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北京已有几分寒意。中南海菊香书屋又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夜间工作，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习惯，保健医生曾多次劝他改变这个习惯，他也试过几次，总是改不过来。
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这是东北局送来的，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总结了东北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列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其中提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币（这里指人民币旧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高岗这份报告中讲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毛泽东建议开展起来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当时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并肩抗击“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十月五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即：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关，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材；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组训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展开。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工作和生产中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问题，却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吃惊。
早在进城前夕，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警告：“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
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一个历史人物总在毛泽东脑海里萦绕，那就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李自成领导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取得巨大胜利，但在进北京后却骄傲起来，犯了致命的错误，使清军长驱入关，自己被迫撤出北京。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牢牢记取。他特意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干部阅读，“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2]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主席从西柏坡去北平那一天，就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在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主席还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主席又说不要做李自成。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主席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住地，主席对我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主席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3]，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 能 这 样 做 。”[4]
东北，是当时全国各方面工作开展比较早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竟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这里反映出来的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十一月二十日，他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的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 。[5]
这表明，毛泽东决心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反运动那样，毛泽东又着手指导一个新的运动。
很快，毛泽东就收到第一批报告。随后，在他的强有力催促下，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关于“三反”的报告陆续不断地送来。毛泽东及时批阅，发现重要情况和经验，立即以中央或他个人名义转发全党，并加写批语。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毛泽东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6]
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他们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市区党委，并在批语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7]
毛泽东转发高岗的报告，是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紧接着转发这两个报告，则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他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8]
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从十二月四日到七日，毛泽东连续转发北京市委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后，觉得问题实在严重，“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遂于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他甚至估计，“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9]，这当然是一种过分严重的估计。但透过这些，看到了毛泽东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和反腐败的决心，绝不能容忍这类丑恶现象侵蚀党的肌体。同时，他又要求各级领导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
此时，毛泽东处在思想高度集中、心情异常激愤的精神状态中。他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三反”报告。择其重要的批转全党、全军，把他们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并对这些经验加以提炼、概括，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借以推动“三反”运动的开展。他愈来愈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
从以下他写的几个批语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对党内这一斗争形势的估计。
“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10]
“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11]
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12]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13]
不论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还是他写的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厉，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他要求各大军区都要发“三反”斗争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这些要求是不适当的，很容易造成偏差。
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除夕之夜。他对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晚上八时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中南军区：“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14]
毛泽东写完这个批语后，才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两份材料，一个是中南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又高兴了，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即刻给谭政写了一封信，说：“此件[15]及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最后一句话是：“盼望你们的捷报。”[16]
这时，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凌晨两点。信封上写着：“尚昆派人飞送。”毛泽东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对他说：“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一日上午八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毛泽东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开始工作，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时半才休息，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
元旦这一天，下午五时半，毛泽东邀请十几位民主人士和党内几位负责人，在颐年堂聚会。他们是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六时半，毛泽东同他们一起来到怀仁堂，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
团拜会上，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祝我们国家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当时最令人振奋，而不少人又感觉到巨大压力的，是下面这段祝词：“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7]
团拜会后，有一场晚会。许多部长和副部长早已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再去欣赏精彩节目了。团拜一结束，纷纷离场，赶回机关，连夜部署本系统的“三反”斗争。
对当时这个情景，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有一段叙述：“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
就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18]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有一段回忆。他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19]
时至一月中旬，毛泽东还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他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20]
这些日子，毛泽东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一月十五日晚八时半，他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参加人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当时刘少奇在外地视察和休养，没有参加。十七日晚八时，毛泽东又约朱德、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谈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生产和“三反”问题。十八日晚八时半，召开书记处会议，主要讨论天津“三反”等问题。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会议至次日凌晨二时结束。
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运动推到高潮。这一布置，首先是在一月十九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的。“老虎”，这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毛泽东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21]他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22]“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23]
“打虎”最紧张的阶段，是毛泽东转发各地、各军来报并写批语最多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这时，毛泽东表现得很急躁，提出不少缺乏根据的“打虎”指标。他当时的心态是：“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24]
毛泽东工作过于劳累，每天连续工作近二十个小时。三月四日这一天，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六时十分才休息，大约二十个小时。晚上十一时五十分起床后又继续工作。
为了适当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秘书叶子龙嘱咐值班秘书：“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身边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安排了一场电影，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目的是让他在紧张工作之余，稍许松弛一下。这是元旦晚会以来毛泽东参加的第一次文娱活动。
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二月九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5]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26]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27]
鉴于贪污在旧币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中央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大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以更宽一些，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28]。他说，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29]
不久，他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30]同日，他告诉周恩来，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指示。[31]三月一日，李富春送给毛泽东一个报告，是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32]
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这是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的一个指导思想。
在“打虎”高潮中，不少机关主要是财政部门，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已经停顿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与陈云、薄一波研究后，于二月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以这样做了。毛泽东阅后立即回复周恩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33]十七日，毛泽东电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34]
从一九五二年三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特别强调的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五月十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35]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了重要作用。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毛泽东直接督促案件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先后动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点四亿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四十五亿元，以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共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以上均为旧币）。他们还同私商勾结，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事发后，华北局及时将情况及处理意见（逮捕法办）上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作了批示，肯定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老党员，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领导干部。曾在敌人的监狱中，面对严刑逼供，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成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的话，不幸而言中。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随后，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以杨秀峰为首的调查处理委员会。十二月十四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报告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十二月二十日，华北局将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在十二月三十日头版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同时发表了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张二人党籍的决定。
毛泽东对刘、张一案极为重视。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公审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36]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意义深远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法纪严明、公正无私的鲜明体现。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公审大会在河北省当时的省会保定举行。刘、张二人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消息传开，人心大快，称颂共产党廉洁清正，大公无私。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发动“三反”，惩治腐败决不容情。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白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当人们提起毛泽东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总会感慨万千。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37]
“三反”期间，毛泽东收到一封亲属来信。写信人是他的堂弟毛泽连等。毛泽连要求陪母亲到北京治病，毛泽东复信劝他们不要来北京。信中说：“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又说：“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38]随后，毛泽东寄去一些钱，让毛泽连的母亲在长沙好好治病。
一九五二年六月，毛泽连的母亲病故，毛泽连本人又不慎跌伤了脚。毛泽东十分关心，这年十月写信给他的房兄和启蒙老师毛宇居，说：“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39]，以一百万元为六婶[40]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他特意在信的末尾嘱咐说：“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陆续接待了一些来自家乡的亲友。来的时候，他都热情款待；走的时候，常常给一些钱，接济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些招待和接济亲友的钱，照例都从他的工资和稿费里支付，从不用公家一分钱。他时常收到家乡亲友的一些来信，有的是要求安排工作的，有的是要求来北京学习的。毛泽东一概婉言回绝。
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杨开智，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给他复信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41]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一位同学毛森品，几次致信毛泽东，请求推荐工作。毛泽东也复信婉拒了。信中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 然 否 ？”[42]
郭士逵，是韶山的一位农民。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在家乡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来捉他，郭士逵曾经帮助他脱险。可以说对他有过救命之恩。一九四九年十月，郭士逵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生活困难，希望在省外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复信给他，说：“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处省外，徒劳 往 返 。”[43]
建国初，当地政府曾计划为毛泽东在家乡建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直通韶山。毛泽东闻讯，当即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并告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信中说：“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44]
毛泽东对家乡和亲友严格要求，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但他并不是一个绝情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是深深地惦念着他们的。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写给石城乡[45]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表达了他这种真挚的感情。他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46]
在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他的许多亲属都安心在家乡工作或务农，过着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毛泽东本人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搞特殊。
一九五二年初，在“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之际，毛泽东又作出一个决策：在大、中城市发动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发动这个运动的原因是：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在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都反映出这个问题。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东北局的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十二月二十日华东局的报告提出：“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西南局的报告同样反映了贪污分子与奸商相勾结，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事实。
据薄一波回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情况。当说到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时，毛泽东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薄一波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47]
几天以后，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北京市委送来一个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里面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毛泽东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48]
这是大规模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第一个号令。
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指示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49]
这样，毛泽东同时指导着两个战线上的斗争，一个是在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内部开展的“三反”斗争，一个是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斗争。这两个斗争互相配合，结合进行。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他在一九五三年说过：“三反五反只能在去年上半年搞，因为那时我们在朝鲜战场打得很好，战线稳定，土改基本完成，镇反基本结束，而资产阶级的尾巴翘得很高，必须打下去，如果搞早了反而不利。”[50]
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作过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51]《共同纲领》也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52]
发动“五反”运动，是不是要改变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改变《共同纲领》的规定？当然不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从回顾进城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曲折历史中，说明了发动“五反”斗争的必要性。他说：
“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
“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急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53]
“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问题，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三亿元，竟然将失效药品供应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沈阳裕兴源油房经理与同业串通，在为国家加工豆油时，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三年来，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十五亿元；降低出油率，使国家每月损失三万斤豆油。[54]在工业比较集中的重庆地区，私营钢铁机器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星四聚餐会”的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他们先后拉拢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垄断了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的分配权，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吞并中小企业。成渝铁路动工后，又以同样手段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包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制作三十一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过抬高工价、多报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七点四亿余元。[55]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过高估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上要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这些要求，显然是违背《共同纲领》的。
毛泽东决心发动“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气焰，是雷厉风行的。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掌握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在运动的指导上，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掌握好区别违法与不违法的政策界限。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是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在斗争策略上，强调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大中小资本家，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反动资本家。在工作部署上，强调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准备不好，就不要动手，决不能盲目进行，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在县、区、乡三级一般不开展“五反”斗争。
在运动中，曾出现过“火烧工商业，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毛泽东很快发现，很快纠正了。一九五二年三月，他约请民主建国会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谈话。毛泽东首先肯定了民建会的重要作用。他说：民建会对资本家“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的，一定不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毛泽东还强调大资本家的重要性，他说：从全国看来，有些大工业家，他们掌握着的工厂，经济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要大。用经济观点，向远的大的方面看，这些情况是值得注意的。最后，毛泽东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答：是好的。毛泽东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56]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
比较早地反映这些情况的是中共天津市委。他们在二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华北局、中财委并彭真的请示报告中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批发商业成交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私人不买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天津市委认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必须兼顾经济工作。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第二天（二月十五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57]以后，他为中央转发上海的一个“五反”报告时，以更为明确而坚决的口气说：“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58]
毛泽东还收到邓小平二月二十二日发来的一份电报，反映西南地区工商业出现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和税收明显减少，国营公司百货营业额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三十，工业器材仅及百分之十五，许多私营企业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加剧了城市贫民的困难，重庆一区二万人（占该区人口三分之一）到了无食缺食的地步，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邓小平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入手，启动市场。毛泽东表示同意，要求“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59]
种种情况说明，在城市中，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搞“五反”，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中搞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土地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使守法户的面扩大一些。守法的和半守法的这两类工商户加在一起，据毛泽东估计，占全部工商户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他说：“城市中在处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因此，毛泽东提出：“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必须在适当时机用主要力量放在处理前述两大类资本家方面。”[60]
不久，毛泽东又根据实际情况，将初期规定的四类工商户（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增为五类，增加基本守法户这一类。根据北京市的情况，守法户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样，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仍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61]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看到薄一波从上海报来的关于上海工商户分类情况的报告，发现第二类（即基本守法户）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第三类（即半守法半违法户）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二。他认为第三类划的比例大了，要周恩来跟薄一波研究一下，能否由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三月十六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和薄一波电，告诉他们：上海的“‘五反’计划中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62]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的工商户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思想，越来越鲜明。
毛泽东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的时间，实行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对于开展“五反”运动，他最早提出的要求是：“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63]当他发现由于“三反”“五反”引起经济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便立即调整部署。首先，推迟全国工商业资本家最集中的上海的“五反”运动。他在二月二十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里说：“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斗争，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指对有违法行为的资本家分批处理。——引者注）。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64]其次，提出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五反”分步骤进行。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另一个指示里说：“例如河北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三月十号以前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四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他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十个城镇中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四市’的‘十镇’，也是中等城市，待‘四市’取得经验以后再行开展‘十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65]
由于采取上述两项重要措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不正常状态较快地有所缓解和改善，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随着对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揭发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一种“左”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到理论战线上，表现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上发表的带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现在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而没有积极的一面。毛泽东发现这个错误，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中宣部为此作了检讨。
在“三反”运动结束时，有的民主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中央统战部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当的，并建议他们不要采用。统战部在准备发出的一个指示稿中讲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审阅此件时，又改写和加写了一段话：“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66]
毛泽东在指导运动的过程中，在理论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对于保证“五反”运动不出现原则性错误和大的偏差，起了重要作用。在指导实际工作中间时刻关注着思想理论动态，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这是毛泽东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经验一点一点地积累，人们对“五反”运动的认识逐步深化。毛泽东在总结前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www.xing528.com)
（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67]
这八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全党对“五反”运动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更加自觉地领导这场斗争。这八条，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它使“五反”运动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国家发展的方向息息相关。做到了这八条，就可以实现毛泽东所希望的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正如他所说的，搞“五反”运动，“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68]
从一九五二年五月起，毛泽东开始着手部署结束“五反”的工作。早在四月初，他就提出“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他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69]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始终没有忘记新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其他一切工作，包括“五反”在内，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在“五反”进入定案处理的关键时刻，五月九日，毛泽东及时地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为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中说：“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指示的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
“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
“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
“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
“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70]
从上述各项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五反”运动的定案处理，主要不在于从违法资本家那里搞到多少钱，而是有更深远考虑，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着眼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着眼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正确处理。
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各地的定案处理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毛泽东特别关注上海的定案处理工作。上海大资本家比较多，对上海工商户（特别是其中大的工商户）的处理如何，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全国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荣毅仁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对他的处理，更加引人注目。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经过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定为基本守法户。这个处理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71]
“五反”运动以打击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开始，但它的实际结果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的直接结果，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通过“五反”运动，“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压倒了”。[72]这为以后用和平的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在“五反”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73]这预示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将到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有一个新的变化。
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九五二年一月相继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们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移风易俗，起了积极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反”、“五反”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群众运动这种特殊的斗争形式。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注意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力求把群众运动对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注意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者和指导者，倾心听取下面的意见，集中全党智慧，肯定和推广好的经验，同时实事求是地纠正运动中的偏差，改正错案。“五反”结束后，又立即调整工商业，使一度萧条的市场重新活跃起来，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从总的方面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成功的，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当时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74]
【注释】
[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页。
[2]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见同上书第3卷，第948页。
[3]刘宗敏，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一员大将，官至权将军。农民起义军进北京以后，他贪图享乐，到处搜刮钱财。
[4]访问李家骥谈话记录，1996年9月10日。
[5]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高岗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1月20日。
[6]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1月30日。
[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0、191页。
[8]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9]根据安子文1952年10月25日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的贪污分子共42人（内有杀人犯5人），死缓9人。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86页。
[10]毛泽东转发华北军区后勤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1日。
[11]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7日。
[12]毛泽东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0日。
[13]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手稿，1951年12月30日。
[14]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1日。
[15]指中南军区党委1951年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
[16]毛泽东给谭政的信，手稿，1952年1月1日。
[1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1页。
[18]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1月4日。
[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48页。
[20]毛泽东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月14日。
[21]毛泽东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电报，手稿，1952年1月23日。
[22]毛泽东致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电，手稿，1952年1月25日。
[23]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2月5日。
[24]毛泽东转发六十六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2日。
[25]毛泽东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电，手稿，1952年2月9日。
[26]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
[27]毛泽东转发中直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6日。
[28]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行政处分共六项：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
[29]毛泽东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林彪、聂荣臻的信，手稿，1952年2月9日。
[30]毛泽东致陈毅电，手稿，1952年2月29日。
[31]1952年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的若干规定》，其中对贪污一百万元以下的不作为贪污分子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具体规定。
[32]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1日。
[33]毛泽东复周恩来的信，手稿，1952年2月16日。
[34]毛泽东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7日。
[3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页。
[3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7、158、152、153页。
[3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7、158、152、153页。
[38]毛泽东给毛泽连等的信，手稿，1951年12月11日。
[39]这里是人民币旧币，1万元旧币折合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人民币新币1元。下同。
[40]六婶，即毛泽连的母亲。
[41]毛泽东给杨开智的信，手稿，1949年10月9日。
[42]毛泽东给毛森品的信，手稿，1950年4月18日。
[43]毛泽东给郭士逵的信，手稿，1950年3月14日。
[44]毛泽东给黄克诚、王首道并告邓子恢的信，手稿，1950年9月20日。
[45]石城乡，原属湖南湘乡，1956年撤销，其所辖区域今属韶山市大坪乡，是毛泽东外祖父文家所在的地方。
[46]毛泽东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手稿，1954年4月29日。
[4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67、168页。
[4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2页。
[4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2、193页。
[5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8月。
[5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1页。
[5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8页。
[5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0、171、173页。
[54]《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第27、21页。
[55]《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第27、21页。
[5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28页。
[57]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手稿，1952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5页。
[58]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29日。见同上书，第20页。
[5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7日。
[60]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
[61]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手稿，1952年3月5日。
[62]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受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致上海市委电，手稿，1952年3月16日。
[63]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1月26日。
[64]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
[65]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2月27日。
[66]毛泽东审阅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修改和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27日。
[67]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手稿，1952年3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0、201页。
[68]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手稿，1952年5月9日。见同上书，第203页。
[6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82页。
[7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2、203页。
[7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9页。
[72]《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6年2月24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50页。
[73]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手稿，1952年6月6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1页。
[74]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手稿，1952年5月9日。见同上书，第203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