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伊斯兰世俗化改革：政权对宗教的控制优先

世俗化一词源于欧洲基督教世界，特指宗教领域的非政治化和政治领域的非宗教化，强调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原则。多数学者通常将目光聚焦于欧洲基督教世界中世纪的历史环境和近代早期之社会转型的历史实践，依据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历史经验，援引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现代化模式，将教俗二元体系视作传统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征，而将宗教领域的非政治化和政治领域的非宗教化抑或教俗分离视作现代政治的特有形态，强调现代化与世俗化两者之间具有普世的同步性和必然性，具有西方中心论的明显色彩和历史痕迹，结论尚显武断。

世俗化并非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相应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教俗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权力的角逐，教俗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着教俗关系的走向和权力角逐的结局。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世界，教会与国家长期并立，宗教生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处于二元状态，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可谓最具影响的政治势力和传统秩序的集中体现。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旨在否定教会权威和摆脱教廷控制的宗教改革构成欧洲基督教世界现代化进程早期阶段的重要内容，而世俗化进程集中体现世俗与宗教之间的权力争夺，包含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主权国家进而实现民众解放的明显政治倾向，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现代化的政治发展进程呈同步的趋势。

然而，所谓的世俗化并非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长期伴随着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东伊斯兰世界之世俗化改革的肇始与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大体上呈同步的趋势。根据伊斯兰教的传统理论，乌玛是伊斯兰国家的原型和经典形态，是凝聚穆斯林的宗教政治形式，伊斯兰教构成维系乌玛的信仰基础。在传统的穆斯林看来，世俗的民族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是分裂乌玛和离间穆斯林的异教意识形态，而沙里亚即伊斯兰教法则是规范穆斯林行为的唯一法律准则，因此纯粹的世俗思想和异教的法律均不可接受。换言之，在传统的伊斯兰世界，超越宗教界限的世俗民族主义与乌玛的原则大相径庭，并无存在的空间。自19世纪开始，伊斯兰世界逐渐步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乌玛作为教俗合一的国家形态不复存在，地域性的世俗民族国家初露端倪，世俗化风行一时。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改革，具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其主要举措包括引进西方的世俗法律、兴办西方模式的世俗教育、关闭宗教法庭、取缔宗教学校、剥夺宗教地产、削弱宗教组织的自主地位和克服宗教势力的离心倾向。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进程相比，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改革并非严格遵循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原则，而是强调国家和政府对于教界的绝对控制，表现为宗教机构的官僚化和宗教意识形态的官方化。

然而，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并未表现为同步的趋向，却与威权政治的强化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两者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同步性。威权政治作为“发展的独裁模式”无疑是伊斯兰世界诸多新兴世俗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而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构成世俗民族国家之威权政治的明显特征。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根源于威权化的政治模式，服务于威权化的政治需要，而世俗化的逻辑结果则是威权政治的强化。在君主制的政治框架下，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君主、伊朗恺伽王朝和巴列维王朝的国王，皆曾致力于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排斥传统宗教势力的政治影响，强调世俗的顺从原则，旨在强化君主集权的国家体制，世俗政治、君主政治和威权政治表现为三位一体的历史模式。在共和制的政治框架下，在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和纳赛尔时代的埃及，世俗化与威权化处于共生的状态，世俗威权政治达到巅峰，传统宗教势力在政治舞台销声匿迹。(www.xing528.com)

所谓世俗政治，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政治内涵。综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世俗政治并非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自古有之，在诸多地区的传统社会构成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抑或所谓的神权政治并非传统政治特有的和唯一的历史模式，而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亦非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过程。换言之，世俗政治并非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神权政治亦非仅仅属于传统社会。传统世俗政治与传统宗教政治长期处于共生状态，两者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皆强调依附和顺从的传统政治原则。相比之下，现代世俗政治与现代宗教政治皆属现代文明的范畴，倡导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理念，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具有同步性和内在逻辑性。至于所谓的世俗化，在严格意义上特指宗教的去权力化和宗教生活的去政治化，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世俗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并非表现为同步的趋势。具有5 000年文明的华夏世界素有世俗政治的历史传统，世俗君主凌驾于社会之上，世俗皇权极度膨胀，宗教政治微乎其微，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变革局限于世俗的领域，表现为不同世俗势力之间的激烈抗争，而所谓的世俗化进程则无从谈起。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化，系官方强化控制民众社会进而完善威权政治的必要举措，其实质在于威权政治自世俗领域向宗教领域的延伸，而与民主化的政治进程背道而驰。官僚化的教界和宗教机构处于官方的控制之下，并未脱离政治领域和丧失政治功能，而是成为威权政治的御用工具。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的差异，往往表现为官方宗教学说与民众宗教思想的对立和冲突。官方化的宗教学说极力维护现存政治秩序的合法地位，无异于麻痹民众的精神鸦片。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无疑是民主化的历史运动，其实质在于实现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民主化的政治进程取决于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而不是取决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无疑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却非存在根本的对立。强调现代化进程与世俗化进程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将世俗化视作现代化的历史坐标，用世俗化的程度衡量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进而将宗教政治挑战世俗政治视作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因素甚至是现代化进程的逆流，实属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