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讲到将来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是从总的方向上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1]，而没有指明怎样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过程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在思考，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这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根据对三年来实际生活的仔细观察，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认识的萌芽。
同年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2]
刘少奇在这里提出的“献厂”方式，只是一种设想，而且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要做的事。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一些资本家代表座谈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3]
周恩来没有否定“献厂”这一方式，也没有肯定这一方式，只是强调，现在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这显然是针对资本家产生的顾虑而讲的。他强调和平转变。其中提到“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这是很重要的思想。
探索在不停地进行着。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4]这比刘少奇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信上所说“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显然又前进了一大步。
正在这时，一九五三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按照李维汉原先的布置，是为了解决“五反”运动之后对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但下去以后，关于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经济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李维汉便把目光集中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来，成为这次调查的主题。五月，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五月二十七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李维汉在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里，概括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还是从《共同纲领》讲起。他说：
“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是共同纲领五种经济成分之一，是我们向资本主义提出的一种过渡形式，经过三年来的努力和斗争，已有相当发展。公私合营是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较少，但其中一九五二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已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五点八倍”。“至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等形式则有很大发展， ……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私企处估计全国比重为百分之三五至四十。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已包括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行业和主要工厂，还在继续发展中。经验似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5]
如此明确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提出来，还是第一次，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的。李维汉在报告开头特地交代了一句：“因为对业务无知，我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恐不免有错误；但因为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故着重地提了出来。”[6]
调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7]
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六月十五日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十大城市的市委书记），讨论调查报告，并听取李维汉的报告。正是在六月十五日这次会上，毛泽东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李维汉向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另行起草的，题目是《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不少修改，一个重要修改，是把题目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当时，毛泽东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组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8]所以重点是改造。在胡乔木的参加下，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文件三易其稿。毛泽东准备把它作为党的决议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来，觉得还不太成熟，为了慎重，改为李维汉向全国财经会议的报告。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它把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清晰地勾画出来，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
这个文件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而对资本主义商业则采取利用、限制和排挤的方针。后来毛泽东改变了对私营商业采取挤掉的方针。他在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9]至此，利用、限制和改造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方针，最后完善起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报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的波澜。高岗是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但是会上不说，散会后对李维汉说：“你读过斯大林的《两条路线》吗？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吗？”斯大林的《两条路线》一书（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高岗身居高位，正在阴谋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但还没有暴露。从他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扯到被斯大林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人们会感到该有多重的分量。李维汉有些紧张，对有关同志说：“不要太高兴，不是都同意的。”李维汉亲自到高岗家里，想问个究竟。高岗却推说这不是他的意见，是张闻天的意见。李维汉又找到张闻天。张闻天只是向他介绍了布哈林的观点，而在政治局讨论时是积极支持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10]
经过两次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方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这里的关键是对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认识。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的经济”，包括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但在实际上，租借等形式基本上没有发展，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许多新形式却大量涌现。这些都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建国之初到一九五二年，在实行财经统一，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调整工商业，以及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为了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困难，缓和公私、劳资的紧张关系，减少工人失业，保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社会稳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新形式应运而生。这不仅符合国家的利益、为国家所需要，也符合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为它们所需要。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密不可分的，是顺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基本要求的。
当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出现的时候，对它们的意义，人们，包括毛泽东在内，并不是立刻就完全认识的。在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之后，终于发现：这些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同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生长着社会主义成分，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11]
为了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这个工作由中央统战部负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作出了决定。但是，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却是经济部门的事情，由统战部来管，工作起来关系不顺。怎么办？胡乔木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很赞成，说胡乔木提了个合理化建议。[12]随后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财经委员会下设立第六办公厅，具体负责有关工作，许涤新任主任。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李维汉任主任。
经过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党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向也已明确。当务之急，是要在党内外，首先在领导机关和各界上层代表人物中间进行传达和讨论，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为此，从九月八日至十八日，连续举行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还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界的前途问题。
九月七日，也就是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了十位党外人士谈话，他们是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等参加。
毛泽东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13]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步骤，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这就是说，分两步走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用三五年的时间，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再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而且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写的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要点中的三页
毛泽东还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关于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工商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先毛泽东曾向在工会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作过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所得税 34.5%
福利费 15%
公积金 30%
资方红利 20.5%
总计 100.0%[14]
这就是所谓“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
按这个比例，资本家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作了一个补充。他说：“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15]后来大致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分配的。
毛泽东在同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专门讲了一下“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方针。不过他这里所说的私营工商业，是指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他说：“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又说：“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民生公司是一家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航运大型企业。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先进的资本家。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16]
毛泽东的谈话，提纲挈领地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政方针说得十分透彻。九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和解释了这个谈话的内容。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转发了谈话要点，其中特别指出：“主席谈话要点所指示的培养先进资本家，望有系统地进行，做到大、中、小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一批这样的资本家。”
这样，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迅速地传达到全党高层领导干部。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工商界的切身利益。毛泽东很想听听工商界人士的反映，同时也做做他们的工作。九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又约请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这五位都是工商界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工商界有着重要影响。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来说，既是调查，又是宣传。毛泽东带头做先进资本家的工作。谈话的气氛很融洽，从下午七时四十五分谈到十时零五分，其间并共进晚餐，算得上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下面是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记忆在当天追记下来的谈话记录。抄录如下：
“毛泽东：三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合得来，可以办好。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郭棣活：三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事。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工商界是不行的。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下是饭后所谈的。）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什么波动？
（五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大家都会同意的。）
毛泽东：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郭棣活：工商界从一九五〇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支持，认识到国家统一计划的好处。现在鼓励公私合营大家都会想得通。
（荣毅仁在此说了一段话，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各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毛泽东：同意情形不同的说法。一个企业也不能由一个人决定，还要看董事会等大家的意见。关于大、中、小，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大的重要。
（胡厥文在此讲了一段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
毛泽东：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很快解决。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17]如果提到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五百亿[18]办纱厂资本家能获利多少？
郭棣活：五百亿可办一万纱锭，可赚五十亿，（资本家）只能分得十二亿五千元（表示似少一点）。但目前情况是有利可图，无利可得（意思即如能保住四分之一也可接受）。
荣毅仁：现在利润不止此数，锭子价低，因加工订货关系，流动资金用不了许多，所以五百亿资金可以办一个二万五千锭的厂，应赚一百亿左右。
毛泽东：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定于市场。今年四百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无穷。
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三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排斥。”
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传开以后，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引起了波动，普遍感到震动和不安。一部分人存在严重抵触，说“上了贼船”。有的大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下，为了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月至十一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讲话，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内容、意义和步骤。这次大会开得比较及时，收到显著的成效。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多数人受到教育，程度不同地、勉强或不勉强地接受了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许多人感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有的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加强学习，欢迎改造”。黄炎培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黄炎培的发言，博得许多代表的赞同。代表们开始认识到，只要遵循国家的总路线，将来可以稳步进入社会主义。许多人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怕挨整而转变为比较开朗。会议闭幕时，李烛尘致闭幕词欢呼“毛主席万岁”，会场情绪很高。经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集中学习讨论，资产阶级中间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并在以后几年中日益增多，成为协助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会议期间，李维汉向毛泽东讲了开会的情况。毛泽东肯定会议是成功的，并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根据这一意见，有关部门在工商界中间，有领导有准备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作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19]
一九五四年，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和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第一年。
一九五三年底，在私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总产值中，公私合营的产值只占百分之十三点三。为了发展公私合营企业，中财委第六办公厅在一九五三年底拟订了《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草稿）》，并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至十六日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草案。雇用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在当时被称作大工厂。
《意见》要求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毛泽东基本赞成这个计划。他说：“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天下大变。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淹不死人’。”[20]
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与此同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比较完整而明确的办法。
国家对私商的改造，首先是从批发商开始的。私营批发商，特别是大的批发商，有很大投机性，往往同国家争夺货源，操纵物价，扰乱市场，危害国计民生。为了保持市场稳定，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对私营批发商采取了排除代替的方针，从而使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到一九五三年底，国营批发的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私营零售商的主要部分，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从私营批发商或从生产者方面进货，而必须依靠从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方面进货，来维持它们的营业。
这样，需要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适应新情况的改造私商的政策和办法。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发出《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陈云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
指示根据市场关系的变化，确定改造私营商业的方针是：“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21]
指示发出后，推动了整个私营工商业改造稳步而又协调一致地进行。
一九五四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总的说是稳中求进，但公私合营的步子却迈得很大，大大超过了年初预定的发展指标。
这一年，采取所谓吃“苹果”即逐个企业合营的方式，合营了七百九十三户规模较大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业企业，当年产值达二十五点六亿元，超过过去几年全部合营企业产值的总和，私营工业产值的比重降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九。
吃“苹果”的方式，产生了新的矛盾。大的“苹果”吃掉了，剩下大量分散落后的中小私营工业企业，生产遇到严重困难。加上国营部门在加工订货的分配上，往往只照顾国营和合营企业，没有照顾那些中小私人企业，更使这些企业生产难以为继。部分私营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工人失业。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地方工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发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发展计划，但是面对各地暴露出来的这些严重问题，不得不临时改变部署，首先研究对私营工业的生产安排问题。主管八办工作的陈毅对此提出批评：“改造速度太猛，孤军独进”。
会议中间，从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由陈毅主持，邀请刚参加过全国政协会议的六十三位工商界委员，举行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陈云到会讲话，提出对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和私营的工业生产要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他说：我国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只管国营不管其他，是会出毛病的。为了维持私营生产，国营企业要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企业。如果我们安排了私营生产，使私营工业比重下降较慢，能够维持下去，工人满意，他们就会督促资本家和我们搞合营。这就可以造成更便利、更快、更大量的搞公私合营的条件。[22]
一九五五年一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了统筹兼顾的方针。毛泽东说，这才对，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此前不久，毛泽东就曾指出：在工业中，原料和订单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23]
由于及时调整公私关系，私营工业再次渡过困难，稳住了人心，公私合营又得到稳步发展。
然而，从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特别是十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以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影响下，私营工商业改造再也不可能照以前的步伐稳中求进了。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报告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他说：“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24]
七届六中全会最后解决了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以后，毛泽东立即着手解决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
这时从客观条件来说，适当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已有可能。在工业方面，到一九五五年底，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总和，已占到合营企业和非合营企业总产值的一半（百分之四十九点六），其余一半的产值是十二万多户的中小企业，也大多纳入了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取得了结合私营企业的改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成功经验。在上海，已有棉纺、毛纺、麻纺、面粉、碾米、造纸、卷烟、搪瓷八个行业，在北京，也有面粉、机电、棉布三个行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私营商业在批发行业中的转业改组已基本完成，在零售行业中只占全国零售总额的四分之一。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割断了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民的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去独立存在的条件，处于孤立的地位。这对于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私营工商业来说，自然是一个不小的震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加快私营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更多的人则对前途没有信心，在惶惶不安中抱着得过且过的念头，无心继续生产。
在这重要的时刻，为了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也为了稳定私营工商界的人心，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商界的工作，打通思想，消除忧虑，指明前途。
当时，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在北京开会，各地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云集北京。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两次约集一些代表人物座谈。
第一次座谈会是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应约出席。
毛泽东先讲话。他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这里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地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改变要逐步地进行。
最后，他提出怎样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来鼓励大家。他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做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25]
毛泽东讲完了，接着请大家提意见。下面是他们之间对话的主要内容。
章乃器：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泽东：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乃器：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黄长水插话：还有下一代。）。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乃器：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泽东：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李烛尘：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批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毛泽东：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陈叔通、胡子昂：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
黄长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五千多人，每周三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一万人。参加了学习的，违法就少了。
毛泽东：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荣毅仁：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毛泽东：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毛泽东：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胡子昂：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现在有基础。[26]
一听到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毛泽东当即表态：整个提法还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业改造，还留下一些尾巴。随后，与大家共进晚餐。
晚餐后继续座谈，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上来，他说：“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27]
隔了两天，十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召开第二次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开会的前一天，毛泽东通知彭真、邓小平：“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28]结果，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会委员，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等，范围比较大，地点改在中南海怀仁堂。
座谈会首先由陈云讲话，着重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接着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主题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毛泽东还着重地讲到，要在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人们都还记得，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29]。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又讲这个问题。这就是舆论宣传工作。毛泽东最懂得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最善于运用这个工作，特别是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时候。他在两次座谈上讲话，就是作舆论宣传工作，就是在为新制度的产生“大喊大叫”，并且希望通过与会者向更多的人广为宣传。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赎买政策。
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30]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
他接着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www.xing528.com)
把一九四九年定为赎买时间的起点，这同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这一理论观点是相一致的，或者说是以这一理论观点为依据的。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31]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32]
最后，毛泽东讲了讲领导方法问题。他要求领导者努力适合客观发展规律，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进步更快一些，缺点和错误更少一些。
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和几位副主任委员先后发言。
陈叔通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都感觉兴奋、愉快和感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人民的政府，哪一件事不是先向我们说得清清楚楚而后去做的，而不是突然的。经过这几年的教育和具体事实证明，大家都看见了并承认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思想也就有了转变。现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工商界应当体会到这个新形势，在工作中也要提高一步，向前一步，以适应这个新形势。
李烛尘副主任委员说：前次我们讨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向主席汇报，有些工商业同志常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也将到来一个高潮。”这不仅是一个面对新形势发展情况的预见性的推测，它将是一个必然性的现象。民建会同志们商议发出一个文件，号召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会员，先行一步，以积极带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行动，迎接这样一个高潮的到来。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庄严的怀仁堂，当着毛主席的面，每个人应提出保证，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无异议，请大家起立表示决心。（工商界执委全体起立，欢呼。）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我们应该作好准备，迎接这个高潮。
荣毅仁副主任委员说：我是一个资本家。我家从一九〇五年办工业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申新棉纺厂的历史也有四十多年。我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由于国际间的不景气，以及接连的国内战争的影响，企业非常困难。日本人企图通过英国银行来霸占企业，宋子文也企图并吞，但在工人和同人的支持下渡过了困难。在解放前夕，我们受到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压迫，加上主持者采取投机的办法，内部矛盾，形成外强中干。要不是解放，申新的情况如何，很难预料。解放后，同业之间非常团结，相互合作，关系很好。棉纺业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个别的公私合营，一直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步步地前进、发展，从困难到好转。上海棉纺业的生产、福利、利润是逐步好的，其他行业也是好的。逐行逐业改造，大中小都得到安排。在解放初期，由于发生困难，当时我们确曾怀疑共产党对经济是不是有办法。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好的。当初接受国家加工订货时，有些工商业者怕受束缚，后来则争取加工订货，现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工厂接受了国家的加工订货。从国家建设的发展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七百六十六亿元，私营工商业的资产只不过三十三亿，相差很大，上海申新的资本不过七千万元，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所以，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内，我又何必对私有制恋恋不舍呢？人总要有志气。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所以我的企业虽然已经公私合营，但我并不满意，我还要走上全民所有制。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同广大工商业者密切联系，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共产主义。
黄长水副主任委员说：从几年来私营工商业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充分证明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私营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体会到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困难还很多。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愈深入、愈具体、愈前进，我们的工作随之愈复杂、愈细致、愈艰巨。但这只是前进中的困难，有毛主席、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使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去逐步克服困难，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胡子昂副主任委员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私营工商业者愿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接受改造。如四川的批发商，有的已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有的已成为国营公司的代批店，还有很多人结束了企业，参加了国营公司工作。他们都是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拥护政府的这些新的安排。今天同工商界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已经不是过去那样陌生。我们应该团结全国各地工商联的委员们，团结民建会的同志们，更广泛地团结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团结在党的周围，真心诚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33]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再一次讲话。根据会上发言的情况，他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即强调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有准备、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要刮风，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34]
座谈会开得融洽，热烈。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讲话，高屋建瓴，又贴近实际，生动活泼，对工商界的朋友们起了重要而切实的教育作用。反过来说，工商界这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发言和表态，又为毛泽东进一步推动工商业改造提供了重要依据。工商界的上层代表人物，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达到基本上一致，这是很重要的，是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治基础。毛泽东的讲话，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毛泽东几次讲话的推动和鼓舞下，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一届二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充分肯定工商界取得的进步。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35]
十一月初，毛泽东前往杭州。在那里，一面讨论制定《农业十七条》；一面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准备提交定于这个月中下旬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
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为起草决议作准备。参加座谈的有陈伯达、柯庆施、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十九人。十二日，毛泽东又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决议起草得很顺利，前后不到半个月。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派人把印出来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并在信中说：“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36]
决议起草工作结束后，毛泽东在杭州又住了几天，召集九个省的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问题。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回到北京。
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十一月十六日开始，二十四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首先提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都有这种情况。他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毛泽东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37]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么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38]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决议》回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毛泽东两次座谈会讲话的进一步概括和阐发。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就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精神概括出来，并经毛泽东修改而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决议》特别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教育的方法。这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转变性质。《决议》说，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像“五反”那样的群众斗争的方法，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而当基本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以后，就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方法，即通过讲演、上课、开座谈会、办学习班以及引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加强对资本家的教育。毛泽东在这里加写和改写了一段话：“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强调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资本家，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决议》又指出，改造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资本家的动摇或反抗。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能够减少他们的动摇或反抗，并能防止党内右倾的发生。
《决议》对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作出重要调整，规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这就是说，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五年。
1956年1月毛泽东在陈毅、荣毅仁陪同下视察上海申新九厂
《决议》最后提出要同时防“左”和防右。对这部分，毛泽东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重点是批评当时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偏向。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39]
在毛泽东主持下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鲜经验，及时地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提出方针和政策指导，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比较健康地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进入高潮。
搞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这是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首先提出来的。一些原来没有合营的分散落后的私营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相继合营后，在生产和经营上都感到有许多困难，也纷纷要求早些实行合营。最初，毛泽东还“泼了点冷水”。他觉得，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已经解决，工商业改造的速度问题也已解决，为稳妥起见，似乎无需再来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或者说，现在提高潮还不是时候。但是，高潮竟然来了，而且来得那样迅速和猛烈。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但他又十分高兴。事后，他说过：“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40]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41]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
一月十五日下午，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冒着凛冽的寒风，热烈庆祝实现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庆祝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接着，二十多万群众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笼罩整个北京城。在随后的几天里，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兴奋之中。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共中央只得改变原来制定的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两年内分期分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采取“先收编，再改组”的办法，即先批准公私合营，再做行业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等工作。
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曾设想，在一九五七年争取百分之九十的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九六二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
在全国范围内，这么快地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搞得很被动。后来，毛泽东指出这一点。他说：“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42]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对原私营工商业者采取发放固定股息的办法，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率）。当时宣布，这种办法七年不变。到一九六三年，又决定延长三年，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发。中共中央关于分两步走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至此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三十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实行以后，原先的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企业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家除了领取定息，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原先由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二是生产地位的变化。资本家不再是企业的统治者，而是以公职人员身份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开始处于从剥削者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三是通过定息制度，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原资本家的定息收入，只取决于股金多少，同企业的盈利情况完全脱钩。总之，这种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发展到个别企业公私合营，进而发展成为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中国经济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不断解决生产中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而向前发展的。从加工订货等到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是如此，从个别企业合营到全行业合营也是如此。正如陈云所说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在目前是合适的，必要的。这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既然按整个行业来安排生产、实行改组，那末，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实行全行业的合营，就无法安排生产，也无法进行改组。”[43]
一场以改造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标的、如此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和平和稳定中实现了。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九五六年，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44]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把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结合起来。既让他们明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消灭剥削，又让他们在逐步过渡中能够比较自然地接受改造。在经济上给以出路，在政治上给以地位，在思想上给以教育，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赎买政策，严格地讲，还只是一种设想。列宁曾想在俄国把它付诸实践，但是没有获得实现的条件。这一政策在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成功地顺利地实现了。
同其他许多重大决策一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是从实践中来的，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毛泽东在这一决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并且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和新的贡献。
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它的后期，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这中间虽然也提出过要纠正“左”的偏向，但从总体上并没有解决“左”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一是，由于急于求成，在高潮到来的时候，既缺乏思想上的准备，又缺乏工作上的准备，搞得过于粗糙。二是，在实行合营中，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一起带进合营企业，对他们同对资本家一样地改造，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区别。三是，对小企业和商业网点实行大并大裁，造成人民生活的不便。四是，实行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后，有些产品质量下降了，花色品种减少了。五是，合营以后，对一部分工商业者使用和处理不当，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上述问题，有一些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毛泽东也看到了，他当时就指出：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45]陈云也很快发现这个问题。他指出：“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轻率地并厂并店，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46]不久，他又提出：在公私合营以后，出现了盲目的集中，盲目的合并，认为集中是高级，单干是低级。有些地方把剃头担子都合到理发铺子去了，本来理发铺子就不多，再把剃头担子并掉，对群众特别是码头工人和郊区农民更不方便。[47]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引者注）的经济基础。”[48]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49]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构成过于单一。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不适合于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也曾有所察觉和思考。他说：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50]
这一段讲话中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可惜没有深入研究下去，更没有付诸实践。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尽管如此，中国终究成功地走出一条独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社会变革。
中国成功而又顺利地用和平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得到，这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相对说来比较弱小，未曾得到过充分的、长足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起，就逐步被纳入国家经济管理的轨道，在原料供应、市场销售等方面依赖于国营经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性的一面，在中国革命中总的说来处于中立者或者参加者的地位，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中国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功，还决定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以上两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能成功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国际和国内的其他因素。
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在解决了加速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以后，又着手推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曾把广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比作两个大海[51]，他认为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要比改造私营工商业困难得多。当农业改造和工商业改造相继出现高潮并在迅速发展的时候，毛泽东又把关注点转到手工业方面，提出加速进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52]
手工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就很发达，以后时盛时衰。近代以来，又和民族工商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无论怎样变化，除少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绝大多数手工业一直保持手工劳作、分散经营的状态，在生产力结构和组织形式上，都同现代社会的要求有很大距离。引导个体手工业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这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从建国初到一九五三年底，全国共组织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四千八百零六个，社员二十九万八千余人。根据不完全的材料估算，在当时，如果说个体手工业每人平均年征税总值四百九十万元（旧人民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每人年平均生产总值为一百七十万元。[53]初步显示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
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合作形式。据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程子华回忆，苏联专家根据苏联的经验，只承认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不承认手工业生产小组和供销生产合作社，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程子华向中央作了汇报，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中央讨论，认为还是应当按照我们改造手工业的三种形式，即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供销生产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发展。[54]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快的。到一九五五年底，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点四。但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急速到来的情况下，这样的速度却显得滞后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着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更迅速地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会后，迅速掀起手工业改造高潮。到一九五六年六月，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手工业改造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盲目集中，一律合作，造成许多新的不便。一些传统手工艺品质量下降，有的甚至面临失传的危险。
毛泽东听到这些反映后，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55]
毛泽东关于手工业改造的目标是：在生产上，从手工劳动发展成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劳动；在所有制上，从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最后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个目标，后来基本上实现了。五十年代中期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后来基本上成为地方国营企业，有不少发展成为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大企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两翼的三大改造，高潮迭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当时，他向一位外国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56]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57]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结论。
【注释】
[1]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8页。
[3]《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5、126页。
[4]《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页。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5、216、212页。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5、216、212页。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2页。访问郑新如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郑新如、黄铸均为调查组成员。
[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页。
[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4页。访问郑新如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
[11]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7月。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2页。
[12]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
[13]《共同纲领》第31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1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292页。
[1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15页。
[1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293页。
[17]指按照“四马分肥”的分配方法资本家分得的红利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
[18]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19]以上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50-752页。
[2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2月9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21]《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49页。
[22]《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67、268页。
[23]陈毅传达毛泽东在1954年12月19日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记录。
[2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07页。
[2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8-491页。
[26]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记录，1955年10月27日。
[2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1页。
[28]毛泽东给彭真、邓小平的信，手稿，1955年10月28日。
[29]毛泽东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06页。
[30]见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03页）；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29-531页）；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05、506页）。
[31]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3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9、500页。
[33]毛泽东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记录，1955年10月29日。
[3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1-503页。
[35]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5年11月17日。
[36]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5年11月7日。
[37]指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其中说：“这种工商业现在已经有一只脚被带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而另一只脚也已经非跟着进来不可。谁要是看不到事实的这个主要方面，他的观点就不会是正确的。”这篇社论是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1月24日。
[3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8-161页。
[40]指李烛尘。
[41]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5日。
[42]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5页。
[43]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11月16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86页。
[44]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182页。
[45]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
[46]《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94-296、298、299页。
[47]《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94-296、298、299页。
[4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2页。
[49]同上书第7册，第310页。
[5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70、171页。
[51]见《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3页。
[5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页。
[53]《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39、340、364页。
[54]《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39、340、364页。
[55]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12页。
[56]毛泽东同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5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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