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过渡时期总路线

一九五二年，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三年光辉胜利的历程。在中国的大地上，洒满春天的阳光，充满生机和希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从一九五三年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就提出一个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的三年准备的任务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当怎么走？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正在作通盘的、长远的考虑，并且从理论上给予指导。此时，他不仅考虑着中国如何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问题，而且还在酝酿提出一个对今后中国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

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1]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十六人。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此后又多次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2]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3]

1965年12月30日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的第一页

但是，何时转变，怎样转变，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什么，这需要根据情况的发展在实践中去解决。毛泽东，还有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一九五〇年，毛泽东还是这样设想的。他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4]

在作出这种设想的时候，毛泽东既充分估计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有利因素，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也充分估计到还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种种条件限制，这主要是：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和发展，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尚未展开，缺乏向社会主义转变所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经济秩序；占国民经济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虽然正在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但其生产方式还是个体的、分散的、十分落后的，要把它们通过适当形式引导到合作社经济的轨道，还要有一个过程；在中国现代工业中居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还没有纳入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要想使情况根本改观，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5]

然而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6]，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三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而原先的估计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九四九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一九五二年九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很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到毛泽东头脑里，使他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基本数据上。

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同他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也密不可分。他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7]同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设时期。这样，就有可能提出过渡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前面已经提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三反”、“五反”行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时候，他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8]

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对此，毛泽东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中共其他领导人没有异议，但他觉得仍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

一九五二年十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在十月二十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信中说：

“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人企业只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而在一九四九年国营只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人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在商业中，全国商品总值的经营比重，国营加合作社经营现在也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九，私人只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一，但在零售商业中私人还占百分之六十七。……在工业和商业中，国营比重现已超过私营很多。此外，铁路全部国营，银行几乎全部国营，出进口贸易私人经营者也极少，全国主要商品已由国家控制，生产手段的生产国营已占百分之八十二点八。这是现在的情形。

我们估计：再过五年，即我们执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之后，在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再过十年，则私人工业会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在绝对数上则还会有些发展，因此，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和政府合作。

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

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我们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

“这是我们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

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

“在中国，除开近代工业和农业外，还有广大的手工业。现在手工业的生产量超过机器工业的生产量，人民必需的制成品大部还是由手工业供给的。对于这些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还有一部分则会要被机器工业所挤垮。但我们在小手工业者中的情形和在农民中的情形不一样，我们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建立了或即将建立党的组织，而我们在手工业者中则一般没有党的组织。因此，我们在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中将会有更多的困难，而时间也可能需要更多。

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体方法。”^[9]

刘少奇在信中特地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10]

斯大林看了刘少奇的信，在十月二十四日会见中共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11]

斯大林的表态，对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关于十年到十五年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意见，毛泽东开始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却在相当的范围内传达了。被中央发现后，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给十几位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自己承担了责任。他说：“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12]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是很慎重的。

毛泽东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提出一个重大决策时，总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想，反复地讲，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看看别人的反映，使自己的想法更恰当更完善。自从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后，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

例如：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他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要有步骤：一要消灭，一还要扶持一下。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他说：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税收，二、劳资，三、商业调整，四、资金短绌。要解决。

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他表示不赞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远未完成，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指我）。农业，说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人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13]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但他感到还需要下去做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时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另外，在财经工作方面，这一时期以来他收到下面一些反映。为了弄清情况，也需要作些调查。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这是毛泽东进北京城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这一天上午，专列路过河北，他想找一位县委书记了解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专列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上。北方的二月，天气比较寒冷。但车厢会议室里却春意融融，坐着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和张玉美。毛泽东向张玉美详细询问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了解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七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张玉美答：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接着她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七十户，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一九五二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毛泽东听了十分兴奋，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毛泽东又问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要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地具体回答。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最后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张玉美请求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14]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深夜，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阔别二十五年之久的武汉。二月十七日晚，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在吃饭中间和饭后，向当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询问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根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谈话的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15]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向武汉市和武昌区有关负责人调查手工业状况。

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又找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16]

当天中午，毛泽东离开武汉，乘“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在九江换乘“洛阳号”军舰，二月二十日来到安庆。晚九时许，军舰停泊于安庆江面上。据当年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回忆说：二十一日上午，我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同志一起到了舰上。呆了一会儿，毛主席起床了。十一点钟，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又随主席登上军舰到南京去。我们正准备汇报工作，主席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我讲到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主席讲，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当汇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主席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化地扳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17]

毛泽东乘“洛阳号”军舰来到南京。然后北上经徐州、天津，二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一路上向江苏省、天津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负责人着重了解经济情况。

这次南下视察，毛泽东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局和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说开了，而且对地区一级并要求对县一级也要说开。三个月以前，罗瑞卿还为扩大范围传达过渡时间问题而受到批评，现在毛泽东直接把这个问题在更大范围传开，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七日晚八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毛泽东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 ……十到十五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18]

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对这条总路线的比较准确的表述也基本形成了。

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这篇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时，使用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修正税制的方案，是由财政部提出，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政务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第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的。接着，又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十二月三十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热烈的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制修正的通告”。

修正税制的通告发布之后，山东分局向明等三人和北京市委分别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央财经委员会，反映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新税制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说：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19]

据当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回忆，他看到这封信以后，“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他又回忆道：“二月十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三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同志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0]

把新税制问题，提到这样的政治高度给以尖锐的批评，不能不使当事者薄一波等人感到震惊。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个问题，同他正在酝酿成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同他正在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同时，这又是一些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而意见比较多的问题。这样，新税制问题，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将要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六月五日，毛泽东要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五个文件^[21]印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还给这五个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实际上变成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一百六十三人。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开始，到八月十三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会议议程共三项：财政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中心是财政问题。

一九五三年，是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从中央各部门到各个地方，积极性都很高，都想多搞些建设，摊子铺得很大，同国家实际的财力不相适应。而在编制一九五三年财政预算时，把前几年的财政结余三十亿元列入基本建设投资，把建设规模搞得过大，而这三十亿元的财政结余实际上都已由银行借给国营商业部门用作流动资金了，结果财政平衡出现困难。一九五三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较，财政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十，而支出却增长百分之四十，产生极大的矛盾。再加上经验不足，在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的财经工作中，主要是税收、商业、财政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次会议，就是要对这几方面工作，听取地方的意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方有意见的、同时也是条件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作出决议。

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

六月十五日，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这是一个大事情，实际上确定了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根本途径。这正是毛泽东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后经修改，形成题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写道：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逐步

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22]

这只是个提纲，没有展开。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则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讲话首先对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包括了过渡时期的起点、时限和总任务。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3]时限，他说：“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十年到十五年是一定需要的。”总任务，包括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部分。

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和右倾的错误。”

接下来，毛泽东分别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及其表现进行了批评。

他说：“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

这是批评“左”的，然后着重批评右的。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接着，就着重批评他认为是右倾表现的三句话。

一个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原来写在周恩来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向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里。原话是：“以上这些成就^[24]，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话虽然被删去了，这件事却没有从毛泽东的记忆中消失。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他说：“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25](www.xing528.com)

毛泽东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是很谨慎的。比如，他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要防止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性，太急了。斯大林讲的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不要急。”^[26]所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很强调“逐步过渡”。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27]

毛泽东六月十五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已经考虑成熟。

全国财经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一篇系统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很显然，他是要以这条总路线为指导，通过对财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和讨论，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这条总路线上来。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财政问题，一开始就集中到对新税制的讨论和批评。会议的其他两项议程，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都没有怎么展开讨论。新税制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会期原定半个月，结果开到八月十三日，足足开了两个月。

新税制的问题在哪里？当年陈云曾作过详细说明。他说：

“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考虑。按照修正税制，就是不按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纳税，而是按买卖关系纳一道营业税，说这样办就‘公私一律’了。所谓‘公私一律’，实际上是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一道税。由此推论下去，又提出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大批发商不纳税，这样就变更了纳税环节。因此，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商业为了维持工厂的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担负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比如，用轮船、军舰把粮食从四川运到武汉、上海出卖，就要赔很多钱，因为运费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汉、上海市场上标上几个字：‘此米来自四川，运费很高，要加多少运费，所以价钱贵’？（笑声）不能加价出卖，只能赔本出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私商会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呢？决不会。所以说，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差不多，它们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

变更纳税环节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进价和国营商业的进价一样，但是在卖价上他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现在他不怕营业额多，营业额越多，资金周转得越快，赚钱就越多。这样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如重庆、西安这些地区的工业，本来是纳两道税，即货物税和出厂营业税，很多商品是直接到工厂去买，并不需要纳批发营业税，现在加了一道批发营业税，这就给内地工业造成很大困难，并会刺激上海、天津这些沿海城市工业的盲目发展。上半年发生的‘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就是这样来的，这是不合乎国家政策的。”^[28]

根据薄一波回忆，会议的头一个月，即从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三日，大家在发言中多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讨论比较正常。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与会者对主管财政工作的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对周恩来说，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解决问题。七月十三日薄一波作第一次检讨以后，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给薄一波扣了许多不适当的政治帽子，有的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使会议走偏了方向。八月一日，薄一波作第二次检讨，仍不能通过。这样，会议就很难作结论，也结束不了。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毛泽东已经发觉，他指出：不能“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他采取“搬兵”的办法，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请回来参加会议。陈云在会上发言，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同时又明确指出：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29]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也不赞成把薄一波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陈云和邓小平发言后，会议的气氛改变了，为周恩来作会议结论提供了比较正常的氛围。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八月七日，高岗作了一个发言。他的发言很特别，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却别有用心地把刘少奇说过的一些话、发表过的一些意见，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评。例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的一些话，一九四九年天津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一九五〇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一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很明显，这是借批评薄一波而影射攻击刘少奇。高岗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图谋在财经会议上已经露头了。

八月十一日，在怀仁堂召开全体大会，周恩来做结论。结论引述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的正式文件，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国财经会议的重大成果。

这个结论是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结论在引用总路线的提法后，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30]

关于新税制的错误，毛泽东在修改结论稿时，凡原稿上写的“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都把“带路线性”四个字删掉。这个重要修改，涉及对薄一波问题的定性。毛泽东是支持财经会议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的。但是他不赞成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赞成说是“带路线性的错误”。

全国财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毛泽东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铅印本。他讲话的提纲就写在这个铅印本的封面上。可以判断，毛泽东是在反复阅读了二中全会决议后才写这个提纲的。他的讲话以二中全会决议为依据，又进一步发挥了二中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三反”“五反”以后，我们仅仅给了党内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但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没有解决。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在适当时机，召集地区一级领导干部，开展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他说，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二中全会决议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现在要具体化。

他再一次批评新税制。他说，二中全会对利用、限制、改造讲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将从几个方面（指在活动范围方面，税收政策方面，市场价格方面，劳动条件方面。——引者注）受限制，它和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现在是“公私一律平等”，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他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说，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曾经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他强调说，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

毛泽东在批评新税制、批评薄一波之前，先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31]是虚假数字（指将上年结余打入下年的预算。——一波注），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

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追忆了毛泽东这段自我批评之后说：“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这次财经会议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32]

毛泽东最后讲到，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他说：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33]

这实际上是重申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34]的要求。七届二中全会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革命走向全国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虽然不能与二中全会相比，但就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从而开始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说，也带有历史转折的性质。在这种时刻，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这些要求，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全国财经会议使全党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毛泽东这样说过：“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35]全国财经会议结束以后，各省委立即进行传达，在全党高中级干部中普遍进行了总路线的教育。

九月八日至十一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开会的前一天，九月七日，毛泽东邀集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在颐年堂开会，向他们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工商界中存在的一些疑虑。他特别指出，整个过渡时期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应邀参加会议的都是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著名代表人物，这个会为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

九月八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全面阐述。他说：“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但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不是说在领导分子中间还不了解，而是说还要经过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他说：“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36]

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总结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37]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过渡时期，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在理论上的突破。改变了原来设想的先搞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亦即过渡）的问题。随后，周恩来又分别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传达和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

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首次提出（仅以现存档案为据），到正式公布，整整一年时间。总路线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总路线的传达和宣传也有一个逐步扩大范围的过程。中间经过了中共中央的多次会议、全国财经会议、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等重要会议的充分讨论。由此可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和稳妥的步骤。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兴起了一个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几易其稿，毛泽东最初不太满意，看了第七稿才比较满意，并作了重要修改和增补。十二月十三日，他写信给主持起草工作的胡乔木说：“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十四）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38]这个提纲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了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39]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中国革命就转入了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一个新的提法，毛泽东觉得有加以说明和解释的必要，因此他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话：“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40]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引者注）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41]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惟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

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党内发布以后，一个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推动了经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快速发展。

【注释】

[1]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田家英1965年请薄一波提供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有关材料。薄一波从他的笔记本中记录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其他中央会议上讲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摘要写成这封信。“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的原记录本遗失，这封信是保存下来的一份记录毛泽东酝酿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材料。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21页。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66-685页。

[4]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

[5]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87页。

[6]1951年军费开支占全年财政开支的50%以上。1952年比重略有减少。

[7]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

[8]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的决定（草案）》的批语，手稿，1952年6月6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1页。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7-371页，第371页注〔1〕。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7-371页，第371页注〔1〕。

[11]刘少奇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电，手稿，1952年10月26日。

[12]毛泽东给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邓小平、邓子恢、高岗、谭震林、彭德怀、黄克诚、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陈伯达、安子文的信，手稿，1952年11月13日。

[13]以上均见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

[14]《领袖在河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4-75页。

[15]《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页。

[16]《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页。

[17]傅大章《关于毛泽东同志1953年2月视察安庆时讲话的回忆》，见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编《理论战线》（内部刊物）第96期。

[18]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

[19]毛泽东给周恩来等的信，手稿，1953年1月15日。

[2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2、243页。

[21]关于新税制的五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的回信；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

[2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1953年6月15日。

[23]在这以前，毛泽东提过渡的起点是1953年。

[24]指建国三年来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

[2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26]薄一波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28]《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7-199页。

[29]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53年8月6日。

[30]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3年8月。

[31]这里指旧人民币，折合1955年发行的新人民币为16亿元。

[3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55、256页。

[33]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8月12日。

[34]指“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1439页。

[35]毛泽东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11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4页。

[36]《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04-106页。

[37]周恩来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记录，1953年9月11日。

[38]毛泽东给胡乔木并告杨尚昆的信，手稿，1953年12月13日。

[3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0、701页。

[4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4、695、702页。

[4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4、695、7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