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六月，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和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然而，一件毛泽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顷刻间，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东北亚的这个半岛上来。
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迅速作出反应。它的反应，不仅针对朝鲜，也针对中国。
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三十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从此，美国侵略军的坦克在朝鲜大地上横冲直撞。
美国把台湾和朝鲜半岛这两个并不相干的地区联系起来，同时采取严重的军事步骤，公然干涉中朝两国的内政，有其战略上的考虑。从冷战开始以来，它一直把这两个地区看作它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把中国领土台湾当作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声明中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1]这样，美国就趁朝鲜战争之机，直接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他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2]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七月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差不多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七月七日和十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十三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加上第四十二军（原在东北）和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等，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八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九月六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
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3]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4]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5]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曾经作过各种可能的设想。尽管朝鲜人民军向南进军最初甚为顺利，毛泽东却估计到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的海岸登陆的可能性。一九五〇年八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6]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
八月五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7]，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九月上旬能作战。八月十八日，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随后，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九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和大意。他在讲话中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8]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作出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9]
九月十五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二十八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九月十八日，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发回电报，报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谈最近朝鲜战况并准备长期作战的情况。二十日，周恩来复电倪志亮，要他向金日成转告中共中央对目前朝鲜战局的意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电报。复电说：“我们认为你（指金日成。——引者注）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复电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并且说明：“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10]
这时，中国政府已经得到准确情报：美军要越过三八线。九月二十九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11]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2]
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三十三万兵力。[13]
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4]
然而，美国当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对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竟然充耳不闻，不屑一顾。[15]十月七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16]十二小时以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火从朝鲜烧到中国东北，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迫使中国人民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必须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17]。
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有如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18]
就在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当天的深夜，金日成紧急约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同时，金日成与朴宪永（当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毛泽东早有所料。他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这样说过：“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19]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一九五〇年，美国钢产量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二千八百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是多少呢？只有六十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一百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况且，他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其他成员，当时在出兵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毛泽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的信息已是十月一日深夜。二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20]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21]
十月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十月四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就在十月二日这一天，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份给斯大林的长电报，回复斯大林一日的来电。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以下是毛泽东起草的电文的主要内容：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22]
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分析了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法以及国内策应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向苏联提出为保障作战胜利所必需提供的支援。毛泽东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他考虑得全面，周到，又很慎重。这份电报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未发出）的第一页
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但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
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23]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
十月四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
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24]
会议进行中间，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彭德怀赶到了会场。彭德怀对这个会议毫无思想准备，连会议内容事先都不知道，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散会后，他来到杨尚昆住处，详细了解会议情况。[25]
十月五日上午，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他们两人进行了一次倾心的交谈。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26]
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27]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从十月二日到五日，中央开了三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28]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29]这是毛泽东对当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又何等民主的决策啊！
十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十月八日，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以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30]
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
八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立即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次日上午，彭、高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要求各部在十天内作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
也是十月八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还是带着两种意见，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就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双方谈得并不很顺利。十月十一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对苏美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这样，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毛泽东认为需要与政治局的同志再次讨论此事，以作定夺。十月十二日，他致电彭德怀、高岗，要求：“（一）十月九日[31]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32]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当天，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三）真日[33]菲里波夫[34]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35]
当时，毛泽东关注又担心的是两点：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周恩来将毛泽东此电内容通过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斯大林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毛泽东的决心没有动摇。
此时，正值平壤告急。十月十五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电报说：“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36]同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十六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箭在弦上，只待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作为最高决策人毛泽东，这时更加冷静而周密地考虑和布置一切重大问题，使出兵做到万无一失。十七日下午五时，他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十八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37]
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出动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二十一时，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 查 。”[38]
从十月一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过鸭绿江，仅仅十八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作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是多么不容易！
二十年以后，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 ”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39]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40]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过江那一天起，毛泽东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朝鲜战场了。
毛泽东一生中指挥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统率过几百万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有高人一筹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战争经验。但是，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国外战场上，同一个新的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怎样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新胜利，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新的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怎么打法？
当时的朝鲜战局十分严峻。美国和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分三路北进。东路占领元山，中路进逼阳德，西路美军正作围攻平壤的准备。按照麦克阿瑟的计划，在占领元山和平壤之后，先东西对进，打通联系，然后向鸭绿江边推进。
还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研究敌情后商定：利用敌人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也就是朝鲜半岛细腰部（又称蜂腰部）地区以北，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果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人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等处。这就是说，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的问题。[41]
然而，志愿军渡江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不像原来设想的那个样子。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的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速度甚快，直向中朝边境逼近。原定的阻敌方案，即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一线防御六个月以后再进攻的作战部署，已不适用了。
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迅速改变作战部署。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三十分，他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42]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43]
初战必胜。这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过着十分紧张的生活。据他的机要秘书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半个多月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饭，睡眠极少。他每天批阅大量材料，有来自前方的电报，有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一个接着一个，这些电报和材料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毛泽东手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毛泽东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很快作出决断，指导前方作战。
这一年，毛泽东五十七岁，精力十分充沛。
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指导方针逐步考虑成熟。他在十月二十三日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44]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敌进甚速。南朝鲜军很快进到清川江附近，而志愿军主力离预定开赴的地区却相距尚远。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电令邓华等第十三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45]
彭德怀研究了敌情，感到在敌人以师、团、营为单位分兵冒进的情况下，要想采取集中兵力聚而歼之的办法有许多困难，搞不好会贻误战机。到二十五日，西线南朝鲜军已进至北纬四十度线以北的博川、龙山洞、云山、温井、松木洞、熙川一线，逼近志愿军第四十军。歼敌任务已刻不容缓。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南朝鲜军一个加强营由温井（距离彭德怀的指挥所所在地大榆洞仅隔十几公里）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中国人民一直把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
但是，南朝鲜军仍然分兵冒进，其中一个团的一部已经到达距中朝边境只有几公里的楚山，向中国境内炮击。二十七日，这个团发现处境不妙，调头南撤，途中被志愿军包围。熙川以南的南朝鲜军两个营为了接应该团南撤，与志愿军在温井以东地区交战。二十九日，志愿军一个军将这两处南朝鲜军大部歼灭，取得初战胜利。
南朝鲜军与中国志愿军交战失利，但麦克阿瑟对志愿军兵力仍估计不足，满不在乎，以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继续命令后续部队向中朝边境推进。
十月底，号称“ 王 牌 军 ”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冒进北渡清川江到达云山。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志愿军部队将其大部围歼于云山。同时，阻击部队又在云山以南击溃该师的另一个团，击毙该团团长。云山战斗，志愿军首创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先例，狠刹了一下“王牌军”的威风。
美骑一师在云山遭到重创，使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为之震惊。十一月三日凌晨，敌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
彭德怀当即下令，追歼逃敌。四日，歼灭英军一个榴炮营和美军一个加强连。但是，靠两条腿跑路的志愿军，毕竟跑不过机动能力很强的机械化部队。至四日黄昏，敌军主力已全部撤到清川江以南。
根据敌我态势，彭德怀于十一月四日十五时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一次战役，准备再战。五日一时，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提出组织第二次战役的指导思想。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十三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国朝野引起种种猜测。美国军方估计，中国入朝参战的目的有三种可能：第一是为了边境安全和拆除鸭绿江水电站设备；第二是为了从战略上牵制美国，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第三是为了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46]麦克阿瑟则把赌注压在阻止志愿军继续过鸭绿江上，提出“最后的攻势”计划：先以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渡口，再发动地面攻势。[47]由美第十军经长津湖西进，美第八集团军由清川江北上，在江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距鸭绿江五十公里）以南会合后，围歼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然后向鸭绿江推进。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新的恶战不可避免。为加强东线力量，他在十一月初决心调宋时轮率领的第九兵团入朝。十一月五日，电告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48]
在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并决定加强东线兵力之后，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写了一段话，说：“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49]
十一月中旬，第九兵团三个军十二个师秘密入朝，在东线迅速完成战役集结。第九兵团入朝，使志愿军一线总兵力增加到九个军三十个师三十八万余人，并在东西两线上都占有兵力上的优势。而这时敌人却低估中国在朝鲜的兵力，认为只有六万到七万人。
从十一月六日起，西线之敌开始试探性进攻，以摸清志愿军兵力和意图。彭德怀要各部队从清川江边节节后退，故意向敌人示弱，还有意丢弃一些破旧枪械。麦克阿瑟果然中计，认为志愿军“装备低劣，怯战败走”，命令部队向北冒进。二十四日，“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全面进攻，目标直指鸭绿江边的朔州、碧潼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江界，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十一月二十五日，西线敌军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于是，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次战役。
当晚，恰逢月圆之夜。这是志愿军夜战最理想的天候。志愿军西线部队突然发起猛攻。一个军分三路合击孤立地暴露在志愿军面前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一个师。至二十六日晚，全歼该师五千余人。志愿军另一个军也在宁远等地歼灭南朝鲜军另一个师大部。
志愿军在德川、宁远打开缺口后，正向志愿军进攻的清川江以西之敌，大部在原地停止行动，同志愿军形成对峙状态。这正是穿插分割歼敌的极好时机。彭德怀等立即按照毛泽东的电令，要求各部队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西线之敌。这时，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主力沿小路疾行，不顾美机威胁，以十四小时前进七十公里的速度，于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到达三所里地区，堵死美九军南撤退路。随后，他们又主动西插龙源里，截断敌人的另一条退路。正面的志愿军四个军乘势猛攻，分割围歼当面之敌。二十九日，西线敌军被迫全线撤退，同时令美骑一师和英第二十九旅北上接应，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三所里、龙源里。
这样，西线战场形成敌我交错的战争奇观。从整个战场的态势看，敌军处在志愿军南北夹击之中；但在三所里、龙源里的局部战场，志愿军又处在敌军的南北夹攻之中，情况十分险峻。如果三所里、龙源里失守，清川江以西以北之敌将全部南逃，第二次战役的歼敌目标便会落空。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终于顶住每日上百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击退一次又一次坦克兵、炮兵、步兵的协同攻击，使南逃北援之敌军相距不足一公里却始终不能会合，大振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这一可歌可泣的英雄战绩，深深地感动了彭德怀司令员，他在祝捷电报中破例地写上“三十八军万岁”六个字。
十二月一日，敌军见突围无望，被迫遗弃大批辎重装备，转向靠近西海岸的安州方向突围。
与此同时，东线第九兵团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起反攻。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骄横一时的麦克阿瑟被迫承认：“这支小小的军队，在目前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50]他命令东西两线军队于十二月三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51]
毛泽东立即令西线部队向平壤挺进，相机收复平壤。
十二月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十六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在东线，人民军于九日收复元山，切断敌人陆上退路。志愿军十七日占领咸兴，二十四日收复兴南。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志愿军连续打了两个胜仗，在有些人的头脑里速胜思想有所滋长。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应当怎样估量？是速胜，还是持久？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在第二次战役发起后不久，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对朝鲜战局发展前途曾作出两种可能的估计。他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这表明，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准备长期作战的基点上。他还对金日成说：“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52]
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作出明确判断：“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53]
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取得两个战役的胜利，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美英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美英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愈发被孤立起来了。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54]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同时，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同美国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上，作了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长篇发言。
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一、严厉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三、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55]
中国方面这些完全合情合理的建议，虽然被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所否决，但这正义的声音传播到了全世界。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海外爱国华侨受到鼓舞。中国政府在安理会上同美国的政治斗争，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密切配合，有声有色。
按照原来的设想，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转入休整，准备第二年春天举行新的反击。然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容中国人民志愿军等到第二年春季再战。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就此发表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先停战后谈判，这“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56]
对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这一手，毛泽东早已料到，并提出了对策。他在十二月三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前十一天，会见金日成时就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57]十二月十三日，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58]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就需要及时地发起第三次战役。但是，由于连续作战，西线部队已经十分疲劳，战斗减员达四万余人。东线第九兵团也出现大批冻饿减员。[59]西线的运输车辆不过三百辆，而运输线却要比第一、第二次战役延长近两倍。不少战士还没有穿上御寒的棉大衣和棉鞋。在这样的情况下，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确有很多困难。尽管如此，志愿军总部还是根据政治局势需要，下达了继续南进的部署。
毛泽东批准了志愿军总部的作战部署。
这次战役是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六个军和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共同进行的。一九五〇年除夕之夜——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七时，中朝军队全线发起进攻，在约二百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联合国军”怕中朝军队从右翼迂回包围，使其十余万兵力在汉江北岸陷入绝境，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全线撤退。
彭德怀决定乘胜扩大战果。中朝军队四日进占汉城，五日渡过汉江，八日收复仁川。“联合国军”退守“三七线”附近。中朝军队以凌厉的攻势，攻城夺地，但却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敌人则有诱我深入、在侧后登陆、对中朝军队夹击的企图。有鉴于此，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第三次战役结束。
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即志愿军在仁川及汉江以北先休整两到三个月。但他又认为，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要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作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他还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志愿军党委。
1951年1月19日毛泽东在彭德怀《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报告》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这段话，在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加强中朝两党、两国、两军的团结，起了重大作用。一月二十日，彭德怀立即在志愿军党委会上作了传达，并决定，在一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要把虚心向朝鲜同志学习、团结朝鲜军民作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60]
一九五一年一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局大体上稳定下来，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想离开北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集中一段时间去编辑《毛泽东选集》。二月底、三月初，他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上一些同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著作集。其中主要的有：晋察冀日报社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苏中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山东渤海解放区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东北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分六卷，合订本）；晋冀鲁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下册，党内发行）。
这些选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都发挥过作用，但都不是经过中央正式批准的，也都未经作者审阅。随着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武装思想，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
斯大林也希望毛泽东将他的著作编辑出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将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之事，告诉了斯大林。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说：“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中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61]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毛泽东进驻北平以后，继续抓紧进行。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发稿，到六月中旬，已完成三校，共一百余万字，全部清样送给了毛泽东。十月开国大典前后，毛泽东已看完全书清样的三分之一。[62]
不久，因出访苏联，《毛选》的校阅工作中断了半年多。毛泽东回国后，又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一九五〇年六月，全会刚开过，朝鲜战争爆发，《毛选》的编辑工作再一次推迟。
现在，三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终于可以抽出时间继续编《毛选》了。
他把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叫来，对他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63]，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了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泽东表示满意。[64]
这是一个宽敞的四合院，陈设简陋。当时天气还比较冷，临时安装了暖气。这里环境幽静，很适合编书。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修改审定了大部分选稿。
《毛选》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亲自做的。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有些题解和注释，与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献价值）。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毛泽东选稿极为严格。约一百万字的清样稿，被他选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着“此件不用”四个大字。
协助毛泽东编《毛选》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从毛泽东与陈伯达、田家英的一些通信中，可以窥见毛泽东精心编《毛选》工作之一斑。
其一，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致陈伯达、田家英：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其二，三月十五日致田家英：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
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其三，四月一日致田家英：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
其四，四月七日致田家英：
“（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
（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
（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其五，四月十六日致田家英：
“此九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
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65](www.xing528.com)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共中央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看看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看可否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理论家尤金来华。一九五〇年七月，尤金来到北京。对于这件事，在过了八年之后，毛泽东曾当面对尤金作过解释。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朝鲜战争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兄弟党和其他各国党对我们的怀 疑 。”[66]
尤金对毛泽东的著作颇为称赞。他看了《实践论》的俄译文，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议在某个刊物上发表。斯大林接受了尤金的意见。《实践论》竟先于中国而在苏联首次发表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同年十二月十八日，《真理报》又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中国首次发表此文，则是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人民日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出版，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印行达一百零六万六千册。
十月十二日，出版总署召开了一个庆祝会，田家英作了一个发言。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后一时开《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到者将二百人。愈之[67]首致辞。次之编委会田家英报告编辑情形。选集凡四卷，今出版者为第一卷。各篇取舍，经毛氏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田谓于此第一卷中，可见毛氏思想之发展，及以后种种规划之基础。”[68]
胡愈之在会上讲话中也谈到：“《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是在出版总署成立以前，北京解放以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就已经开始了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开始接受了《毛泽东选集》的一部分稿子发排，到现在差不多将近两年半，才完成了第一卷的出版工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读者经常关心地问：《毛泽东选集》什么时候出版？问到现在，才开始出版了第一卷。这一段时间很久，是因为毛主席对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样慎重的态度，亲自几次校阅修改；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作注释工作和主持出版工作，也十分地慎重。”[69]
《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先后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一九五三年四月出版。这三卷包括了毛泽东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们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毛泽东说过：“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70]又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71]所以他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72]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基本理论建设，先后被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选》也被一些国家译为外文出版，其外文版本达几十种之多。
收入《毛选》的著作，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仅有少数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又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他曾说：“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一九四七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73]
但也有例外，可以说是惟一的例外，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收入了《毛选》第三卷。历史决议是根据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冬写的一份《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起草的。毛泽东领导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且作过多次修改。但毛泽东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著作而作为附录收入他的选集。考虑到发表历史决议，就要公布王明路线的问题，这是需要中央作出决定的。为此，毛泽东向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征求了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后来，毛泽东对党外人士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把白区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时期又右倾，但是，当时我们未把对王明路线的决议公开发表，是为了留有余地。后来过了几年才把这个决议收到我的选集中，作为附录发表。大多数觉悟了，只有王明不觉悟。”[74]
毛泽东的文章，气势雄伟，又十分流畅。真是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但并不都是一口气写下来的，特别是理论文章，不知经过多少次修改，推敲，润色。而不少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往往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新民主主义论》，他就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75]
按原定计划，《毛选》第四卷是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接着出版第四卷时机还不成熟，就搁下来了。在过了六年之后，第四卷才编辑出版（只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第四卷的情况，将在后面说到。
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两国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曾经作过一种估计，即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中朝军队在二月间就可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76]
这后一种估计对了。果不其然，从一月二十五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战役打响以后，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77]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力。怎么办？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二月七日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这时，处在抗美援朝战争最前线，作为志愿军最高指挥员的彭德怀，看到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和困难，而第二番兵团还远在鸭绿江边，兵力补充不上去，感到十分焦急。他认为必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请示战略方针。二月二十一日，彭德怀一到北京，就急忙赶往新六所。新六所位于北京城的西郊。这里比较僻静，建国初期，毛泽东经常在这里休息、办公。
彭德怀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朝鲜战争情况，突出地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78]这一下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彭德怀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
这个方针，同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不久所作的乐观估计是不同的。毛泽东认真听取彭德怀的陈述，及时调整方针，作出正确决断，这是英明的。
彭德怀还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79]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80]
毛泽东听罢，一时沉默无语。少顷，他望着内心不安的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并叮嘱说：“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81]
毛岸英是经过毛泽东同意，随志愿军总部入朝作战的，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的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在他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父爱。
毛泽东爱他，在他身上寄托着厚望，但毛泽东不把毛岸英看成只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党，属于人民，他应当报效祖国。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当天，三架美军B-29型轰炸机从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上空掠过，没有投弹。作了防空准备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不料，敌机突然掉转头，向志司驻地投下了几十个凝固汽油弹，作战室被吞没在一片火海中，正在屋内值班的毛岸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彭德怀在当天向中央军委专门作了汇报，短短的电文，竟写了一个多钟头。
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深知这对毛泽东的打击会有多大，他不愿在毛泽东指挥战役的紧张时刻去分他的心，便把电报暂时搁下。直到一九五一年元旦过后，一月二日，他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江青看，并附信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82]
周恩来的信和彭德怀的电报，由机要秘书叶子龙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办公室。信和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的心情，说了一句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83]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得胜[84]了！在他见了程颂云等之后，即将此息告他。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85]
经毛泽东同意，毛岸英烈士和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86]，成为中朝人民友谊的象征。
二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就在这一天，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三月十八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
三月一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引者注）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87]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三月七日，“联合国军”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十三日，主动撤离汉城。到三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但是由于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引发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尤其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的矛盾，迫使杜鲁门决心中途易帅。四月十一日，第四次战役进行当中，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被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半岛东西距离最短的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六个军已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共有十五个军约一百万兵力。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左右。但是“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它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人民解放军常常是整师整旅地乃至几个师几个旅地消灭敌人。
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引起志愿军统帅部的注意，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88]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
第二天，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六月一日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把它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讲清，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89]
到六月三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90]
毛泽东给斯大林写电报的时候，已临近第五次战役尾声。第五次战役是六月十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志愿军也付出了伤亡七万五千人的代价。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入朝参战的同时，在国内，一个广大群众性的抗美援朝运动轰轰烈烈地、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一公布，中共中央即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由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
随即，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宣传热潮，人民群众以游行、集会等多种形式，表达对美国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志愿军的坚强支持。宣传运动深入到每个街道，每个乡村，每个家庭，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党和国家的意志迅速地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十一个民主党派、团体，发表联合宣言，将抗美援朝运动推向高潮。
联合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91]
从十一月起，天津、上海、北京、沈阳、重庆、广州、武汉、南京、杭州、桂林、青岛等地的工商界人士，先后召开抗美援朝大会，制定爱国公约，表示“不欠税、不逃税，不投机、不倒把”，“努力增加生产，沟通物资，保证供给”，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
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市工商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致电毛泽东，表示全国各阶层都已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
毛泽东十二月二日复电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等，对他们的爱国立场表示欢迎，对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92]
全国各界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当时，国家刚从长期战乱中复苏，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但是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开始掀起全国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来，许多群众节衣缩食，积极捐款。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底，全国人民在一年中捐款的总额，约计可购买战斗机三千七百一十架，充分显示出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雄厚力量。
从一九五一年四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回国作抗美援朝报告，国内组织多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全国人民，全国人民的慰问鼓舞了志愿军将士的斗志。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地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这样地意气风发，从来没有这样高昂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在长期曲折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个信念：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大敌压境，国难当头，往往能够成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推动各项革命事业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国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但没有因抗美援朝而被延误推迟，反而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表现出蓬勃的生机。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抗美援朝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宣布：“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93]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开幕。汉、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十四个民族的代表四百五十一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为有这样多的民族代表参加的团结盛会感到鼓舞，在同日的复电中说：“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94]
【注释】
[1]《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395页。
[2]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3]三八线，1945年8月美苏两国为接受日军投降，商定在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为临时分界线，称做“三八线”。
[4]毛泽东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5]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8月4日。
[7]1950年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会议曾经决定，由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后因他们不能到职，7月22日，周恩来、聂荣臻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23日批示同意。
[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92-94页。
[9]毛泽东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10]周恩来致倪志亮电，手稿，1950年9月20日。
[11]周恩来关于朝鲜战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50年9月29日。
[12]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9月30日。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13]［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2、213、215、218页。
[14]周恩来同潘尼迦谈话记录，1950年10月3日。
[15]［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2、213、215、218页。
[16]［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2、213、215、218页。
[17]毛泽东致中共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负责人电，手稿，1950年10月19日。
[18]彭德怀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1955年2月11日。
[19]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20]毛泽东致高岗、邓华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21]毛泽东对周恩来致倪志亮电报稿的修改，手稿，1950年10月2日。
[22]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这个电报未发出。
[23]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档案。
[24]《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 257页。
[25]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10月16日。
[26]彭德怀传记组访问杨尚昆谈话记录，1995年7月20日。
[27]《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58页。
[28]《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735页。
[29]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3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0、101页。
[31]疑为8日。
[32]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手稿，1950年10月12日。
[33]真日，即11日。
[34]菲里波夫，即斯大林。
[3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3、104页。
[36]毛泽东起草的周恩来致倪志亮转金日成电，手稿，1950年10月15日。
[37]转引自《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07页。
[38]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18日。
[39]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40]彭德怀在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初稿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5月15日。
[4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5页。
[42]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43]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4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7、108页。
[45]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3日。
[46]［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76、277页。
[47]《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71、272页。
[48]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电，手稿，1950年11月5日。
[49]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1月13日。
[50]麦克阿瑟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460页。
[51]［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中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85、186页。
[52]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要点，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周恩来致彭德怀等电，1950年12月4日。
[53]毛泽东致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26日。
[54]《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8页。
[55]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56]195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57]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要点，1950年12月3日。转引自周恩来致彭德怀等电，1950年12月4日。
[58]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手稿，1950年12月13日。
[5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28、49、52页。
[60]《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68页。
[61]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电，手稿，1949年6月1日。
[62]黄洛峰《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1949年10月5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72、273页。
[63]王稼祥曾在1949年8月1日自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已校对好否？何时可送莫？联共中央机关同志问到此事。因此间毛选已译好，等着校对付印。”
[64]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1994年9月10日。
[65]以上五封信，均据毛泽东手稿。
[66]毛泽东同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
[67]愈之，即胡愈之，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
[68]叶圣陶日记，1951年10月12日。见《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45、146页。
[69]胡愈之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上的讲话，1951年10月12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65、366页。
[7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页。
[71]同上书第8卷，第263页。
[72]毛泽东听取薄一波、谭震林等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4日。
[73]毛泽东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
[74]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9月15日。
[75]毛泽东同长征、艾地的谈话，1956年3月1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5页。
[76]毛泽东致彭德怀转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1月14日。
[7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1月28日。
[78]《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1页。
[79]志司，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
[80]《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454页。
[81]《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453、454页。
[82]周恩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手稿，1951年1月2日。
[83]访问叶子龙谈话记录，1996年5月27日。
[84]李得胜，是毛泽东1947年转战陕北期间使用的名字。
[85]《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69页。
[86]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的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8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62、164页。
[88]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5月26日。
[89]转引自解方致志愿军党委电，1951年5月27日。
[90]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3日。
[91]195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92]毛泽东致李烛尘等电，1950年12月2日。见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93]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94]1951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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