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历史下：宪政制度的移植与民主化初步实践

自19世纪开始，随着传统经济秩序的解体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制度丧失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摇摇欲坠。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政治思想逐渐传入中东伊斯兰世界，自由和民主成为民众追逐的时尚和潮流。智力的觉醒和西方宪政制度的移植，集中体现中东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域的深刻历史变革。

客观物质环境的变化导致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伴随着传统社会的衰落、西方文化的传播和现代世俗教育的发展，新兴知识分子渐露端倪，进而登上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舞台。新兴知识分子尽管来源各异，却分享共同或相近的政治理念，崇尚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强调主权在民和宪法至上的政治原则，积极倡导司法独立和权力制约，主张实行普选制和议会制，实现公民平等和保障公民权益，进而阐述了宪政制度的理论框架。

智力的觉醒与政治秩序的变动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广泛传播构成中东伊斯兰世界宪政运动缘起的前提条件，而西方宪政制度的移植堪称中东伊斯兰世界之西化实践的政治典范。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伊朗恺伽王朝和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统治者相继颁布宪法，召开议会，标志着中东伊斯兰世界逐渐进入宪政时代。然而，西方的宪政制度根源于西方特定的历史进程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崛起，是西方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逻辑结果，与资产阶级之登上历史舞台和问鼎政坛表现为同步的状态，通常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过程。相比之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东伊斯兰世界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传统农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封建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工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新兴资产阶级羽翼未丰，尚不足以与传统势力角逐政坛和分庭抗礼，西方宪政制度的移植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历史缺陷。包括立宪制、代议制、普选制和政党政治在内的政治形式，并未给中东伊斯兰世界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所谓民众的权利仅仅源于统治者的恩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严重滞后，加之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特定历史环境，决定了现代政治模式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扭曲状态。所谓的民主政治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基础，尚属无源之水，徒具形式。所谓宪政制度的实质，在于借助现代政治的外在形式维护传统社会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尽管如此，宪政时代颁布的宪法毕竟包含着诸如自由平等和权力制约的现代政治要素，君主政治与议会政治的二元状态构成宪政时代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议会选举则为新兴社会势力问鼎政坛和角逐国家权力提供了有限的政治空间。宪法的颁布和宪政制度的初步实践，标志着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开始步入现代政治模式与传统政治模式激烈抗争的历史阶段。

政党政治根源于现代化进程的特定历史环境。诸多政党皆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诸多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立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并非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决定着诸多政党之政治纲领和政治立场的相应变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着政党政治的模式和走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青年奥斯曼党、青年土耳其党和华夫托党在内的诸多政党相继建立，现代政党政治随之在中东伊斯兰世界始露端倪。早期的政党政治兴起于中东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列强深刻对立的历史环境，尖锐的民族矛盾决定诸多早期政党具有民族主义的明显政治倾向，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主权独立构成诸多早期政党的共同政治目标。另一方面，诸多早期政党普遍表现为贵族政治的浓厚色彩和排斥下层民众政治参与的保守立场，系社会上层操纵议会选举和角逐权力的政治工具。

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域的突出现象，在于社会上层的贵族与社会下层的民众之间尖锐的政治对立。贵族政治与民众政治的此消彼长，标志着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运动轨迹。随着传统经济秩序的衰落和社会裂变的加剧，下层民众悄然崛起，进而登上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舞台。早期议会政治的非民众性导致下层民众政治参与的非议会性，超越议会的政治框架则是下层民众政治参与的突出特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滥觞，可谓下层民众之政治崛起和政治参与的典范，集中体现民众政治与贵族政治的激烈抗争。(www.xing528.com)

进入20世纪后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现代主权国家的日渐成熟和经济社会秩序的剧烈变革，民主与专制的抗争成为中东诸多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政党政治的演变集中体现民主化的长足进步。随着一党制的衰落和多党制的初步实践，多党制政党政治基础之上的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开始成为不同的社会群体角逐权力的政治形式，政治生活的多元格局日渐凸显。

多党制的政治实践标志着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争取民众的支持构成诸多政党的基本准则。在多党制的条件下，民众上升为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议会选举则是实现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诸多政党通过议会选举角逐国家权力，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日渐分离，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随之改变，民众的选择成为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趋于吻合。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趋于吻合的历史基础。民众意志通过国家意志而得以体现，构成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趋于吻合的外在形式。

由于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中东诸国的民主化进程表现为明显的不同步性。民主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内源性矛盾，民主化的动力在于民众政治的崛起，而民主化的进程取决于民众社会与威权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土耳其自1950年起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实现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替，率先实现政治领域的历史性转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选择成为此后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标志着以君主制为核心的传统政治制度寿终正寝，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和常态化的选举政治奠定了民众广泛参与的法理框架。埃及在萨达特当政期间经历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作为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复存在，多党制政治进程的启动导致民众政治参与的相应扩大。伊拉克自80年代末亦曾解除党禁，尝试引进多党制的政党制度，标志着民主化的初步政治实践。80年代末90年代初，约旦颁布国民宪章，规定自由化进程的政治框架，承诺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恢复议会选举和多党制的政党制度，民主化进程随之启动。80年代末90年代初科威特的民众政治运动，开辟了海湾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先河；巴林和卡塔尔的民主化运动作为科威特民主化运动的延伸，标志着海湾诸国民主化运动的高涨。90年代沙特阿拉伯的政治改革，主要表现为《基本法》的颁布和协商会议的召开。1990年南北也门合并后，也门共和国成为阿拉伯半岛唯一实行共和制政体的国家，首开阿拉伯半岛诸国多党制议会选举的先河。叙利亚于90年代调整国内政策，吸收新阶层进入复兴党主导的政府机构，允许非复兴党成员进入国民议会；国民议会的权限和影响逐渐扩大，进而成为缓解国内矛盾的减压阀。然而，诸多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通常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旨在缓解社会矛盾和释放政治压力，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