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民主化：实现民众主权、制衡权力和广泛参与

世界历史进程在经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型之文明化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现代化的同时，亦在政治层面经历从去民主化到回归民主的剧烈运动。作为现代化在政治层面的历史坐标，民主化具有特定的政治属性，包含特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民主化的实质在于政治权力的归属，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表现为政治权力从世袭性向公共化的转换、从垄断性向开放化的转换和从封闭性向程序化的转换。民主化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重新组合和政治领域的深刻变革，具有明确的时代性和历史方向性。实现民众主权的政治原则、公共权力的制衡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抑或所谓的民众政治化，无疑是民主化的核心内涵。公共权力之合法性来源的转换，则是民主化的首要标志。常态化的选举政治提供了民主政治框架下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而多元化的政党政治则是民主政治的必要载体和运作媒介。

纵观世界历史，所谓民主并非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非民主的专制统治亦非前现代化时代的唯一政治形态。作为人类童年的野蛮时代曾经盛行民主制，而在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原始民主制的传统长期延续，进而对于国家形态和政治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民主密切相关的共和制政体，不仅存在于地中海世界的雅典和罗马，而且遍及古代东方世界初入文明的诸多国家。在伊斯兰主义者极度推崇的早期伊斯兰时代，麦地那国家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原生形态，即为具有浓厚民主色彩的共和政体，而君主制曾经被阿拉伯穆斯林视作存在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异族异教之物。国家的形成无疑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的标志，而国家政体从民主向专制的过渡和从共和制向君主制的转变，抑或所谓的去民主化进程，则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倭马亚王朝的建立无疑是麦地那国家之共和政体深陷危机而无法自拔的结果，大马士革的君主制之取代麦地那的共和政体标志着伊斯兰国家政治领域的巨大进步。

所谓的民主并非超越时代的抽象政治原则，其与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环境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不同时代的民主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和政治特质，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则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现代政治范畴的民主化，发端于北美和西欧，继而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已然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普世性而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方向。然而，民主化并非美国化抑或西方化的逻辑结果抑或外部输入的舶来之物，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和现代化的必要元素，植根于经济社会领域深刻变革的土壤之中，以新旧经济结构的兴衰和新旧社会秩序的更替为前提条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环境决定了不同国家之民主化的特定道路，民主国家的政治形态各具特色而表现为明显的多样性。所谓的西方民主，即便在西方世界各国，其外在形式亦并非雷同。至于西方世界之外的诸多国家，民主形态更是千差万别。

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本质要素，在于成熟的自由民主。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基础上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的吻合，可谓现代国家的核心标志。有学者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历史经验出发，强调现代化进程在政治层面的历史坐标是国家权威的强化以及效忠国家的民众政治认同，而前工业化时代抑或所谓原工业化时代统一民族国家的建构则是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纵观世界历史，传统社会不乏强有力的国家权威，亦不乏效忠国家的民众政治认同。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中国堪称传统文明的典范，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发达的文官体制、世俗的政治理念、忠君爱国的政治认同可谓一应俱全，却无诸如人权、自由和民主的现代政治元素，唯见至高无上的皇权、亦主亦奴的官绅和任人宰割的生灵充斥于文献典籍的记载。历史经验充分表明，传统社会农本经济与国家权威的强化以及效忠国家的民众政治认同并非截然对立，现代社会之经济市场化进程与国家权威的强化以及效忠国家的民众政治认同亦未必表现为必然的逻辑联系。

传统社会政治模式的特有现象在于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的深刻对立，表现为依附与强制的明显倾向，而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尖锐对立通常表现为民间与官方之间的暴力冲突。农民战争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规模之大堪称举世无双，此起彼伏的农民战争固然与其贫困的生活境况不无联系，却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主义极度膨胀的特定政治环境下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尖锐对立的逻辑结果。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制度，建立在传统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其突出特征在于君主的至高无上和臣民的绝对顺从，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之间亦表现为明显的对立状态。相比之下，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趋于吻合无疑是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构成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趋于吻合的历史基础。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作为人类社会走向解放的标志性环节，根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农业的统治地位和自然经济的广泛存在，构成传统政治模式赖以存在的客观物质环境。工业化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交换关系的扩大，排斥着依附与强制的传统倾向，进而导致传统政治模式的衰落和现代政治模式的逐渐成熟。民众政治参与的程度，决定着相应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进而体现民众作为社会主体之解放的程度。民主化进程的实质，在于民众通过广泛政治参与而获得政治层面上的解放。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日臻完善，构成联结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趋于吻合的桥梁和纽带。(www.xing528.com)

政治的稳定通常表现为两种基本的历史模式，一种是通过排斥民众参与和强化独裁专制而实现的传统政治稳定，另一种是通过否定独裁专制和扩大民众参与而实现的现代政治稳定。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化实践通常与政治的非稳定性处于共生状态，正如亨廷顿所言：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指标，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动荡。现代化进程在政治层面的历史运动，表现为传统政治稳定的衰落和现代政治稳定的逐渐确立，剧烈的政治动荡则是联结传统政治稳定与现代政治稳定的中间环节。威权时代之政治氛围的平静和稳定无疑是政治风暴的前奏，变动的经济社会秩序与明显滞后的政治制度之间的深刻矛盾则是政治风暴的源头所在。脆弱的政治基础和内在的悖论倾向，是威权政治之区别于传统君主政治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明显特征。独裁的铁幕只能掩盖和压制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却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的根源。在独裁的铁幕掩盖下，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不断加剧。民众力量的增强导致民众的政治崛起，民众的政治崛起挑战着威权政治的统治模式，进而形成民主与专制激烈抗争的动荡局面。

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特定的政治环境塑造着相应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纵观世界历史，民主化的政治实践无疑是极其艰难和充斥着暴力的漫长历史过程。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摧毁独裁专制，进而推动政体转换和为民主化进程开辟道路，在诸多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并非鲜见。

所谓自由化与民主化无疑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却未必处于同步的状态。自由化通常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抑或源于统治者的恩赐，而民主化往往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过程，需要民众的艰苦抗争。自由化的内涵在于官方给予民众以相对宽松的私人空间，而民主化的内涵在于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官方主导的政治改革大体上局限于自由化的范畴，而民主化的进程往往滞后于自由化的进程；统治者通常致力于以自由化改革作为民主化运动的替代，而官方操纵和控制的自由化改革，其主要目的在于缓解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民主化进程与公民社会的成长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成熟的公民社会可谓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所谓公民是相对于传统文明时代的臣民而言的法律概念，其核心内涵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所谓的公民社会，缘起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秩序的变动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秩序的变革和新阶层的兴起，提供了公民社会成长的客观环境。公民社会的成长既是经济市场化和私营经济活跃的历史产物，亦与自下而上的民众政治参与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与民主化进程表现为同步的趋势。公民权的完善是公民社会走向成熟的法律基础，而公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公共空间的公众参与和公众分享，其核心功能在于制约国家权力，沟通民众意志与官方意志，具有民间性、自主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公众参与性之诸多要素的非政府组织则是公民社会的载体形式。另一方面，中东伊斯兰世界之公民社会的内涵，不应简单套用西方概念。在西方世界，现代化与世俗化表现为同步的过程，世俗性构成公民社会的鲜明特征。相比之下，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的成长往往表现为程度不同的宗教色彩，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实践与公民社会的成长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公民之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是世俗威权政治的突出特征，公民社会的缺失则是制约中东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世俗自由主义貌似水火不容，皆致力于挑战世俗威权国家的独裁统治，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构成推动公民社会成长历程的两大意识形态。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对立，特别是挑战世俗威权国家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共同政治目标，提供了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世俗自由主义求同存异进而建立广泛联盟的历史基础。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重要条件，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世俗自由主义之政治立场的趋同可谓中东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