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革命不同于其他诸多革命的鲜明特征在于教界的核心作用。历史上的许多革命亦曾包含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革命之后教界的统治则是伊朗的特有现象。”[997]然而，将伊斯兰革命视作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逆向运动，进而将最高宗教领袖制度取代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君主制度视作历史的倒退，尚显片面。将霍梅尼时期伊朗经济的萎缩归因于最高宗教领袖政府的伊斯兰化举措，亦不足以令人信服。历史的发展体现为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矛盾运动，尽善尽美的结局只能出现于理想之中。
综观世界历史，狂热和激进的政治倾向与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内在联系。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导致狂热和激进的政治倾向，是迄今为止诸多政治革命中的普遍现象，亦是新秩序诞生之际的历史性阵痛。法国大革命堪称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运动的典范，同样包含着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狂热和激进的政治氛围、新旧势力的激烈较量、政局的动荡混乱、经济的濒临崩溃以及社会重新整合的复杂过程，而20世纪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剧烈的政治动荡和政治革命之后亦曾经历或长或短的经济滑坡。经济的滑坡作为社会动荡和政治冲突的逻辑结果，是后革命时代存在于诸多国家的普遍现象。霍梅尼时期，激烈的权力角逐和动荡的政治局面对于伊朗的经济生活无疑具有负面的影响，美国的制裁、石油收入的锐减和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则是严重破坏伊朗经济的首要因素。
霍梅尼时期，伊朗经济经历明显波动的状态，总体上呈递减的趋势，两伊战争则是导致伊朗经济形势恶化的首要因素。据统计，两伊战争期间，伊朗超过50%的城市和多达4 000个村庄以及30万个家庭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6万人失踪，5万人被俘，伤残者超过50万人，250万人失去家园。[998]两伊战争给伊朗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6 000亿美元，包括间接损失在内的全部损失达到1万亿美元。[999]伊朗西部与伊拉克接壤的胡齐斯坦、巴赫塔兰、伊拉姆、库尔德斯坦和西阿塞拜疆5个省人口稠密，是两伊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最大的地区。两伊战争期间，52座被战火席卷的城市大都分布在上述5省，上述5省30%的村庄亦遭到战火的蹂躏。[1000]
两伊战争期间，伊朗的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呈现负增长的状态。据统计，1977—1989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5%，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与197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持平。[1001]另据统计，与1977年相比，伊朗国内生产总值1980年减少16%，1984年增长6%，1988年减少17%，1990年减少24%，其中，工业生产总值1980年减少20%，1984年增长1%，1988年减少15%，1990年增长3%。伊朗经济长期依赖石油生产：伊朗的石油收入1983年为210亿美元，1985年下降为140亿美元，1986年下降为60亿美元，1988年只有10亿美元，1990年上升为180亿美元。石油收入的下降导致伊朗政府的严重财政赤字，1986年财政赤字达到50亿美元。按照1982年的官方比价计算，伊朗的人均收入从1977年的29万里亚尔下降为1989年的15万里亚尔。城市人口的失业率，从1977年的4.4%上升为1984年的13.4%，1988年达到18.9%。[1002]
德黑兰自由纪念碑
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1989—1994年5年间，伊朗经历革命后和战后的经济重建过程。1989—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3%，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5.9%，石油工业产值年均增长8.9%，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8.7%，电力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2.7%，建筑业产值年均增长5.5%，服务业产值年均增长7.4%。自1990年起，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急剧上涨，伊朗的石油产量随之逐年上升。1989年，伊朗的石油日产量为256万桶，日均出口石油165万桶。1997年，伊朗的石油日产量达到360万桶，日均出口石油262万桶。[1003]伊朗政府的石油收入，1980年仅为130 亿美元，1990年增至170 亿美元，2000年达到300 亿美元。[1004]
霍梅尼时期，强调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将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保障。霍梅尼在1984年明确告诫国民：“我们只有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才能确保政治上的独立，而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确保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战略。”[1005]1989年拉夫桑贾尼出任总统后，伊朗政府逐渐放弃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积极推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取消价格控制，扩大自由贸易，削减生活必需品的物价补贴，调整产业结构，开放资本市场，鼓励私人投资，出售国有企业。[1006]与此同时，伊朗政府将波斯湾的克什姆和基什两处岛屿划为自由贸易区，吸引国外投资。[1007]1984年，伊朗政府恢复德黑兰股票市场；至1991年，近400家国有企业的1 200亿里亚尔的股份上市出售。1990年，伊朗政府开始允许外汇的自由兑换。[1008]1993年，伊朗政府正式宣布贬值里亚尔，进而实行单一汇率的外币兑换。[1009]伊朗政府的上述举措，旨在修补两伊战争造成的创伤，扩大国内生产，逐步完善市场化的经济秩序，进而实行从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模式向国际分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的转变。1995年议会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标志着伊朗国家政策从意识形态至上向经济建设优先的进一步转变、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开放的出口外向模式的进一步转变。
巴列维政府长期奉行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政策，农业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相比之下，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将农业视作发展的“轴心”，在制订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强调农业优先的经济政策，争取在10年内实现农产品的自给自足。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实行间接参与的农业发展政策，增加农业信贷和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提高农产品价格，进而明显加快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1010]与1977年相比，农业产值1980年增长17%，1984年增长43%，1988年增长61%，1990年增长81%，1992年增长104%。[1011]1977—1993年，主要农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由546万公顷增至719万公顷，大麦的播种面积由128万公顷增至196万公顷，水稻的播种面积由46万公顷增至59万公顷。[1012]1977—1997年，小麦的年产量由550万吨增至1 000万吨，大麦的年产量由120万吨增至270万吨，水稻的年产量由140万吨增至270万吨，马铃薯的年产量由70万吨增至310万吨。[1013]1976—1987年，伊朗总人口由3 370万增至4 950万，农业劳动力由360万下降为320万，而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9%上升为18%。[1014]
20世纪初，城市人口约占伊朗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自白色革命开始，伊朗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人口在伊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56年的31%增至1976年的47%。[1015]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延续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在伊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76年的47%上升为1986年的54%，1996年达到61%。[1016]另一方面，巴列维王朝时期，首都德黑兰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其他城市。伊斯兰革命后，德黑兰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下降，而其他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976年，伊朗城市总人口的29%分布于德黑兰，德黑兰的人口相当于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的6.7 倍。1986年，德黑兰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22%，相当于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的4.1倍。[1017]1971—1991年，德黑兰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9%，其他城市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5.5%。[1018]另据资料统计，1980—1990年，德黑兰人口从453万增至648万，马什哈德人口从67万增至176万，伊斯法罕人口从66万增至113万，设拉子人口从43万增至97万，阿瓦士人口从33万增至72万。[1019]
德黑兰自由纪念碑
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1989—1994年5年间，伊朗经历革命后和战后的经济重建过程。1989—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3%，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5.9%，石油工业产值年均增长8.9%，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8.7%，电力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2.7%，建筑业产值年均增长5.5%，服务业产值年均增长7.4%。自1990年起，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急剧上涨，伊朗的石油产量随之逐年上升。1989年，伊朗的石油日产量为256万桶，日均出口石油165万桶。1997年，伊朗的石油日产量达到360万桶，日均出口石油262万桶。[1003]伊朗政府的石油收入，1980年仅为130 亿美元，1990年增至170 亿美元，2000年达到300 亿美元。[1004]
霍梅尼时期，强调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将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保障。霍梅尼在1984年明确告诫国民：“我们只有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才能确保政治上的独立，而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确保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战略。”[1005]1989年拉夫桑贾尼出任总统后，伊朗政府逐渐放弃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积极推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取消价格控制，扩大自由贸易，削减生活必需品的物价补贴，调整产业结构，开放资本市场，鼓励私人投资，出售国有企业。[1006]与此同时，伊朗政府将波斯湾的克什姆和基什两处岛屿划为自由贸易区，吸引国外投资。[1007]1984年，伊朗政府恢复德黑兰股票市场；至1991年，近400家国有企业的1 200亿里亚尔的股份上市出售。1990年，伊朗政府开始允许外汇的自由兑换。[1008]1993年，伊朗政府正式宣布贬值里亚尔，进而实行单一汇率的外币兑换。[1009]伊朗政府的上述举措，旨在修补两伊战争造成的创伤，扩大国内生产，逐步完善市场化的经济秩序，进而实行从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模式向国际分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的转变。1995年议会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标志着伊朗国家政策从意识形态至上向经济建设优先的进一步转变、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开放的出口外向模式的进一步转变。
巴列维政府长期奉行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政策，农业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相比之下，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将农业视作发展的“轴心”，在制订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强调农业优先的经济政策，争取在10年内实现农产品的自给自足。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实行间接参与的农业发展政策，增加农业信贷和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提高农产品价格，进而明显加快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1010]与1977年相比，农业产值1980年增长17%，1984年增长43%，1988年增长61%，1990年增长81%，1992年增长104%。[1011]1977—1993年，主要农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由546万公顷增至719万公顷，大麦的播种面积由128万公顷增至196万公顷，水稻的播种面积由46万公顷增至59万公顷。[1012]1977—1997年，小麦的年产量由550万吨增至1 000万吨，大麦的年产量由120万吨增至270万吨，水稻的年产量由140万吨增至270万吨，马铃薯的年产量由70万吨增至310万吨。[1013]1976—1987年，伊朗总人口由3 370万增至4 950万，农业劳动力由360万下降为320万，而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9%上升为18%。[1014]
20世纪初，城市人口约占伊朗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自白色革命开始，伊朗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人口在伊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56年的31%增至1976年的47%。[1015]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延续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在伊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76年的47%上升为1986年的54%，1996年达到61%。[1016]另一方面，巴列维王朝时期，首都德黑兰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其他城市。伊斯兰革命后，德黑兰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下降，而其他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976年，伊朗城市总人口的29%分布于德黑兰，德黑兰的人口相当于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的6.7 倍。1986年，德黑兰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22%，相当于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的4.1倍。[1017]1971—1991年，德黑兰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9%，其他城市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5.5%。[1018]另据资料统计，1980—1990年，德黑兰人口从453万增至648万，马什哈德人口从67万增至176万，伊斯法罕人口从66万增至113万，设拉子人口从43万增至97万，阿瓦士人口从33万增至72万。[1019]
德黑兰的街景
德黑兰的街景
德黑兰巴扎内的水果摊
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现象是外来移民人数的增长。70年代中期，城市外来移民的境况日趋恶化，德黑兰尤其明显。外来移民大都分布于城市的棚户区，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处于无助的状态。与此同时，宗教机构和宗教组织的作用逐渐扩大，为无助的移民提供帮助和救济，进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伊斯兰革命后，移民的浪潮继续。1976—1986年，伊朗人口从3 370万增至4 990万，增长48%；城市人口从1 570万增至2 700万，增长72%；乡村人口从1 800万增至2 260万，增长26%。城市化速度明显超过全国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1020]
城乡差距与人口流向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白色革命期间，伊朗经济社会生活的突出现象是城乡差距的明显扩大。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政府不断增加乡村农业的财政投入。伊斯兰革命后的最初10年，乡村投资超过政府财政投资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城乡差距逐渐缩小。1965年，每户乡村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当于每户城市家庭平均收入的45%；1985年，乡村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当于城市家庭的55%。[1021]1976—1986年，7岁以上城市人口识字率从65%上升为73%，年均增长率7.7%，乡村人口识字率从31%上升为48%，年均增长率17.7%。1976—1986年，每10万人拥有的小学数量，城市从367所上升为432所，净增65所，乡村从452所上升为680所，净增228所；每10万人拥有的初中数量，城市从163所上升为189所，净增26所，乡村从44所上升为128所，净增84所；每10万人拥有的高中数量，城市从99所上升为114所，净增15所，乡村从6所上升为20所，净增14所。1976—1986年，城市用电家庭从85%上升为88%，乡村用电家庭从24%上升为53%；城市使用自来水的家庭从84%上升为97%，乡村使用自来水的家庭从14%上升为64%；乡村婴儿死亡率从115‰下降为45‰。1976—1986年，乡村铺面公路从1万公里增至3.4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比例从16%上升为24%。政府公职人员的数量，城市从140万人增至258万人，乡村从27万人增至88万人。公共建设项目的政府拨款，城市从134亿里亚尔增至252亿里亚尔，乡村从50亿里亚尔增至139亿里亚尔。1977—1982年，农业生产用电量在全部用电量中所占的比例从3.3%增至5.3%；是为乡村电气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1977—1984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8.6%增至12.8%。[1022]1999年，乡村铺面公路达到6.7万公里，使用自来水的乡村家庭超过85万户，约2.7万个自然村和超过70%的乡村人口实现电气化。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渐缩小，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数量出现下降的趋势。1977—1986年的十年间，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总数为360万。相比之下，1987—1996年的十年间，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总数仅为190万。[1023](www.xing528.com)
妇女身着伊斯兰传统服饰，在巴列维时代意味着对于世俗君主之独裁统治的消极反抗，而在霍梅尼时期则成为强制性的宗教规定。然而，关于妇女服饰的宗教规定不足以证明最高宗教领袖政府回归传统的复古倾向。1963年政治风波期间，包括霍梅尼在内的什叶派欧莱玛确曾普遍反对巴列维国王给予妇女选举权。在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前夕，霍梅尼则明确表示，即将诞生的伊斯兰国家不仅应当保证妇女享有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而且应当给予妇女真正的自由和尊严。与巴列维时代相比，自霍梅尼时期开始，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走进学校，走向社会。“与君主制的时代相比，下层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与革命前相比，青年妇女获得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在城市的棚户区和遥远的乡村。”[1024]
德黑兰巴扎内的水果摊
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现象是外来移民人数的增长。70年代中期，城市外来移民的境况日趋恶化，德黑兰尤其明显。外来移民大都分布于城市的棚户区，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处于无助的状态。与此同时，宗教机构和宗教组织的作用逐渐扩大，为无助的移民提供帮助和救济，进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伊斯兰革命后，移民的浪潮继续。1976—1986年，伊朗人口从3 370万增至4 990万，增长48%；城市人口从1 570万增至2 700万，增长72%；乡村人口从1 800万增至2 260万，增长26%。城市化速度明显超过全国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1020]
城乡差距与人口流向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白色革命期间，伊朗经济社会生活的突出现象是城乡差距的明显扩大。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政府不断增加乡村农业的财政投入。伊斯兰革命后的最初10年，乡村投资超过政府财政投资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城乡差距逐渐缩小。1965年，每户乡村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当于每户城市家庭平均收入的45%；1985年，乡村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当于城市家庭的55%。[1021]1976—1986年，7岁以上城市人口识字率从65%上升为73%，年均增长率7.7%，乡村人口识字率从31%上升为48%，年均增长率17.7%。1976—1986年，每10万人拥有的小学数量，城市从367所上升为432所，净增65所，乡村从452所上升为680所，净增228所；每10万人拥有的初中数量，城市从163所上升为189所，净增26所，乡村从44所上升为128所，净增84所；每10万人拥有的高中数量，城市从99所上升为114所，净增15所，乡村从6所上升为20所，净增14所。1976—1986年，城市用电家庭从85%上升为88%，乡村用电家庭从24%上升为53%；城市使用自来水的家庭从84%上升为97%，乡村使用自来水的家庭从14%上升为64%；乡村婴儿死亡率从115‰下降为45‰。1976—1986年，乡村铺面公路从1万公里增至3.4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比例从16%上升为24%。政府公职人员的数量，城市从140万人增至258万人，乡村从27万人增至88万人。公共建设项目的政府拨款，城市从134亿里亚尔增至252亿里亚尔，乡村从50亿里亚尔增至139亿里亚尔。1977—1982年，农业生产用电量在全部用电量中所占的比例从3.3%增至5.3%；是为乡村电气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1977—1984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8.6%增至12.8%。[1022]1999年，乡村铺面公路达到6.7万公里，使用自来水的乡村家庭超过85万户，约2.7万个自然村和超过70%的乡村人口实现电气化。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渐缩小，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数量出现下降的趋势。1977—1986年的十年间，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总数为360万。相比之下，1987—1996年的十年间，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总数仅为190万。[1023]
妇女身着伊斯兰传统服饰，在巴列维时代意味着对于世俗君主之独裁统治的消极反抗，而在霍梅尼时期则成为强制性的宗教规定。然而，关于妇女服饰的宗教规定不足以证明最高宗教领袖政府回归传统的复古倾向。1963年政治风波期间，包括霍梅尼在内的什叶派欧莱玛确曾普遍反对巴列维国王给予妇女选举权。在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前夕，霍梅尼则明确表示，即将诞生的伊斯兰国家不仅应当保证妇女享有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而且应当给予妇女真正的自由和尊严。与巴列维时代相比，自霍梅尼时期开始，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走进学校，走向社会。“与君主制的时代相比，下层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与革命前相比，青年妇女获得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在城市的棚户区和遥远的乡村。”[1024]
伊朗女学生
伊斯兰革命前夕的1976年，女性的入学率为36%；至1996年，女性的入学率达到72%，大体相当于同时期土耳其的女性入学率而超过同时期巴基斯坦的女性入学率达一倍之多。在乡村地区，女性入学率的增长幅度尤为明显。[1025]1999年，初等学校的女性入学率超过95%。高等学校的几乎所有课程均向女性学生开放，高等学校女性学生的人数甚至超过男性学生。女性在高等学校的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1978年为28%，1998年增至40%，1999年达到52%。[1026]另据资料统计，在1996年的6.3万名伊斯兰经学院学生中，女性学生约1万人，占学生总数的16%，其中90%来自城市。1986—1996年，乡村男性识字率从60%上升为77%，乡村女性识字率从36%上升为62%；乡村女性识字率的上升幅度明显高于乡村男性识字率的上升幅度。[1027]
80年代中期，女性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1%，服务业构成女性首要的从业领域。[1028]进入90年代，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经济自由化的长足发展，政府逐渐解除对于妇女参与公共活动的诸多限制，女性的就业率明显提高。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女性分别占从业者总数的46%和42%。[1029]1999年，女性约占伊朗政府雇员的三分之一。[1030]“就从事的职业而言，越来越多的伊朗妇女成为律师、医生、教授、记者、工程师、经纪人、企业家、体育教练和电视主持人。”[1031]
巴列维时代，参与政治的伊朗妇女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自霍梅尼时期开始，日益增多的中下层妇女逐渐成为伊朗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女性的政治参与范围不断扩大。以追求男女平等和扩大女性公共参与为宗旨的女权运动，是伊斯兰共和国选举政治的重要元素。伴随着选举政治的世俗化和民主化进程，妇女地位成为不同竞选阵营关注的焦点，女性选民则是候选人极力争取的重要选票来源，由此形成选举政治框架下的女权运动。[1032]
在伊斯兰革命后召开的第三届议会中，妇女占有3个席位；在第四届议会中，妇女占有的席位增至9个。[1033]1996年，约200名妇女竞选第五届议会席位，13名妇女成为议员；女性候选人法耶兹·哈什米所得票数仅次于努里，高居德黑兰选区议员候选人的第二位。1997年5月，238人参与总统竞选，其中包括8名女性，是为伊朗历史上前所未有。女性总统候选人阿扎姆·塔里甘尼声称：“竞选总统是我的合法权利……宪法监护委员会如果尊重伊斯兰教的原则，不应当否认我作为女性竞选总统的资格。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应当看到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的潮流。例如在孟加拉这样的穆斯林国家，女性可以成为总统和内阁总理。” [1034]尽管宪法监护委员会拒绝承认女性竞选总统的合法性，总统竞选的积极参与无疑反映出女性政治地位的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女性选民成为总统候选人哈塔米与努里竞相争夺的对象。哈塔米在竞选总统期间明确表示，支持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主张修改旨在强化性别差异和歧视女性的现行法律，强调女性在科学、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努里被许多女性选民称作塔里班式的激进组织成员。女性选民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则是哈塔米得以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伊朗学者扎里·沙迪塔拉布因此指出：“在伊朗，选举提供了女性决定男性命运的为数不多的机会，而女性选民约占全部选民的半数。”[1035]哈塔米当选总统后，埃伯特卡尔出任伊朗首位女性副总统，女性政治家沙贾伊和卡迪瓦尔出任总统特别顾问。在同年举行的议会中期选举中，女性议员增至14人。[1036]1999年，7 000名女性获准参与地方议会竞选，其中约300名女性进入地方议会；在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女性均赢得议会席位。[1037]在德黑兰城市议会的15个席位中，女性候选人获得3个席位。[1038]
伊朗女学生
伊斯兰革命前夕的1976年，女性的入学率为36%；至1996年，女性的入学率达到72%，大体相当于同时期土耳其的女性入学率而超过同时期巴基斯坦的女性入学率达一倍之多。在乡村地区，女性入学率的增长幅度尤为明显。[1025]1999年，初等学校的女性入学率超过95%。高等学校的几乎所有课程均向女性学生开放，高等学校女性学生的人数甚至超过男性学生。女性在高等学校的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1978年为28%，1998年增至40%，1999年达到52%。[1026]另据资料统计，在1996年的6.3万名伊斯兰经学院学生中，女性学生约1万人，占学生总数的16%，其中90%来自城市。1986—1996年，乡村男性识字率从60%上升为77%，乡村女性识字率从36%上升为62%；乡村女性识字率的上升幅度明显高于乡村男性识字率的上升幅度。[1027]
80年代中期，女性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1%，服务业构成女性首要的从业领域。[1028]进入90年代，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经济自由化的长足发展，政府逐渐解除对于妇女参与公共活动的诸多限制，女性的就业率明显提高。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女性分别占从业者总数的46%和42%。[1029]1999年，女性约占伊朗政府雇员的三分之一。[1030]“就从事的职业而言，越来越多的伊朗妇女成为律师、医生、教授、记者、工程师、经纪人、企业家、体育教练和电视主持人。”[1031]
巴列维时代，参与政治的伊朗妇女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自霍梅尼时期开始，日益增多的中下层妇女逐渐成为伊朗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女性的政治参与范围不断扩大。以追求男女平等和扩大女性公共参与为宗旨的女权运动，是伊斯兰共和国选举政治的重要元素。伴随着选举政治的世俗化和民主化进程，妇女地位成为不同竞选阵营关注的焦点，女性选民则是候选人极力争取的重要选票来源，由此形成选举政治框架下的女权运动。[1032]
在伊斯兰革命后召开的第三届议会中，妇女占有3个席位；在第四届议会中，妇女占有的席位增至9个。[1033]1996年，约200名妇女竞选第五届议会席位，13名妇女成为议员；女性候选人法耶兹·哈什米所得票数仅次于努里，高居德黑兰选区议员候选人的第二位。1997年5月，238人参与总统竞选，其中包括8名女性，是为伊朗历史上前所未有。女性总统候选人阿扎姆·塔里甘尼声称：“竞选总统是我的合法权利……宪法监护委员会如果尊重伊斯兰教的原则，不应当否认我作为女性竞选总统的资格。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应当看到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的潮流。例如在孟加拉这样的穆斯林国家，女性可以成为总统和内阁总理。” [1034]尽管宪法监护委员会拒绝承认女性竞选总统的合法性，总统竞选的积极参与无疑反映出女性政治地位的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女性选民成为总统候选人哈塔米与努里竞相争夺的对象。哈塔米在竞选总统期间明确表示，支持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主张修改旨在强化性别差异和歧视女性的现行法律，强调女性在科学、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努里被许多女性选民称作塔里班式的激进组织成员。女性选民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则是哈塔米得以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伊朗学者扎里·沙迪塔拉布因此指出：“在伊朗，选举提供了女性决定男性命运的为数不多的机会，而女性选民约占全部选民的半数。”[1035]哈塔米当选总统后，埃伯特卡尔出任伊朗首位女性副总统，女性政治家沙贾伊和卡迪瓦尔出任总统特别顾问。在同年举行的议会中期选举中，女性议员增至14人。[1036]1999年，7 000名女性获准参与地方议会竞选，其中约300名女性进入地方议会；在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女性均赢得议会席位。[1037]在德黑兰城市议会的15个席位中，女性候选人获得3个席位。[1038]
戴头巾的伊朗女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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