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绝对主义的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的主体是具有完整主权的民族国家。纵观世界历史，各个地区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然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却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和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

16—17世纪，宗教改革在西欧诸国风行一时，否定教会的权威和排斥罗马教廷的传统势力是宗教改革的宗旨所在。民族教会的建立包含着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世俗化构成推动西欧地区诸多现代民族国家浮出水面的重要举措。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堪称西方民族革命的典型范例，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束开启了北美地区现代化长足发展的大门。相比之下，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与西方的冲击密切相关。西方的冲击固然推动了中东伊斯兰世界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和初步的工业化进程，促进了中东伊斯兰世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关系的扩大，加速了中东伊斯兰世界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的衰落。但是，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作为西方冲击的历史形式，对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殖民主义的实质在于宗主国对于殖民地财富的掠夺；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导致中东诸国长期缺乏完整的主权和独立的国际地位，在政治上从属于西方，在经济上依附于西方，是束缚中东诸国经济社会进步的枷锁和制约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的外源性障碍。

自由与民主可谓现代文明的两大主题，主权在民与宪法至上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自由在传统社会原本是相对于奴役状态的法律概念，在现代社会成为与公民权密切相关的政治概念。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进程尽管一度包含西化的倾向，然而所谓的西化只是西方制度的扩张和西方殖民主义的逻辑延伸，诸如议会和宪政等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东诸国的政治进程，亦未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民主。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无疑阻碍着中东伊斯兰世界走向自由和解放的进程，民族的解放和主权国家的建立则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得以长足发展的前提条件。特定的历史环境导致中东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尖锐对立，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日趋高涨。在尼罗河流域、安纳托利亚高原、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诸多新兴的主权国家相继崛起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重现古代波斯帝国的辉煌和骄傲，成为巴列维王朝追逐的梦想。民族主义的广泛胜利，标志着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步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在于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错综交织和此消彼长。民族主义运动与民主主义运动皆属政治层面的历史运动，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权力的角逐，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表现为民族之间的尖锐对抗，而后者表现为民族国家内部诸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激烈冲突。世界历史的脚步伴随着人类不断走向解放的主题，而现代化进程标志着人类走向解放的历史脚步迈入崭新的阶段。民族主义胜利的结局是民族的解放，民主主义运动的目标则是实现民众的解放。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民族主义的胜利是真正实现经济进步和财富增长进而使民众获得权利、自由和尊严的前提条件。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从奥斯曼主义到凯末尔主义、从纳赛尔主义到复兴阿拉伯社会主义、从伊斯兰现代主义到现代伊斯兰主义，无不具有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到民主化运动的高涨构成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在政治层面的历史轨迹，绝对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抑或所谓“发展的独裁模式”则是联结民族解放运动与民主化进程的中间环节。

绝对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根源于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经济秩序和社会势力的深刻对立，威权政治的强化和政府广泛的经济干预构成绝对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核心要素。绝对主义时代现代化的长足进步，通常表现为经济社会领域自上而下的深刻变革。绝对主义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普遍现象，在于经济的发展与民众政治参与的排斥以及财富的增长与贫富分化的加剧。以牺牲政治层面的自由和民主作为代价，推动新旧经济社会秩序的更替，则是所谓“发展的独裁模式”之实质所在。凯末尔当政期间的土耳其、纳赛尔当政期间的埃及、礼萨汗和巴列维国王当政期间的伊朗、沙特家族统治下的沙特阿拉伯、侯赛因当政期间的约旦、萨达姆当政期间的伊拉克和阿萨德当政期间的叙利亚，均为绝对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典范。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三重倾向的错综交织，构成此间中东诸国现代化的明显特征。(www.xing528.com)

凯末尔、纳赛尔、礼萨汗和巴列维、侯赛因、萨达姆、阿萨德和沙特家族的统治，无不体现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实践。摆脱从属于西方的政治地位和依附于西方的经济地位，进而争取民族解放和主权独立，是中东诸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客观需要。捍卫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堪称诸多绝对主义国家遵循的首要准则。威权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逻辑延伸，是从传统的君主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的中间环节。从民族主义的胜利到威权主义的实践，标志着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域的深刻革命。国家资本主义亦被称作现代形式的重商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干预进而推动新旧经济秩序的历史性转换。国家资本主义既是威权主义的经济基础，亦是否定封建生产关系和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长的有力杠杆。民族主义的高涨构成国家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

绝对主义时代的威权国家尽管标榜西化道路和效法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模式，却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盘西化，而是在政治改革领域止步不前，抵制西方崇尚的现代民主之政治理念，奉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原则，极力强化独裁专制，垄断公共权力，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阻碍民主化进程，从西方引进的所谓宪政徒有虚名，宪法如若一纸空文，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大相径庭，总统和国王凌驾于宪法和议会之上，宪法之关于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和保障公民权利的相关条款只是欺骗民众的美丽谎言，形同虚设的议会和政府操纵的选举则是独裁专制的点缀和遮羞布，民众长期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政治发展方向与西方世界的民主化进程背道而驰，政治秩序长期滞后于经济社会领域的剧烈变革，直至深陷矛盾危机之中而无法自拔。

绝对主义时代的统治者大都致力于塑造平静和稳定的政治氛围，威权政治的强化与平静稳定的政治氛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然而，绝对主义时代的威权政治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君主专制，亦区别于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具有明显的悖论倾向。绝对主义时代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其主观目的在于强化威权政治，而客观后果却与主观目的大相径庭。随着传统经济秩序的瓦解、工业化的长足发展、交换关系的扩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新旧社会势力此消彼长，民主化运动的客观物质基础日渐成熟。

政治层面之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在于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而政党政治的演变则是中东诸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绝对主义时代，中东诸国大都采取一党制或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奉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原则，政党内部缺乏必要的政治民主，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浑然一体。包括凯末尔当政期间土耳其的共和人民党、纳赛尔当政期间埃及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巴列维国王当政期间伊朗的新伊朗党和复兴党、阿萨德当政期间叙利亚的复兴党和萨达姆当政期间伊拉克的复兴党在内的诸多政党，皆非广泛体现民众意志的政治载体，只是独裁者控制社会和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御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