尼，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协议，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这个中国同一些邻国间存在的敏感问题，印尼政府大为赞赏。

同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七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隆重接待。

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会见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参加会见。

毛泽东以充满热情的语言表达了对客人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讲到亚非会议，毛泽东十分称赞印尼对这次会议所作的贡献。他说：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他说，过去中印间存在的西藏问题，中缅间有华侨和国界问题，中国和印尼也有华侨问题，这些都能够友好地解决。毛泽东再一次表达了中国对改善同泰国、菲律宾关系的愿望，希望印尼总理见到泰国、菲律宾的领导人时，告诉他们中国是想和他们的国家友好相处的。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毛泽东表示：“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他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例证，说明战争的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并不利。他说：“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他进一步提出：“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会谈，双方谈得那样愉快、和谐。正如毛泽东说的：“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说：“这次谈话是既愉快又有益。”^[60]

这次会谈给印尼总理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61]

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详细讨论了中美举行谈判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访问结束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把会谈情况向美国方面作了通报，得到的答复是，拒绝这样的谈判。印尼政府的斡旋虽然失败了，但事实使印尼领导人看到是谁在真诚地谋求和平。

亚非会议以后，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关系也有了较大进展。

一九五一年九月，美国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对日媾和国际会议。这为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在中日官方关系难以有进展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方针。而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是从发展两国民间贸易开始的，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中日先后签订了三个民间贸易协定。一九五三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安排日侨回国，在日本各界引起良好反响。日本政界、财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政府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

一九五五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由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个代表团，包括了日本各重要政党的国会议员。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毛泽东向日本朋友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恢复中日邦交的期望。他说：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还对日本朋友说：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62]

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以及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鸠山一郎内阁成立^[63]，增强了中国政府争取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从一九五五年十月到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国多次建议两国政府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并向鸠山首相发出访华邀请。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在押的一千零一十七名日本战犯被宽大释放，另外四十五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家属前来探视。中国政府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采取的这一行动，在日本各界深得人心。获释的日本战犯，不少人后来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者。

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使邦交正常化很快成为现实。由于日本当时历届政府都没有勇气改变追随美国的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还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历程。对鸠山首相访华的邀请没有能实现。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把中日关系的立足点继续放在民间，着眼于长久，着眼于未来。

泰国是中国的近邻。毛泽东、周恩来曾通过多种渠道向泰国政府转达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还主动和泰国外长旺亲王接触，解除他对中国政府的误解和猜疑。

当时，泰国和台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泰缅边境还有国民党军队残部。泰国政府一直怀疑中国利用华侨搞颠覆活动，认为中国云南成立傣族自治州是对泰国进行“渗透和颠覆”。而泰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也制约着它同中国发展关系。

这种情况在亚非会议后有了重要的变化。泰国朝野开始对中国建立起信任感，疑虑逐渐消减。另外，泰国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大米出口受到美国竞争压力，橡胶和锡的价格大跌，使它尝到追随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苦果。泰国工商界看到新加坡、马来亚解除了对中国的禁运，也要求政府解除禁运，改善泰中关系。

经过双方的努力，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中泰两国建立了秘密接触渠道，达成四点协议：（一）双方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二）中方愿意考虑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帮助泰国解决经济困难；（三）适时增加相互往来，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以期最后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四）双方愿意经常保持联系。中泰两国通向睦邻友好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泰国派出经济文化代表团秘密访华。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谈话。毛泽东表示：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不挑起人家来反对自己的政府。还表示两国可以进行贸易，中国可以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64]代表团访华期间，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

这次秘密访华的成功，促成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开访华。代表团包括了泰国各党议员、商人和记者。二月十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他对泰国朋友说：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又说：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65]

以这次公开访问为起点，来华访问的泰国友好人士日渐增多，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这样，到一九五六年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为改善。曾经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为友好信任的合作气氛所代替。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在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分量也在加重。

这种局面，是坚持奉行遏制和孤立中国政策的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事到临头，它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这一既成事实。

亚非会议以后，在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谈话的敦促下，经过英国、印度、印尼等国的斡旋，美国政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议程包括平民遣返问题和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质问题。七月十五日，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首任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任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从此，中美双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交锋，长达十五年之久，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双边外交谈判。双方的谈判代表换了几次，会谈地点后来也从日内瓦迁到波兰首都华沙。

尽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它使美国一再反对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对等外交谈判对手，成为现实，使中美两国从局部热战转入冷战对抗中保持外交接触。

从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战争停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方针以来，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中国和平外交，就在各个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同周边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建立，和西方大国的和解及贸易往来在逐步发展，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受到有效的制约，就连美国也开始同中国政府保持外交接触。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就是根据这个情况作出的。正如中共八大所指出的：“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66]这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44页。

[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3]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4]毛泽东、周恩来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1953年9月2日。

[5]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9月12日。

[6]这个电报是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并以他的名义发出的。

[7]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18日。

[8]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22日。

[9]周恩来主持拟定的《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1953年9月。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1953），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2月版，第161页。

[11]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80页。

[12]［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80、181页。

[13]［美］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390页。

[14]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15]毛泽东致胡志明电，手稿，1953年11月23日。

[16]1954年5月13日和15日，美、法举行秘密会谈。美国表示必要时可以直接介入印支战争，但有七点要求，包括“法国政府必须重申印支三国独立的完全性质，它应明确说明这种独立包括从法兰西联邦分离出去”。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7、78页。

[17]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手稿，1954年2、3月间。

[18]韦国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19]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电报稿的修改，手稿，1954年5月12日。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2-335页。

[21]苏新国家，指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

[22]毛泽东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4年7月8日。

[23]《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第116页。

[24]毛泽东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8月24日。

[25]毛泽东同尼赫鲁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3日。

[26]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49年1月。

[27]周恩来同印度政府谈判代表团谈话记录，1953年12月31日。

[28]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1954年6月28日。见1954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29]毛泽东同尼赫鲁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3-167页。

[30]毛泽东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宴会上同尼赫鲁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1日。

[31]毛泽东同尼赫鲁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3-167页。

[32]毛泽东同尼赫鲁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3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8-174页。

[33]锡兰，今斯里兰卡。

[34]毛泽东同尼赫鲁第三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5、176页。

[35]毛泽东同吴努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7-186页。

[36]［印尼］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57页。

[37]毛泽东同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6-196页。

[38]毛泽东同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6-196页。

[39]指1954年日内瓦会议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所规定的临时军事分界线。实际上，临时军事分界线位于北纬17度线稍南。

[40]彭德怀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报告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1日。

[41]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一直使用至今。新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

[42]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报告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2日。

[43]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关于台湾之行的汇报，1953年12月23日。

[44]1954年4月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决定，在日内瓦会议前美国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进行与台湾缔结双边安全条约的讨论。

[4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3、334页。

[46]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1954年7月27日。

[47]彭德怀向毛泽东的请示报告，1954年8月5日。

[48]艾森豪威尔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议论一场有限的‘丛林’战，而是在议论跨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如果我们进攻中国，我们将不会如同在朝鲜那样，限制我们的军事行动了。”见［美］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1页。

[49]同上书，第522页。

[50]［美］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 （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523页。

[51]［美］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 （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523页。

[52]毛泽东对海军司令部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给中共中央军委请示电的批语，手稿，1955年2月2日。请示电中提出：“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阅后，在一旁批：“不妥”，并写了这个批语。

[53]毛泽东对彭德怀转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的批示，手稿，1955年3月14日。

[54]《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07页。

[55]《新华月报》1955年3月号，第54、55页。

[56]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57]毛泽东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谈话记录，1955年4月27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3、204页。

[58]巴格达条约，即《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1955年2月24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同年，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相继加入。

[59]毛泽东同苏拉瓦底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9日。

[60]毛泽东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话记录，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8-213页。

[61]［印尼］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81页。

[6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19-227页。

[63]鸠山一郎是日本民主党人，对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比较热心，曾把改善日苏、日中关系作为三大施政纲领之一。

[64]毛泽东同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谈话记录，1955年12月21日。

[65]毛泽东同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2月10日。

[66]《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8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