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文官政府与军方：民主化进程中的角力与博弈

长期以来，军方不仅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而且在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理论上和法理上，1923年宪法规定了军人与政治分离的法律原则，军人当选议员者必须辞去军职；其后的相关法律规定，军人不得具有政党身份，不得加入政治组织，不得参与集会示威。另一方面，相关法律规定，军人的职责是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保卫土耳其领土和保卫土耳其共和国，进而延伸为军人是凯末尔主义作为共和国基石的捍卫者。文官政府与军方的博弈，构成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鲜明特征。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3次军事政变，以及1997年向文官政府施加压力进而迫使埃尔巴坎辞去总理职务，显示出军方干预的政治倾向。

土耳其军方发动的政变缘起于不同的政治环境，针对不同的政治危机。1960年军方政变的背景是，执政党民主党与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矛盾激化，执政党日趋独裁，进而丧失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然而，1960年军方政变后颁布的宪法即1961年宪法，试图在尚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过度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超越了土耳其民主化政治进程的历史阶段，引发民主化的负面影响，极端政治势力膨胀，政治暴力蔓延，民选政府无力掌控，政局失控，经济形势由于社会动荡而趋于恶化，民主政治的收缩和政治秩序的重建成为实现社会稳定的条件。1971年和1980年的两次军方政变，无疑构成重建政治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历史环节。1980年军方政变后颁布的宪法即1982年宪法，旨在压缩民众参与的政治空间进而强化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避免经济形势的恶化。

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产生政治影响的新军人抑或所谓的青年军官组织，是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试图从传统地主贵族手中夺取权力，进而改造传统经济社会秩序。战后诸多中东国家均经历军人政治的发展阶段，普遍表现为威权统治的国家模式，而土耳其1960年、1971年和1980年3次军事政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所谓军人政治独具特色，可谓推动民主化进程的良性元素和积极因素。军人政治并非表现为新兴阶层与传统贵族的对立，而是表现为新兴阶层内部的博弈和角逐，军人俨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驾驭社会和遏制矛盾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土耳其军方似乎无意建立威权政治，只是在文官政府陷于政治危机的关头充当国家秩序的捍卫者。因此，土耳其的军人政治并未成为民主化进程的逆向因素，俨然是民主化进程的保驾护航者。

土耳其军方的特权地位，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监护委员会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与民选政府处于平行的状态，进而形成国家政治体制的二元结构。不同之处在于，伊朗的宪法监护委员会象征宗教政治，民选政府具有相对世俗的政治色彩，而土耳其的军方持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民选政府具有宗教色彩。

世纪之交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从凯末尔主义的单一形态逐渐转化为伊斯兰主义色彩的多元形态，土耳其人的公民属性随之从土耳其民族的单一属性逐渐演变为土耳其族和库尔德族的二元民族属性。另一方面，在所谓的伊斯兰主义与凯末尔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的背后，是文官政府与军方之间的政治博弈，而捍卫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原则和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军方干预政治和维护自身特权地位的合法性来源。军方以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自居，持保守的政治立场。伴随着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军方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多党制基础上的民选文官政府逐渐主导政治舞台。与此同时，军人政治与文官政治的二元倾向逐渐淡出，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民主政治进入新的阶段。

1997年军方的所谓温柔干预以及宪法法院于1998年取缔繁荣党和2001年取缔贤德党，未能遏制土耳其政坛的伊斯兰主义浪潮。作为凯末尔主义和世俗国家代言人的军方，指责伊斯兰主义是威胁土耳其安全的头号敌人。然而，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与军方的指责形成鲜明的对比，亦折射出军方意志与民众意志的悖论倾向。另一方面，世俗反对派和军方的指责，印证了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主义属性。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可谓对凯末尔主义之世俗主义政治原则的最大挑战。军方在土耳其政坛扮演着凯末尔主义和世俗政治捍卫者的角色，是具有浓厚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的首要政治对手。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博弈，体现为正义与发展党内阁与军方之间的权力角逐。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力，则是正义与发展党内阁所致力的主要目标之一。

自1980年政变以来，国家安全会议是军方干预政治和左右政府的重要机构。国家安全会议的成员，由文职官员和军方将领10人组成，包括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外交部长以及总参谋长、陆军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宪兵司令。根据1982年宪法，内阁政府必须优先考虑国家安全会议就维护国家安全提出的议案。2002年大选后，正义与发展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致力于改变文官政府与军方之间的政治天平，削减军方控制的国家安全会议的权力，增加国家安全会议中的文官比例，限制军事法院对文官的量刑裁定，军方财务交由政府审计，废除国家安全法院。2003年7月，国家安全会议由每月召开改为每两月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由以前从高级军官中提名改为从高级军官和高级文官中提名。自2004年8月起，该职务一直由文官担任，国家安全会议的主要职责不再是代表国家意志，而只是负责向内阁政府提出相关建议。国家安全会议职能的转变和地位的下降，明显削弱了军方的政治影响力。^[1107](www.xing528.com)

1961年宪法明确承认公民享有宗教自由的合法权利，赋予伊斯兰文化复兴以必要的法律空间。旨在培养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自1949年恢复以来，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成为土耳其国民教育的重要形式。1960—196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教师人数增长4倍，从300人增至1 200人，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学生人数增长8倍，从4 500人增至38 000人。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包括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阶段学制4年，侧重世俗的文化知识，高级阶段学制3年，侧重职业性的宗教知识。50—60年代，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毕业生仅仅被政府承认初中学历，直到1971年军方政变后，其高中学历得到政府的认可，进而具备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学历资格。^[1108]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毕业生，一部分成为清真寺的神职人员，另一部分则升入世俗高等学校。从1964年到1972年，世俗学校的数量增长127%，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数量增长611%。197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达到430余所，在校学生13万余人。1980年军事政变后，官方强调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思想，宗教教育随之重新定位，成为国家义务和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课程则被官方规定为普通学校的必修课程。据统计，从1974年到1984年，世俗学校的数量增长35%，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数量增长500%，至198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超过700所，在校学生达到24万人，宗教教育的迅猛发展势头由此可见。

1997年2月，国家安全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埃尔巴坎内阁阻止正在各地蔓延的伊斯兰主义活动，遏制伊斯兰主义势力向国家机构的渗透，强化国家对于宗教活动的控制，同时改革教育体制，规定新的八年制强制性义务教育，极力排斥宗教教育，限制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毕业生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此后，伊玛目—哈提卜学校急剧衰落，在校学生人数从1996—1997学年的51万人锐减为2002—2003学年的6.5万人。2004年5月，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提出修改高等教育法相关条款的法案，规定包括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在内的所有职业中学毕业生享有与普通中学毕业生通过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和接受高等教育的同等资历，试图改善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惨淡形势。总统赛泽尔拒绝批准该法案，理由是宪法第131款授权国家高等教育会议全权制定教育政策，大国民议会无权干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不仅如此，赛泽尔总统强调，阿塔图尔克革命的宗旨是实现土耳其社会的现代化，而世俗主义是阿塔图尔克革命的基石，更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基础。总参谋长亦发表书面讲话，坚持民主政治与世俗原则的同一性，指责伊玛目—哈提卜学校旨在培养宗教狂热分子，有悖于世俗主义的教育原则。^[1109]

正义与发展党与军方之间的关系，2002年底至2006年底，处于有限冲突的状态。此间任职的总参谋长希勒米·奥茨柯克作为军方的核心人物，对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持相对温和的立场，与埃尔多安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被埃尔多安称作“我的老师”，军方上层亦表现温和。^[1110]2002年11月4日，在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胜出的第二天，希勒米·奥茨柯克发表声明，表示军方接受人民的选择和大选的结果，尊重人民的意愿和新政府的权威。^[1111]尽管如此，奥茨柯克为首的军方在一些关键的政策上多次与政府发生分歧。2002年底，政府着手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的在塞浦路斯实行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治的联邦共和制，撤走驻军3万人，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2003年1月，陆军司令奥伊塔克·雅尔曼视察所谓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宣布联合国的塞浦路斯方案是不可接受的。^[1112]2003年8月，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图恩切尔·基里尼克持强硬立场，批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自由化改革。2004年8月，陆军司令奥伊塔克·雅尔曼和宪兵司令赛尼尔·埃鲁古尔因蔑视总参谋长的温和立场而被解除职务。2005年8月驻守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军团司令胡尔希特·托伦被解除职务。^[1113]

2006年8月，希勒米·奥茨柯克退休，陆军司令雅萨尔·布于卡尼特出任总参谋长，军方再度关注伊斯兰主义组织的政治活动。雅萨尔·布于卡尼特在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的总参谋长就职仪式上宣布，强调伊斯兰主义组织对于世俗国家体制的威胁，保卫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是军方的神圣职责，其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关系出现紧张的迹象。同年9月，雅萨尔·布于卡尼特在出席军事学院开学仪式上通过直播电视警告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军方不允许世俗主义原则受到侵犯，伊斯兰主义正在威胁共和国的世俗体制，告诫军人恪守捍卫世俗主义原则作为宪法赋予的职责。^[1114]前总参谋长侯赛因·基弗里克古鲁（1998—2002年任职）就此预言，正义与发展党与军方之间维持4年的平静状态终于结束了。^[1115]

2007年2月，政府建议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政府谈判，遭到雅萨尔·布于卡尼特为首的军方反对，理由是库尔德工人党民兵将伊拉克北部作为基地从事恐怖活动，得到库尔德自治政府的默许，计划搁置。随后，军方试图越境打击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遭到政府反对。^[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