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共歼灭“联合国军”二十三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种战役相持的局面，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
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证明，美国已不可能吞并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美国统治集团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九五一年六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魏德迈承认：“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1]另一方面，志愿军和人民军要想完全击败“联合国军”，彻底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从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整个朝鲜战局出现长期胶着的状态。
在侵朝战争的头一年，美国付出了八万八千余人伤亡的代价，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损失的近三分之一。侵朝战争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的最大损失，还是战略上的。本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冷战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对付苏联。但在侵朝战争中，它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空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海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并动员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部分兵力。尽管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国内的六个半师和在日本的两个师，实际上已无兵可调。就美国而言，兵力拮据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原因。在侵朝战争中，美国的物资消耗平均每月达八十五万吨，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这种战略上轻重、主次的倒置，不仅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它与同盟国的关系。在战争初期积极支持美国的英、法等国，也担心美国陷入朝鲜战争，而使以欧洲为重点的冷战政策受到损害。美国总统杜鲁门讲得很坦率，他说：“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 ……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2]
先前不惜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
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3]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
金日成在北京停留期间，六月五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4]在六月九日给斯大林的另一份电报里，他还提出要商谈增加订购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在取得斯大林同意后，六月十日，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十三日，斯大林同他们举行会谈。在了解到这次会谈的情况后，毛泽东当天致电高岗、金日成，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5]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毛泽东深深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万万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攻防的持续作战的能力，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的问题。
六月十一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6]
这时，在毛泽东面前，即将出现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一个是打，一个是谈。到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7]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8]
当时，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一行五人正在北京，毛泽东把这些意见告诉了邓华，要他负责传达。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在这两条战线上，毛泽东各有一位最主要、最得力的助手，在军事上，彭德怀；在政治上（指导谈判），周恩来。
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下旬起，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进入公开倡议阶段。
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六月三十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投入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首先决定由邓华、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
当时，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前，将不停止对抗行动。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
对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是有充分准备的。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他于七月二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9]这是为准备谈判非采取不可的一个重大步骤。
七月五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七月七日，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是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的代表还有李相朝、张平山。代表中国政府在第二线指导谈判的李克农，以及协助他工作的乔冠华等，也一同到达开城。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毛泽东样样关照到了。
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属中朝军队控制区域，是个新解放区，情况复杂，战争中双方都在这里埋设了不少地雷。在安全上，不论哪一方出了问题，后果都将是严重的。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安全问题。七月二日凌晨四时，他致电彭德怀等前方同志，嘱咐他们要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10]。但他还放心不下，过了两天，四日凌晨四时，又给彭德怀专门发了一个五十来字的电报，写道：“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11]
在停战谈判开始前，有关方面曾经考虑将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12]
七月九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13]
毛泽东真是一个精细的人。
为了统一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一个朝中代表团成员及李克农、乔冠华等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14]
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作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他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上午十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开城，这座高句丽王朝的古都，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注目。
谈判大厅里，东西横向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谈判代表在桌子两侧相对而坐。由于刚刚从厮杀的战场走到谈判桌前，彼此显得有些紧张。
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首先发言，只提出了关于谈判的九项议程，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
接着，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提出三点原则建议：
“（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从该线后撤十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该区民政恢复到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就交换战俘进行商谈。
（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15]
乔埃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他的理由是，停战谈判只应讨论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只能在停战实现以后由有关政府去讨论。
会谈一开始，就在议程上发生分歧，卡在“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这个问题上，触到了对方的痛处。
李克农随即将会谈情况报告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明确表示：“撤兵一条必须坚持。”[16]
这样，撤兵问题便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为了转移视线，“联合国军”代表在谈判的第二天，节外生枝地提出要随带二十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会议区域。七月十二日，他们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带二十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朝中联络员拒绝。“联合国军”代表团以此为借口中断谈判，并以允许记者采访作为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也许对方已经意识到这种小题大作的办法不妥，随即于七月十三日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的建议，并称如你方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
毛泽东看出了对方的用意，立即提出对策。七月十四日，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17]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李奇微将军：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18]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入情入理，表现出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回合上赢得了主动。
次日，毛泽东在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谈到他在作出这个决策时的一些考虑：“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19]
七月十五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恢复举行。美方继续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
几次谈判的情况表明，双方争执的焦点，一是撤兵问题，二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为了集中解决撤兵问题，朝中代表团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对谈判方针作了调整。即在讨论谈判议程时，只坚持讨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问题，三八线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同时，根据对方的要求，同意把“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列入谈判议程。
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电报指出：“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还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20]
接连几天，双方在撤兵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联合国军”的代表显得有些理屈词穷。李奇微甚至允许乔埃用粗鲁的语言进行辩论，说：“只要乔埃说得出，就尽管粗鲁。”[21]
李克农在七月十九日谈判会议结束后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对“联合国军”代表的窘态作了生动的描述：“南日又根据发言稿精神，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问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辞，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22]
双方的辩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也为最终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国际舆论清楚地看到，在停战谈判中，究竟是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谁有诚意，谁没有诚意。
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七月二十日，对其谈判代表发出一个指令，在是否讨论撤军问题上，开了一个口子，准备作出让步：“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23]
根据几天来谈判的情况，以及美方态度的某些变化，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撤军问题提出新的方针。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电报要南日在二十五日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增加这一条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其他四项都达成协议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24]
七月二十五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宣布：为尽快达成协议，早日实现朝鲜的和平，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的另一次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25]这个建议，为尽快结束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而进入实质性谈判，打开了通道。
七月二十六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26]
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一个重要成果。这时，毛泽东把谈判工作主要委托周恩来具体指导，而将自己的精力转到指导国内的镇压反革命以及其他工作方面。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特点。当着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刚刚提上日程的时候，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去解决它，别的事情（外事除外）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或者以较少的精力去顾及一下。当他认为这项工作已有了头绪、走上轨道时，便放手让有关的领导同志去继续完成，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集中思考和解决另一个重要任务上去。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从志愿军入朝作战那一天起，他是多么聚精会神地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场的局面已有根本转变时，他便把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更多地放手交给彭德怀，自己在最必要、最关键的时候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方针。在开始朝鲜谈判后，我们又看到这种情况。在指导谈判的过程中，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向李克农、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一封又一封电报（电报发出前，都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看了这样大量的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电报手稿，你会感到毛、周之间的意见是多么一致。除对少数电报毛泽东有较多修改或加写一些有重要内容的话，绝大部分是一字不改，或只是偶尔改几个写得不易辨清的字，而周恩来写的电报都是一气呵成的。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朝鲜谈判是艰难的。一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果然，从八月十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同时，在中立区多次制造事端。朝鲜谈判被迫暂时中断，双方又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战场上的较量。
中朝军队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从七月二十日起，朝鲜北部暴发特大洪水灾害，农田被毁，道路冲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敌军又乘机向中朝军队后方实施大规模“绞杀战”。中朝军队的作战调动和物资补充，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十月十四日，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27]
毛泽东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这封电报。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事实总是与美国当权者的愿望相反。他们想从战场上去捞取会场上捞不到的东西，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反而损失了十五万七千余人，只向前推进了六百四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十一月十八日的文章所说：“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十月二十三日，美军的秋季攻势刚刚被粉碎，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28]
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军”代表又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朝中代表重开谈判。谈判的会址改在位于开城东南八公里的板门店。
美国不再提所谓海空优势，但仍不放弃在西段把分界线向北推进的要求。为了使谈判达成协议，朝中方面在十一月七日提出在实际接触线的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不再坚持原先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
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积少成多，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到一九五一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都已取得重要进展，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农业增长百分之九点四。而且在战争费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这说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不但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停顿，反而更加向前推进和发展了。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仅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且能够为最终赢得这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年在决策出兵的过程中，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和其他事业的恢复，反而动员起全国亿万人民，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全面促进了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这个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
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种精神状态，在毛泽东十一月十一日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的电报里，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了：
“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29]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在经受新的严峻考验中，边打、边稳、边建地度过了一九五一年。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第三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
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
朝中方面为谋求问题的解决，两次提出折中调整方案，都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七月十三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两者的遣返比例如此悬殊，隐藏着美国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
七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30]
同一天，毛泽东还审定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报，明确表示：“接受敌人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31]
七月十六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起，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十四天，歼敌两万五千余人，志愿军伤亡一万零五百余人，敌我伤亡为二点五比一。
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32]
这是毛泽东对志愿军自去年七月以来所进行的持久阵地战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基本战法就是他对解方和陈赓说的那个“零敲牛皮糖”。这是志愿军“制敌死命”的一个法宝。
在志愿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期间，美国为了扭转它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十月十四日起，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金化，位于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地区进攻平康平原必经的铁路枢纽，因而成了这次攻势中的必争之地。志愿军凭借金化地区的上甘岭等要地顽强抗击，粉碎了美军的攻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上甘岭所在的五圣山，是中朝军队中部防线的战略要地，朝鲜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美军突破这道防线，进入开阔的平康平原，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上甘岭地区的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是扼守中部战线的两个前沿要点。美军“金化攻势”的主攻目标，就是夺取这两个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继而夺取五圣山。
在长达四十三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敌人动用了一切现代化军事手段，对志愿军阵地轮番攻击。在范围不大的两座高地和附近地区，敌军集中倾泻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和五千余枚炸弹，投入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两座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变成一片焦土。
具有高昂士气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一年多战火的考验和锻炼，同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的本领大大地提高。志愿军将士先在地表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重创敌军。随后，又转入坑道作战，保存力量，准备反攻。十月三十日起，志愿军部队发起全线反击，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复全部失地。中部防线稳如泰山般地经受住又一次严峻考验。
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击落击伤敌机二百七十余架的重大胜利。这使美军再次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攻防能力，从此再没有发动起什么像样的攻势。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33]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五日，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回国后，艾森豪威尔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消息传开，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联合国军”还频繁举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从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很有可能在一九五三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采用的办法，很可能是借助海空优势，在朝鲜东西海岸登陆，制造又一次“仁川登陆”。[34]
艾森豪威尔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及有关情报，是十分危险的信号。毛泽东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而迅速。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十二月四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美国在我侧后登陆以及登陆的几种可能性。毛泽东立即对报告写了三段批示：（一）“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二）“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三）“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35]
十二月七日晚十时，毛泽东单独同邓华谈话。
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36]
十二月九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十二月十日晚十一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十二月十一日晚十时，毛泽东约聂荣臻谈话。当天，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并批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37]
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要求：“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并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的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这表明，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危险，毛泽东决心将志愿军的主要指挥重心，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转向沿海纵深的侧后反登陆作战，并全力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部署和交通运输。
毛泽东在指示中最后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38]
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趋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不久，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39]
不坚决制止美国的这种冒险行动，恢复停战谈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二月七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40]
毛泽东的讲话，向企图铤而走险的美国政府发出了严重警告。话讲得从容不迫，它的分量却人人都感觉得出来。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阵地，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境内，构成了大纵深的严密的防御体系，使敌人无隙可乘。
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通过空中侦察和特务刺探，了解到中朝军队已在认真地做抗击敌军从侧后方登陆的准备。同时，艾森豪威尔扩大战争的打算，也招致西方盟国的反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警告说：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举动，以及放蒋出笼的做法，“有非常不幸的政治影响，而没有补偿的军事优势”。[41]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42]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五个月的停战谈判。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当发觉敌人阴谋策划军事进攻时，迅即作出反应，设想最坏的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同时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以有力的舆论配合，揭露敌人的阴谋，使对方知难而退。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制止敌人的冒险行动，有利于恢复停战谈判。这次由他指导的反对美军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又是一个例子。
苏联政府对促成恢复停战谈判持积极态度。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斯大林在答复美国《纽约时报》外交记者的提问时，当记者问：“您在任何以结束朝鲜战争为目的的新的外交措施上进行合作吗？”他回答道：“我同意合作，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43]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斯大林的葬礼。三月十一日，周恩来等同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米高扬、库兹涅佐夫会谈。苏联领导人表示了希望恢复停战谈判的强烈愿望。
这时，毛泽东同样在考虑是否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三月十四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逝世后，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葬礼。这期间，毛泽东在三月十九日致电周恩来，告诉他：“关于克拉克于二月二十二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44]
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莫斯科。当晚，他应苏共中央约请，同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立克、库兹涅佐夫商谈朝鲜停战方案。随后，周恩来两次致电毛泽东，汇报商谈情况。他在第二个电报里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〇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45]
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复电里对苏方的提议表示赞同，并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46]
这样，恢复停战谈判的时机逐渐成熟。
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丁国钰[47]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复电里，明确表示：“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泽东在复电中，还提醒朝中代表团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他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48]
三月二十八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
三月三十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出经中朝两国政府共同研究的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49]
这个声明，打破了朝鲜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的僵局，得到包括英、法在内许多国家的支持，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基础，恢复停战谈判。
四月二十六日，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继续举行。
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四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50]
四月二十日，邓华根据毛泽东上述意见，提出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意见，计划在五月底完成战役准备，战役反击从六月初开始，到七月上旬结束。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这个计划，并在批语中讲到另一手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51]
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但又不甘心接受朝中方面的提案。“联合国军”代表表示，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往中立国，并且拒绝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
为了不给美国以拒绝谈判的口实，朝中方面于五月七日再次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印度五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遣返委员会，负责看管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这一提案立即得到印度、缅甸等原先在遣返问题上支持美国的国家的赞同。
美国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朝中方面的方案了，于是又宣布休会。
从五月十三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五月二十五日基本接受了朝中方面的提案。作为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就在谈判即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刻，却遇到南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对。四月二十四日，李承晚转告艾森豪威尔，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他就决定将南朝鲜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将继续单方面作战。[52]
看来还得以打促谈。志愿军从五月二十七日起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并及时调整部署，由原定的以打击美军为主，改为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取得了歼敌四万一千余人的战绩。歼敌数几乎是第一阶段的十倍。
六月六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53]
六月八日，拖延将近一年半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基本实现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提案。
六月十五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就要完成历史使命。
为了保证停战协定顺利签字，中朝军队发布命令：“从六月十六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
就在这时，李承晚在六月十六日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十八日，又强行将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两万七千余人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54]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果断地作出再给南朝鲜军队以沉重打击的决策。六月二十一日，他紧急复电给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55]，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56]根据这个决策，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
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一千余门火炮齐发，敌军阵地顿时笼罩在火海之中。不到一个小时，中朝军队即突破南朝鲜军的全部前沿阵地。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持下，如猛虎下山，一直打到停战协定签字时为止，共歼灭南朝鲜军七万八千余人，收复失地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七月十九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随后，南朝鲜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www.xing528.com)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当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57]
连日来，中朝两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然而，毛泽东仍没有放松应有的警惕。在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的两天前，毛泽东就向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指示说：“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58]在这里，毛泽东为全党做出了榜样：越是在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1953年9月12日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作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59]
毛泽东在事先拟的讲话提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60]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又一次实践了这句话。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但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
抗美援朝战争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捏着一把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对新中国都刮目相看。一个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经济还那么困难，军队装备又很落后，居然能把世界一流强国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打败，这不是奇迹吗？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不负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期望，完成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是毛泽东最亲爱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
长期积弱的中国，能不能支持得起现代化战争的大量消耗？这是人们普遍担心的又一个问题。通过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最大限度地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到支援前方，恢复经济，开始新的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中国人民不但有能力支撑现代化战争的消耗，而且有办法把战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这样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以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为标志，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这为新中国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如果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那末，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两件事，都是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
毛泽东在指导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开展并领导了另一条战线的斗争——国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在大陆上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有的上山为匪，有的潜伏下来，有的还压在人民头上继续为非作歹。他们不甘心失败，无时无刻不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人民和人民政府进攻，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
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明显地猖獗起来。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国人就要打过鸭绿江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便纷纷冒出头来，在各地进行破坏活动。
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工厂、铁路、仓库，阴谋破坏抗美援朝的军运工作和经济建设。他们杀人放火，烧毁民房，抢劫粮食、财物，制造大规模的社会混乱。他们甚至袭击、围攻县、区、乡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一九五〇年这一年，在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有三千多干部被杀害。美国情报机构也派遣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内地，积极发展组织，刺探情报，并企图暗杀中国领导人。
在反革命分子日益猖獗的情况下，一些领导部门和干部却存在着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和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虽然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却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群众对此很不满意，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有的工人气愤地质问干部：“看！我们竞赛几个月，特务放一把火就完蛋了；再不镇压，说什么我们也不竞赛了。”[61]
为了伸张民气，巩固政权，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揭开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这时离十月八日毛泽东下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相隔只有两天。
十月十六日，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具体部署贯彻执行中央的镇反指示。随即，一场以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送来的综合报告。报告反映，在湘西地区的镇反中，先是存在着不敢“开杀戒”的问题，在开了杀戒以后，又出现了杀人过快过多的问题。报告对这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复电黄克诚，肯定湖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并对全国镇反运动提出了指导方针：“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62]在“稳、准、狠”这三个字中间，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准”。只有打得准，才能做到稳，也才能打得狠。
一九五一年一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朝鲜战局大势已定。毛泽东放手让彭德怀指导第四、第五次战役，自己只在最必要的时候，在关键的问题上，提出指导性的意见，或者隔一段时间，向彭德怀问一问朝鲜战场的情况。他的主要注意力从朝鲜前线的军事斗争转到了国内的镇反工作和编辑《毛泽东选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起草了一二百份这方面的批语和文电。
毛泽东总是这样，在一定时间，集中精力抓住一个主要问题加以解决，同时兼及其他。既不是单打一，又不是无重点地平均使用力量。一个主要问题解决了，再集中精力解决另一个主要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由此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
镇反刚开始，有些地方的领导人对这项工作认识不足，优柔寡断，行动不力。这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充分肯定四十七军的做法，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63]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时又指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64]
毛泽东认为，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仅要在共产党内有清楚的认识和了解，还要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作广泛的解释。黄炎培是党外人士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亲自向他作解释工作，并且送一些镇反材料给他看。毛泽东在二月十七日写给他的信中说：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65]
毛泽东在注意纠正宽大无边的同时，又及时地提出镇压也应当有边，无边是不对的。这样，就可以防止在纠正一种倾向的时候可能出现的另一种倾向。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重要事项。在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要点中，对镇反运动作了五项规定：“1.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2.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3.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4.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5.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66]
从此，镇反就分为外、中、内三层区别进行。外层，指社会；中层，指军队和政府机关内部；内层，指党内。
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运动有了法律根据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镇反工作全面铺开以后，各地进展情况很不平衡，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相对滞后。
毛泽东在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中指出：“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67]
镇反运动在向纵深发展。毛泽东十分关注肃清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他多次提醒各级党委给予充分注意。三月十一日，他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68]
就在这个批语发出的第三天，三月十三日，一个严重事件在山东军区发生了，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在一次会议上被惠民军分区政治部的一名副科长刺杀。经查，这个副科长在历史上曾向敌人告密出卖过两名共产党员，镇反中被群众检举，因而行凶报复，并当场自毙。
这一事件，在党内引起了震动。这样的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为过去所少见，在建国后更是首例。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要求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务必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69]
毛泽东及时而周密地作出部署，这对于保证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公安部门在镇反运动中的安全，十分重要。自此以后，再没有发生像山东军区那样的事件。
毛泽东在指导镇压反革命这场重大的斗争中，十分注意研究各地方各部门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他写的批语，态度鲜明，政策明确，语言尖锐，而又十分讲究分寸。对于各地各部门的镇反工作，凡做得好的表扬之，做得不力的催促之，做得不对的纠正之。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不抓出成效决不罢休。提出任务时，有具体要求，有时间限制，有时还指定由哪个人具体负责。拖延不办者，立即通报批评。为了准确掌握运动的发展情况，他还要求全国二千多个县委和市委的书记都向他写一个报告，与他直接通信一次。[70]
毛泽东极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他说，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各地都要通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或协商委员会会议等各种形式，调动各种舆论工具，揭露反革命罪行，宣传镇反政策，动员各阶层坚持镇压反革命，反对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他强调：“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71]
镇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各阶层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一大批匪首、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受到惩处。但在运动中，出现了量刑不准，有些不该杀的杀了，不该抓的抓了，以及扩大了镇压范围等“左”的偏向。这种情况，一经发现，毛泽东就及时提出，引起各地注意。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72]四月二日他写的一个批语里，再次强调：“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73]
从一九五一年五月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为实行这一方针而采取的首要措施，是收回原来下放给下级的捕人批准权和杀人批准权。
五月七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指示全党：“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74]
为实行谨慎收缩方针而采取的另一重大措施，是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
在前一阶段镇反工作中，逮捕并迅速处理了一大批犯有死罪、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群众拍手称快，对嚣张一时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起到了震慑作用，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但是，杀人多了，即使都是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也总会在社会的一部分阶层中引起不安，甚至会丧失社会同情。
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就是为解决这个矛盾而提出来的。“死缓”，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出这样一种刑名。它虽然仍属于死刑，但与死刑有重要区别。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后来，“死缓”就作为一个重要的刑名，写入法律，在中国实行。
五月八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75]
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76]
毛泽东上述两项重大而有力的措施的提出，从根本上防止和纠正了镇反高潮中曾在一些地方发生的乱捕乱杀的“左”的偏向，从而保证镇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两项重大措施，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规定：关于杀反革命分子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内，农村不应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一般应低于千分之一，一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严格掌握捕人和杀人的批准权。对于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实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认真清理反革命罪犯的积案。抓紧对外国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普遍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
这时，全国范围的镇反运动已进行了七个月，形成了一套明确的工作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77]
在镇反工作进入谨慎收缩阶段时，有的区、村干部群众对死缓政策产生误解，以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毛泽东一发现这个情况，便立即作出解释：“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78]
一九五一年九月，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估计，全国及大部分地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已经进行得彻底或比较彻底了。毛泽东审阅会议决议草案时，又加写了一段话，其中说：“在镇压反革命确实已经达到了彻底程度的县、区、乡及某些市区，即应结束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转入经常的对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工作。”[79]
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历时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除恶就是行善。”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一条批语。这句话用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十分恰当。镇压反革命，是一项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事业，因而得到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并直接投身到这个运动中来。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正是紧紧依靠群众的力量，基本上清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铲除了长期危害人民和社会安定的各种恶势力，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巩固，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有着久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祸，曾经使旧中国的历代政府大伤脑筋，其中尤以湘西、鄂西和广西的匪患为甚。解放初期，全国有二百万土匪，杀人放火，残害人民。经过剿匪、镇反，这些盘根错节的匪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根除。而长期在城市中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势力，也在镇反中被摧毁，销声匿迹。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群众交口称赞，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功德无量。
在镇反运动中，一批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者欠有血债的重要反革命罪犯，也被捉拿归案，得到应有的惩罚。消息传来，民心大振，显示出人民民主专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巨大威力。
与此同时，一批潜入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国外敌对分子，也被逮捕法办。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情报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处的潜伏组织，在天津被破获。八月十七日，图谋在一九五〇年国庆节炮击天安门检阅台的主犯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隆（日本人），在北京被处决。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毛泽东直接指导进行的。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紧紧握住指导运动的主动权，及时纠正各种偏向，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总结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时候，郑重宣布：“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
镇压反革命，采取了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方式，集中解决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以及各种匪患、黑社会势力等等。这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尚未完全巩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要选择。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偏差，包括错杀、错捕等。这些偏差一经发现，便及时地加以纠正，基本上保证了运动的健康进行。
通过一年来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较量，毛泽东认为：“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80]
【注释】
[1]美新处1951年6月12日电讯。
[2]《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534页。
[3]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98页。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25、226页。
[4]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5日。
[5]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6月13日。
[6]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6月11日。
[7]转引自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1年7月1日。
[8]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18页。
[9]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4时。
[10]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
[11]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12]毛泽东在空军司令部一份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手稿，1951年7月7日。
[13]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9日。
[14]毛泽东致金日成、李克农并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15]1951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16]毛泽东致李克农电，手稿，1951年7月11日。
[17]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4日。
[18]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1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16页。
[20]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7日。
[21]［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1页。
[22]李克农致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电，1951年7月19日。
[23]［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下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61页。
[24]《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4、205页。
[25]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26]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27]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同志们的电报，手稿，1951年10月14日。
[2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185页。
[29]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电，手稿，1951年11月11日。
[30]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31]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32]毛泽东为中央及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电，1952年10月24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4、325页。
[33]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80、186页。
[3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80、186页。
[35]毛泽东对邓华1952年12月4日报送的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任务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2月。
[36]毛泽东给邓华的信，手稿，1952年12月9日。
[37]毛泽东对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2月11日。
[38]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手稿，1952年12月20日。
[39]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32页。
[40]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
[41]［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56页。
[42]1952年4月28日，美国总统宣布命令，由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
[43]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44]毛泽东致周恩来电，手稿，1953年3月19日。
[45]周恩来致毛泽东电，手稿，1953年3月21日。
[46]毛泽东复周恩来电，手稿，1953年3月22日。
[47]丁国钰，当时参与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工作。李克农、乔冠华已经在美方停止谈判后回国。
[48]毛泽东致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3年3月23日。
[49]1953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50]转引自邓华致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等并报中央军委电，1953年4月20日。
[51]毛泽东对邓华关于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几点意见的批语，手稿，1953年4月23日。
[52]［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93页。
[53]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33、234页。
[54]［韩］战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战争》第5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9页。
[55]彭德怀1953年6月19日离开北京，20日到达平壤后，致电毛泽东，建议在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结束后，再组织一个第三阶段的反击作战，“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
[56]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3年6月21日。
[57]［美］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英国哈拉普公司1954年版，第11页。
[58]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1953年7月25日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胜利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手稿，1953年7月。
[5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3-355页。
[60]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提纲，手稿，1953年9月。
[61]转引自《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06页。
[62]毛泽东致黄克诚并邓子恢电，手稿，1950年12月19日。
[6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7页。
[64]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月23日。
[6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1页。
[6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4页。
[67]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手稿，1951年2月25日。
[68]毛泽东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指示的批语，手稿，1951年3月11日。
[6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9页。
[70]毛泽东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的批语，手稿，1951年5月15日。
[7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1、120页。
[7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1、120页。
[7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0页。
[74]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镇反指示时写的批语，手稿，1951年5月7日。
[7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2页。
[7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2页。
[77]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1951年5月15日。
[78]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电，1951年6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3页。
[79]毛泽东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草案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9月。
[8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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