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社会生活变迁：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对立

在传统伊斯兰世界，不同的宗教信仰决定着相应的法律地位。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广泛的社会对立，构成传统伊斯兰文明的显著特征。1839年颁布的“花厅御诏”，正式承认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内的帝国臣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坦泽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在沿袭传统宗教法律框架的同时，开始尝试世俗的立法实践，引进世俗法律，废除原本由非穆斯林缴纳的人丁税，打破宗教界限征募士兵，建立世俗法庭，兴办世俗学校，非穆斯林获准出任政府官职，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社会界限日趋淡化，诸多宗教群体之间的法律地位日渐趋同，米勒特制度随之解体。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东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与此同时，中东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宗教隔阂逐渐缓解，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世俗民族主义应运而生，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宗教群体借助于世俗民族主义的历史形式实现广泛的政治联合。1882年奥拉比兵变期间，反对英国的殖民侵略成为埃及穆斯林与科普特派基督徒的共同目标；兵变期间的著名口号“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强调埃及人超越宗教界限而共同致力于埃及的政治解放，具有世俗民族主义的历史内涵。1922年，图坦哈门陵墓被成功发掘，法老主义以及其后的基督教传统和伊斯兰教信仰均被视作埃及新国家的重要历史遗产，传统的回归和古老民族的再生成为时尚的思潮。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亦明确强调世俗的民族忠诚取代传统意义上与乌玛和哈里发制度相联系的宗教忠诚，强调以顺从国家取代顺从宗教作为土耳其公民的首要义务。1924年颁布的土耳其宪法规定：土耳其所有的人民，无论其宗教和种族如何，就其身份而言，均属土耳其人；所有土耳其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团体、等级、家族和个人的特权均在被取消和禁止之列。1928年，土耳其国民议会修改宪法，甚至删除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共和国国教的内容。

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自19世纪开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人口数量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而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通常表现为同步的状态，而乡村社会的变化与城市化进程之间亦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传统伊斯兰世界具有农本社会的典型特征，城市通常处于经济舞台的边缘地带，城市工商业构成乡村农业的延伸和补充。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城市内涵出现明显的变化，传统城市逐渐演变为现代城市，城市经济随之成为经济生活的中心舞台，城市与乡村的交往迅速扩大。农业的长足进步和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无疑是城市化进程的深层物质基础，人口的迅速增长、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化和人口流向的明显改变则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直接原因。绝对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威权政治的膨胀、民主化进程的滞后、乡村普遍的贫困落后状态以及由此形成的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同步性，亦是人口分布改变和导致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的重要原因。

在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人口数量明显攀升，而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由此形成日趋严重的社会矛盾，工业化则成为缓解人口压力和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随着人身依附关系的日渐松弛，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离开土地，移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大，进而提供了工业化进程中的充足人力资源。然而，中东诸国的工业化进程往往滞后于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城市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现代化无疑伴随着财富增长的过程，然而财富的增长本身并不能带来现代的社会。伴随着财富的急剧增长，财富的分布表现为明显的不平衡倾向。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合理分配的社会愿望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成为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城市下层民众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而普遍处于无助的状态，激进情绪和极端倾向蔓延，构成中东诸国政府面临的潜在政治隐患。福利性的社会政策，则是海湾诸多君主国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www.xing528.com)

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经济秩序的更替，导致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动和新旧社会阶层的此消彼长。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瓦解着传统社会的封闭状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塑造着新兴的资产阶级，工业化的长足进步导致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迅速壮大。国家权力的强化和政府职能的完善助长着社会生活的官僚化趋势，20世纪后期的新经济政策加速着政府官僚转化为资产阶级的进程。传统的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沦为现代化进程的牺牲品，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已非往日可比。土地改革无疑是削弱乡村封建主义的有力方式，在外地主作为传统社会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日趋衰落，农民随之逐渐摆脱依附状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棚户区的扩张，而棚户区的扩张体现城市下层民众的艰辛生活状况，标志着城市贫富分化的加剧。在海湾地区，石油的开采和石油经济的繁荣加速着游牧人口定居化趋势，外籍劳动力的爆炸性增长成为社会生活的突出现象。

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社会构成不仅具有部族差异和教派差异的浓厚色彩，而且存在明显的阶级差异。部族对立、教派冲突与阶级矛盾的错综交织和此消彼长，集中体现中东经济社会秩序的剧烈变革。中东诸多国家的宪法明确禁止组建阶级性的政党，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亦强调超阶级的政治倾向，缘起于社会下层的激进政治运动只是被视作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然而阶级斗争并未销声匿迹。在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新旧经济秩序的消长和社会结构的裂变排斥和否定着传统的部族社会和教派社会，社会分化的扩大和贫富差距的加剧助长着社会成员的阶级对立。诸多新兴的政治运动尽管依旧具有部族对立和教派对立的色彩，无疑包含阶级斗争的崭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