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东而言，选举政治包括威权体制下的选举和民主化进程中的选举两种模式，前者旨在强化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后者则是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方式。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选举政治并非处于静止的状态，两种选举模式经历逐渐转换的过程。伊斯兰共和国最初10年的所谓霍梅尼时代，由于缺乏民主制的法理框架和公平的竞选机制，选举尚不足以真正实现民众参与和真正体现民众意志，政治生活表现出明显的宗教色彩和威权倾向，选举政治徒具虚名。[851]在第一次总统选举中，霍梅尼否定了伊斯兰共和党主席贝赫什提的竞选申请，理由是贝赫什提来自欧莱玛阶层。然而，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竞选总统的条件包括伊朗出生、伊朗国籍、从政经历、无犯罪记录、承认伊斯兰共和国政体、承认伊斯兰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官方信仰，关于总统人选并无职业的限制。[852]除首任总统巴尼萨德尔得票率为76%外，1981年雷扎伊当选总统、1981年和1985年哈梅内伊当选总统以及1989年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得票率均超过85%，选举结果几无悬念。[853]“霍梅尼的选择，预先决定了选举的结果。”[854]
霍梅尼时期，最高宗教领袖制度的建立和宗教政治的膨胀无疑具有威权主义的明显倾向。霍梅尼作为克里斯玛式的宗教领袖，俨然是伊斯兰革命的象征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化身，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行使绝对的统治权力，而民选产生的议会和总统处在从属于宗教领袖的弱势地位。但是，最高宗教领袖制度并非“严厉的中世纪式的神权制度”，其本质亦非“传统主义的神权政治”。霍梅尼时期最高宗教领袖制度的威权政治倾向，根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与伊斯兰革命期间尖锐的政治对抗、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由此形成的狂热氛围以及霍梅尼作为民主斗士的社会形象密切相关，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则是伊斯兰革命期间狂热和激进的政治倾向在经济领域的逻辑延伸。伊斯兰革命的特定环境即宗教性和民众性，决定了霍梅尼时期伊朗社会的神权统治和激进倾向。然而，神权统治和激进倾向并非霍梅尼时期伊朗社会的实质内容。巴列维王朝覆灭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导致诸多政治势力的激烈较量，现代化进程的延伸则是霍梅尼时期伊朗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生态逐渐改变，宗教色彩和威权倾向随之逐渐淡化。常态化的选举开始影响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改革进程，成为伊朗政坛不同派别角逐国家权力的基本政治框架。自1993年起，当选总统者的得票率大幅下降，拉夫桑贾尼竞选第二任总统的得票率仅为63.2%，反映出总统竞选的激烈程度。[855]另一方面，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坛出现诸多政治势力分庭抗礼的局面，进而形成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对抗与消长，最高宗教领袖的绝对权力逐渐削弱，议会地位提高，选举政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民选总统开始成为政治舞台的核心人物，最高宗教领袖、议会与总统之间的权力分配呈多元化的趋势。
后霍梅尼时代，常态化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成为不同政治派别角逐权力的风向标，争夺选票提供了不同政治派别角逐政坛的首要方式，而民众参与决定着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政治天平的走向，选举政治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之历史走向日渐凸显。自下而上的民众选举提供了世俗国家权力移交的合法途径，同时提供了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渠道和在现行体制内表达诉求的基本方式。民选总统成为民众意志的代表和变革的倡导者，最高宗教领袖则成为维护现行体制的核心和象征。
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多元化的政党政治是成熟选举政治的重要基础，选举政治通常表现为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角逐。然而，伊斯兰共和国的诸多政党通常以参与大选为首要目的，大都缺乏严密的组织体系、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和不成熟性，竞选的结果决定着政党的命运。另一方面，伊斯兰共和国的议会选举并非采取政党竞选的方式，而是采取独立参选人的竞选方式，议会席位亦不区分政党归属。此外，诸多政党尽管热衷于参与选举，提名参选人，然而政党提名的参选人未必是该党成员，不同政党或者竞选联盟往往提名相同的参选人，参选人往往具有跨党派性，是为伊斯兰共和国政党政治的不成熟性。[856]相比之下，诸多政治派系长期活跃于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舞台，极具政治影响力，却无意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派系政治尽管并非政党政治，毕竟包含政党政治的若干元素，代表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原则，加之言论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下媒体的推波助澜，在选举政治的框架内成为反映选民诉求和参选人争夺选票进而实现民众参与的政治平台，体现出伊斯兰共和国政治舞台之多元化的政治发展趋势。常态化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以及地方选举，提供了不同政治派系角逐国家权力的基本路径。诸多政治派系提名大选的候选人并建立竞选平台，组成各自的议员团，相互之间通过达成共识而组成竞选联盟，借助媒体阐述竞选纲领和争夺选票。不同政治派系的转换和浮沉，是伊斯兰共和国政治进程的历史走向。
霍梅尼生前允许官方内部在承认现行体制合法性的框架内形成不同的政治派系。然而，霍梅尼致力于维持不同派别之间的平衡，避免官方内部政治天平的倾斜，霍梅尼的绝对权威制约着官方内部的派系角逐，不同派系之间的分歧尚未凸显。后霍梅尼时代，官方内部的派系角逐明显加剧，政治天平在不同派系之间呈摇摆不定的状态。与此同时，选举政治表现出史无前例的多元性、广泛参与性和不确定性，常态化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成为不同政治派系角逐权力的风向标，争夺选票则是不同政治派系角逐政坛的首要方式，而民众参与决定着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政治天平的走向。
霍梅尼时代，激进派长期占据议会多数席位。1992年举行第四届议会选举，是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的首次议会选举，务实派与保守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激进派败选；在德黑兰选区，激进派参选人仅有1人胜出。1996年举行第五届议会选举，激进派宣布抵制选举，保守派候选人赢得140个席位，务实派候选人赢得80个席位。[857]1999年举行首次地方选举，改革派大获全胜，在全国范围内赢得71%的选票；[858]在德黑兰议会的15个席位中，改革派赢得13个席位。[859]2000年举行第六届议会选举，改革派再次以压倒性多数的选票胜出，赢得215个席位；[860]在德黑兰选区，改革派赢得全部30个席位中的26个席位。[861]2003年举行第二次地方选举，改革派仅在边远省区获胜；新左派于2003年地方选举中首次浮出政坛，初露锋芒，在包括德黑兰在内的主要城市击败改革派，赢得多数席位。[862]2003年地方选举的结果，预示着新左派作为政坛黑马的异军突起和选举政治的新走向。2004年举行第七届议会选举，新左派再度胜出，占据议会多数席位，其中德黑兰选区全部30个议会席位尽属新左派参选人。[863]2004年议会选举，标志着改革派在伊朗政坛的衰退；民众对于改革派施政举措的不满，导致改革派逐渐失去选民的支持。2006年举行第三次地方选举，保守派胜出，改革派亦有所获，新左派败选；在德黑兰议会，新左派参选人仅仅赢得15个席位中的3个席位。2008年议会选举期间，新左派赢得77个席位，保守派赢得48个席位，改革派赢得38个席位；新左派尽管未能占据议会多数席位，依然构成议会最大的政治派系。[864]
伊斯兰共和国前期，除首次总统选举外，其余历次总统选举仅为程序性仪式的例行换届，不似议会选举充斥着竞争和不确定性。后霍梅尼时代，不同政治派系之间分歧明显加剧。历届总统候选人尽管均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却皆具有政治派系的鲜明背景，代表不同政治派系的治国理念。相比于议会选举及地方选举，不同政治派系之间在总统选举期间展开角逐，竞争尤为激烈。
1993年，拉夫桑贾尼尽管在总统选举中胜出，成功连任，然而支持率大幅下降，仅仅赢得62%的选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风暴。[865]1997年总统选举前夕，伊朗政坛暗流涌动。早在1996年6月，激进派宣布支持前总理穆萨维竞选总统。然而，同年10月，穆萨维宣布退出总统竞选。[866]1997年1月，哈塔米宣布参与总统竞选，穆萨维为首的激进派和拉夫桑贾尼为首的务实派以及德黑兰市长卡尔巴什奇、前工业部长贝赫扎德·纳巴维、人质危机时期的学生领袖阿巴斯·阿布迪、资深媒体人阿赫巴尔·甘吉、赛义德·哈贾里安、穆赫森·萨泽加拉表态支持哈塔米竞选总统，“他们所代表的是现行体制内的改革诉求而不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反对者”。[867]与此同时，保守派宣布支持时任议长努里竞选总统。随后，哈塔米的支持者与努里的支持者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竞选阵营。
哈塔米的竞选纲领，承诺关注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关注和满足青年人需求，增加就业，改善住房环境，呼吁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消除男权社会的性别歧视，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强调男人并非女性的主人，强调伊朗的国家利益至上，主张国家之间相互尊重的和平外交，倡导不同文明的对话取代不同宗教之间的对抗。[868]哈塔米在其竞选纲领中反复提及公民社会和法治原则，倡导文化自由，反对宗教义务的强迫，强调开放和宽容的伊斯兰共和国将会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869]哈塔米由此开辟了改革诉求的新方向和新动力，试图在体制内通过公民社会的完善寻求支持改革派的社会基础。
相比之下，哈塔米的竞选对手努里来自乡村家庭，思想僵化，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持保守立场，在外交领域持反对西方的立场。努里强调西方文化的侵略性，西方思想的渗透损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和伊斯兰革命的价值观，坚持伊斯兰革命和反美外交政策，坚持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神圣使命。在努里看来，卫星和媒体是西方文化侵略的主要手段。[870]努里支持欧莱玛在国家体制中占据核心地位，表示“是欧莱玛策划了伊斯兰革命，罢免了国王，从巴尼萨德尔之辈的手中拯救了伊斯兰革命”，“在伊玛目隐遁期间，最高领袖享有与伊玛目和先知同样的权力，最高领袖的意愿就是所有人应当服从的命令和承担的义务”。[871]
努里强调伊斯兰革命的原则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必要性，得到包括哈梅内伊、宪法监护委员会、专家会议、革命基金会和“战斗的欧莱玛协会”在内的保守派阵营的支持，被视作官方提名的候选人。相比之下，哈塔米强调自由、人权、包容、开放的原则和变革的必要性，代表体制内的改革诉求，得到民众的支持，俨然是民间诉求的代言人。[872]哈塔米在竞选期间公开表达了社会公正和民族凝聚的理念，被保守派指责为试图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使国家走向世俗化。随后，保守派报纸《伊斯兰共和国》质疑哈塔米对于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忠诚。努里指责哈塔米担任文化部长期间纵容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危险思想，攻击哈塔米支持自由主义和持不同政见者。哈塔米的支持者则举行集会，抗议保守派控制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组织干预选举程序。[873]
竞选之初，在保守派的强力支持下，努里占据上风，俨然是总统的不二人选。然而，哈塔米很快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迫使保守派逐渐低调。在妇女的问题上，努里表达了相对温和的态度，承认现行对妇女的政策存在瑕疵，承诺放宽对于女性服饰的限制，谴责有人将伊朗现行政权比作塔利班。[874]然而，保守派控制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全部9名女性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资格，无疑成为促使女性选民支持哈塔米的重要原因。[875]
根据1997年4月的民意测验，哈塔米的支持率为62.3%，努里的支持率为17.9%，反映出哈塔米与努里之间在总统大选中的竞争态势。[876]1997年5月23日举行投票，投票率相比于1993年大幅上升，反映出民众参与积极性的空前提高。当计票三分之二时，哈塔米已经以1 600万对500万击败努里，宣布胜出。最终计票结果是，哈塔米赢得69%的选票，努里赢得29%的选票。[877]随后，哈梅内伊宣布，哈塔米当选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七任总统。[878]
1997年总统选举前夕，改革派与务实派结成同盟，成为导致选举天平倾斜和哈塔米胜出的重要原因。哈塔米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家乡亚兹德省（85%）以及布什尔省（84%）、伊拉姆省（81%）和法尔斯省（80%），最低得票率来自努里的家乡马赞德兰省（44%）以及卢里斯坦省（45%）。在包括德黑兰在内的中央省，哈塔米和努里的得票率分别为68%和22%。努里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卢里斯坦省（53%）和马赞德兰省（52%），最低得票率来自亚兹德省、布什尔省和科尔曼沙赫省，均不足13%。另外两名候选人穆罕默德·雷沙里和里萨·扎瓦雷分别得票2.6%和2.7%。[879]
哈塔米的支持者并非特定的社会群体和政治集团，而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分享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诉求。不同于拉夫桑贾尼作为霍梅尼的重要革命伴侣，哈塔米只是在80年代曾经有限介入革命事业。哈塔米于90年代后期作为文化部长庇护世俗知识分子，主张文化开放，倡导人性和宗教宽容，呼吁放松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清规戒律，赢得女性、青年和世俗选民的好感。哈塔米与务实派关系密切，表示将坚持拉夫桑贾尼的道路，强调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同步性。[880]哈塔米亦得到激进派的支持，后者活跃于80年代，是保守派的政治对手。[881]伊斯兰革命后，人口迅速增长。1996年，60%的人口在24岁以下，选民的年龄结构呈年轻化趋势，进而对选举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882]青年、妇女、中产阶级无疑提供了哈塔米竞选总统的主要票源，其他诸多社会群体亦不乏哈塔米竞选总统的支持者。甚至在欧莱玛和保守派大本营库姆，哈塔米也赢得70%的选票。此外，哈塔米赢得了伊朗武装力量70%的选票。[883]《伊朗时报》评价道：哈塔米“赢得了德黑兰和各省的选票，赢得了乡村和城市的选票，赢得了穷人和富人的选票”。[884]
哈塔米尽管具有欧莱玛的宗教背景，却被保守派视作妥协性的总统候选人，允许一个戴着头巾的温和派竞选总统，可以平息改革的要求。保守派原本将1997年大选仅仅视作例行的总统换届，保守派领导人试图通过允许温和派在大选中发出声音来平息拉夫桑贾尼任职末期日益高涨的民众不满和避免政治危机，却低估了大选对于保守派的挑战。哈塔米在总统大选中胜出以及作为改革的倡导者浮出政坛，则出乎保守派的预料之外。操纵国家机器的保守派失去了对于选举结果的有效控制，标志着伊斯兰共和国选举政治民主化的长足进步，反映出选举政治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
1997年总统大选，官方支持的候选人落败而民众支持的候选人胜出的选举结果并非“令人不可思议”，哈塔米亦非来自现行政治体制之外和试图否定现行政治体制。[885]1997年总统选举，表达了民众对于官方保守派的不满和对于变革的强烈诉求。官方候选人落败的选举结果，反映出总统大选提供了民众政治参与和表达自身诉求的常态化合法渠道，而通过选举的方式推动政治变革无疑成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发展方向。1997年总统选举，是伊斯兰革命后首次民众通过投票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最高宗教领袖颁布的宗教法令表达自身意愿诉求的政治实践，在伊朗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预示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重大转折。伊斯兰共和国的改革进程由此开始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民主化提上改革的议事日程。1997年大选，开辟了民众广泛参与进而挑战保守派特权地位的先河，提供了各派势力角逐国家权力的新模式。
1997年的总统选举，竞争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堪称伊斯兰共和国选举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在伊朗政治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谓伊朗历史上的首次选举革命。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激烈竞争，保证了总统选举的公正性，操纵国家机器的保守派失去了对于选举结果的有效控制，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打破了官方的权力垄断。与此同时，投票率大幅攀升，表明民众通过选举表达自身诉求和渴望变革的强烈愿望。民众的选择决定了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哈塔米之当选总统则是伊朗民主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被视作继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二次革命和“德黑兰之春”，标志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转折。[886]
2000年议会选举延续1997年总统选举期间形成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峙局面。改革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的分歧主要表现为国内的政治改革进程，分歧的焦点则是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伊斯兰教与民主制的关系、最高宗教领袖的地位。哈塔米和改革派阵营强调1997年第二次革命的精神，呼吁推进政治改革以及自由、公民社会和保障人权的优先性，保守派则坚持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原则和霍梅尼的思想，强调经济发展的优先性进而抨击哈塔米和改革派政府忽视民生。在外交政策方面，改革派与保守派亦存在分歧，主要表现为对美国的政策，改革派主张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保守派则强调打倒美国的伊斯兰革命原则。[887]
2000年议会选举前夕，哈梅内伊重申，在伊斯兰革命期间，霍梅尼告诫众人不要提及民主二字……民主制和自由主义都来自西方文化，不能镶嵌在伊斯兰国家的基础上。[888]与此同时，保守派指责改革派威胁国家和信仰，诋毁改革派候选人反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革命，告诫民众不要被改革派的口号所迷惑，指责改革派候选人是美国的代理人，而希望改革派赢得大选的是伊斯兰革命的敌人。阿亚图拉叶兹迪甚至宣称，美国中情局官员携带美元潜入伊朗，贿赂改革派记者和其他“美国的文化使者”。在叶兹迪看来，改革派重新解读伊斯兰教进而歪曲信仰原则，其罪过大于杀害伊玛目阿里的凶手，“他们比撒旦更加邪恶”，呼吁采取强硬的措施，如果必要不惜诉诸暴力手段，回应那些背离正确道路的人。叶兹迪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对伊斯兰教有新的解读，应当打他耳光。”哈梅内伊亲自认同以“合法的暴力”惩罚亵渎信仰的人，同时谴责“非法的暴力”。拉夫桑贾尼表示，挑战神权体制的人是国外势力的代理人，他们假借自由的名义反对伊斯兰教信仰，质疑伊斯兰革命的成就，进而试图掌管国家权力，而改革派质疑两伊战争进程是不公正的，“打击民众的信心，其危害性超过艾滋病”。阿亚图拉哈兹阿里则站在宪法监护委员会的立场，强调民众无权挑战和质疑宪法监护委员会，如同无权挑战和质疑先知穆罕默德一样。[889]
2000年议会选举前夕，包括改革派政党“伊斯兰伊朗参与者阵线”、务实派政党建设公仆党和激进派政党“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在内的18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形成竞选联盟，共同抗衡包括15个政党在内的保守派竞选联盟。改革派竞选联盟内部并非浑然一体，在候选人提名上存在分歧，意见相左。多数政党和政治组织希望限制欧莱玛作为候选人的提名数量，而“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主张增加欧莱玛作为候选人的提名数量，进而单独提出候选人名单。“伊斯兰伊朗参与者阵线”与建设公仆党在各省候选人的提名上达成共识，却在德黑兰选区的提名上形成对立；建设公仆党提名拉夫桑贾尼作为德黑兰选区的议员候选人，遭到“伊斯兰伊朗参与者阵线”的拒绝。[890]阿克巴尔·甘吉呼吁改革派阵营抵制拉夫桑贾尼竞选议员，指控拉夫桑贾尼需要对其总统任期内持不同政见者遭到暗杀以及延长两伊战争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伤亡和损失负责，需要对流血和杀戮负责，称拉夫桑贾尼是残酷无情的“红色阁下”，而建设公仆党拒绝提名穆罕默德·里萨·哈塔米竞选议员作为报复。[891]
改革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提名的候选人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异。据媒体描述，改革派候选人通常面带微笑，保守派则通常表情严肃；改革派候选人通常发型精致，保守派候选人通常胡须茂密；改革派候选人习惯于波斯语的演讲，保守派候选人的演讲中经常伴有阿拉伯语；改革派候选人普遍有较高的学历背景，出生于大城市，其中许多人是商人、记者、教授和作家，保守派候选人大都来自小城市和乡村，来自巴扎、欧莱玛、农户和城市下层；改革派强调政治自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保守派则强调捍卫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信仰，强调经济发展优于政治变革。[892]
保守派的首要竞选方式是剥夺改革派候选人的竞选资格，呼吁宪法监护委员会不仅阻止“第三种趋势”即反对伊斯兰革命的趋势，而且阻止“第二种趋势”即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参与竞选。在他们看来，后者甚于入侵伊朗的伊拉克军队，甚至比前者更具危害性，因为这些人善于伪装真实面目。进入世纪之交，宪法监护委员会对于竞选申请人的资格审查权面临挑战，在剥夺改革派候选人竞选资格方面顾虑甚多，不似以往历届选举前夕的肆无忌惮。尽管如此，在2000年2月议会选举期间，在全部6 851名竞选申请人中，668人被监护委员会剥夺竞选资格。[893]然而，被监护委员会剥夺竞选资格的候选人不足全部竞选申请人的10%，是为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的最低值，被剥夺竞选资格的候选人数量远远少于1992年和1996年两届议会选举。[894]监护委员会的退却导致改革派在2000年议会选举中的前进，伊朗政坛出现自由化和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2000年2月举行第六届议会选举，选民投票率达到69%。[895]224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当选议员，改革派竞选联盟以压倒性多数的选票胜出，其中改革派政党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单独赢得98个议会席位。[896]在德黑兰选区的30个席位中，改革派竞选联盟获得29个席位。[897]同年5月举行第二轮投票，选举由于得票率不足25%的门槛而剩余的66个议会席位。[898]在第二轮投票中，改革派竞选联盟再次胜出，40个议会席位。[899]两轮投票的最终结果是，保守派竞选联盟赢得不足60个议会席位，改革派竞选联盟赢得189个议会席位。连任的议员只有70人，其余议员为首次当选。[900]具有宗教背景的议员37人，其所占据的议会席位比例下降为12%。[901]
2000年议会选举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犹如伊朗政坛继1997年总统选举之后的又一次强烈地震，显示出伊斯兰共和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方向和选举政治的趋于成熟，国际媒体则评价2000年议会选举是自由和民主的选举，可谓伊斯兰民主制政治实践的典范。[902]
2005年举行第八届总统选举，1 014人申请参与竞选总统，其中6人即来自务实派竞选阵营的拉夫桑贾尼、来自改革派竞选阵营的卡鲁比、来自保守派阵营的雷扎伊、卡里巴夫、拉里贾尼和来自新左派竞选阵营的艾哈迈迪内贾德获得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批准，成为正式的总统候选人。另外两位改革派候选人即莫因和梅赫尔阿里扎德，最初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参选资格，随后在哈梅内伊的介入下，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竞选资格审查，正式的总统候选人增至8人。至投票前夕，雷扎伊宣布退出竞选，7人正式参与总统竞选。[903]
莫因1951年出生于伊斯法罕，曾任哈塔米政府的教育部长，于2004年12月第一个作为改革派候选人宣布竞选总统。他宣布，如果当选总统，将任命哈塔米总统的弟弟和第六届议会议长穆罕默德·里萨·哈塔米作为第一副总统，任命第六届议会女议员艾拉赫·克拉伊作为总统发言人。改革派政党“伊斯兰参与阵线”最初支持穆萨维竞选总统，穆萨维退出竞选后，转而支持莫因竞选总统。梅赫尔阿里扎德是第二位改革派总统候选人，1956年出生于东阿塞拜疆，曾任哈塔米政府的副总统。作为阿扎里血统的候选人，梅赫尔阿里扎德得到议会中吉兰、阿塞拜疆和呼罗珊议员的支持。然而，他并未得到自己所在的政党“伊斯兰参与阵线”的认同。第三位改革派总统候选人卡鲁比，1937年出生于洛雷斯坦，1989—1992年和2000—2004年曾任议会议长，是“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创建者之一，亦是专家会议成员，由“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于2005年1月提名参选。务实派总统候选人拉夫桑贾尼时任专家会议主席，持相对温和的施政理念，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的立场介于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主张改善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主张完善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反对强化政府干预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在伊朗政坛久负盛誉，可谓保守派眼中的改革派和改革派眼中的保守派。2004年11月，14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宣布支持拉夫桑贾尼竞选总统。2005年5月，拉夫桑贾尼正式宣布竞选总统。[904]卡里巴夫1961年出生于马什哈德，曾任警察总监，拉里贾尼1957年出生于伊拉克，时任最高国家安全会议秘书，均系保守派竞选联盟革命力量协调会议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其中，拉里贾尼得到哈梅内伊和官方欧莱玛的支持，是总统选举的有力竞争者。[905]保守派竞选联盟革命力量协调会议最初提名曾任外交部长的维拉亚提作为总统候选人，而维拉亚提拒绝革命力量协调会议的提名，选择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总统，继而放弃参选，转而支持拉夫桑贾尼竞选总统。[906]艾哈迈迪内贾德1956年出生于德黑兰省的贫困农民家庭，时任德黑兰市长，得到新左派政党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的支持，可谓2005年总统竞选的黑马。[907](www.xing528.com)
保障少数族群的合法权益是保障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常态化的选举政治提供了少数族群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路径。2000年议会选举期间，改革派的竞选口号是：“伊朗属于全体伊朗人”。[908]2005年7个总统候选人中，3个具有少数族群的背景：卡鲁比来自卢里斯坦，梅赫尔阿里扎德来自阿塞拜疆，卡里巴夫来自呼罗珊。相比之下，莫因虽然没有少数族群的背景，却更加强调保障少数族群的合法权益。2005年大选前夕，莫因作为总统候选人访问少数族群居多的西斯坦和俾路支斯坦两省，向逊尼派穆斯林示好，出席逊尼派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卡鲁比访问胡泽斯坦省会阿瓦士，称赞胡泽斯坦省的阿拉伯人和卢里人，前往德黑兰的少数族群之家倾听少数族群的要求，承诺当选总统后改善少数族群的地位，拉里贾尼访问阿塞拜疆省，表示赞同复兴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和艺术，拉里贾尼访问东北部古利斯坦省的土库曼人，表示反对在少数族群地区任用非土著官员，雷扎伊在阿巴丹会见当地部族首领，表示反对区分不同的省区和不同的部族，反对区分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平等对待所有的族群是新政府的职责。[909]
改革派的竞选纲领延续哈塔米的竞选思路，主张政治改革、文化自由、公民社会、实现法治和改善妇女地位，呼吁强化总统权力和削弱最高宗教领袖的权力，强调拯救伊朗的唯一出路是民主制。
相比之下，务实派淡化意识形态的分歧，表现出浓厚的世俗色彩，既不反对改革，亦不倡导回归神权体制、伊斯兰革命价值观和强硬外交，自称“激进组织改革派”抑或“保守的改革派”。拉夫桑贾尼作为务实派总统候选人，承诺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提高生活水准、缩小贫富差距和建立廉洁政府，改善国际环境、吸引国外投资和扩大国际影响。拉夫桑贾尼倡导政府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主张民选世俗政府与最高宗教领袖保持良好的合作，避免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对立进而导致国家权力机构的内讧，缓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实现社会稳定，其竞选主张与改革派颇多相似之处。务实派竞选阵营极力争取伊斯兰革命后出生的青年选民的支持；该群体2005年约占总人口的30%。务实派竞选阵营引入新的世俗和时尚的竞选方式，包括流行音乐、时装展示和彩色广告，反映出伊斯兰共和国政治文化的新潮流。
新左派总统候选人艾哈迈迪内贾德亦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表示“通常认为回归革命仅仅是披戴头巾。实际上，国家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就业和住房，并非是否披戴头巾”。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竞选纲领则是以面包和黄油作为目标，以平等分配国家资源作为核心，强调民粹主义和社会公正，主张强调维护城市下层和贫困地区的利益，致力于“战斗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和面向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旨在争取低收入选民的支持。[910]艾哈迈迪内贾德强调，伊朗国家资源从不匮乏，每个城市的繁荣都足以超过迪拜和科威特，民众贫困源于精英操纵和控制国家资源，巨大的财富落入少数人的手中。[911]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竞选口号是：把石油财富摆上百姓的餐桌，反对经济腐败，俨然是平民和弱势群体即革命时代的所谓“被剥夺者”的代言人，得到被哈塔米政府和改革派所忽略的城市贫民的支持，后者主要来自城市下层和边远落后省份，未能分享拉夫桑贾尼政府和哈塔米政府私有化经济政策的红利，留恋80年代政府干预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912]保守派阵营的分裂和新左派的兴起，为选民提供了更多的和更有竞争性的政治选择。
2005年3月的民意测验显示，拉夫桑贾尼的支持率为28.2%，卡鲁比的支持率为8.8%，拉里贾尼的支持率为4.4%，莫因的支持率为4.1%，卡里巴夫的支持率为1.9%，梅赫尔阿里扎德支持率为1.8%，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支持率为1.7%。6月17日举行第一轮投票，拉夫桑贾尼获得21.01%的选票，艾哈迈迪内贾德和卡鲁比紧随其后，分别获得19.48%和17.28%的选票，卡里巴夫、莫因、拉里贾尼和梅赫尔阿里扎德的得票率分别为13.90%、13.83%、5.94%和4.40%。[913]
许多观察家预测，2005年大选将会遭到民众的抵制，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同大选前的预测。[914]根据官方统计，投票率为62.66%。根据选举法，由于第一轮无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支持率最高的前两位候选人需进入第二轮投票，即在艾哈迈迪内贾德与拉夫桑贾尼两人之间产生新一届总统，卡鲁比由于得票率位居第三而被淘汰出局。6月24日举行第二轮投票。投票日前一天的民意调查显示，艾哈迈迪内贾德和拉夫桑贾尼的支持率分别为45%和39%。投票结果是，艾哈迈迪内贾德赢得1 725万张选票，得票率为61.69%，拉夫桑贾尼赢得1 005万张选票，得票率为35.93%。根据官方统计，投票率为59.76%。[915]
2005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并非偶然。经济问题无疑是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的重大调整，亦是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骚乱的重要原因。早在2000年，哈梅内伊敦促政府改善国家面临的经济形势，确保解决民生问题，伊斯兰共和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沙赫鲁迪、叶兹迪和拉夫桑贾尼随后亦表达了同样的关切。[916]哈塔米任总统期间，改革派致力于推进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缺乏改善民生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方面乏善可陈，尤其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渐渐失去下层选民的支持。改革派在经济领域的败笔，成为保守派阵营攻击的焦点。[917]相比之下，新左派致力于寻求社会下层的支持，其竞选纲领反映出下层民众对于哈塔米政府的失望和对于改善民生的渴望。早在2003年地方选举和2004年议会选举中，新左派异军突起，赢得多数席位，可谓2005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先兆。另一方面，改革派阵营在2005年总统大选期间出现政治分歧，哈塔米所倡导的自上而下的温和改革方式遭到来自改革派阵营内部的质疑，政治分歧逐渐公开化，形成所谓“国家改革派”抑或“宗教改革派”与“非国家改革派”抑或“世俗改革派”，前者依然致力于推动精英主导的和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恪守避免与保守派及现行体制直接冲突进而引发社会骚乱的红线，而后者则质疑体制内政治改革的前景，挑战现行政治体制，呼吁抵制总统选举。[918]内部分歧无疑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竞选实力，进而影响到总统竞选的最终结果。
2005年6月，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伊斯兰共和国第九届总统，同时成为自1981年以来第一位世俗背景的总统。2005年总统选举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具争议性的总统选举，也是首次经历两轮投票的总统选举。许多西方权威学者认为，1997年的“德黑兰之春”预示着伊斯兰共和国民主政治的曙光，而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标志着民主化进程的逆流。[919]实则不然。诸多候选人之间的激烈角逐，反映出民主制基础上的选举政治已经成为不同派别角逐国家权力的必要方式和有效途径。与1997年大选中改革派胜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5年大选中改革派候选人全军覆没而新左派大获全胜。如果说哈塔米政府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竞选纲领代表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诉求，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反映出下层民众对于哈塔米政府的失望和对于改善民生的渴望。务实派竞选阵营致力于寻求中产阶级的支持和与改革派争夺选票，而新左派则致力于寻求社会下层的支持。拉夫桑贾尼政府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和哈塔米政府推行的私有化进程扩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引发下层民众的不满和民粹主义的蔓延，投票箱成为民众诉求的风向标。[920]
在2005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7名候选人莫因、梅赫尔阿里扎德、卡鲁比、拉夫桑贾尼、卡里巴夫、拉里贾尼和艾哈迈迪内贾德具有不同的政治派系背景，分别代表务实派、改革派、保守派和新左派。[921]宪法监护委员会对于大选的干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反对派，却无法从根本上决定大选的结果。第一轮投票结束后，改革派总统候选人卡鲁比抨击安全机构干预选举，指责军方将领发表煽动性演说和阿亚图拉叶兹迪颁布宗教法令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斯兰民兵组织投票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导致选举结果不公。[922]与此同时，改革派竞选阵营将艾哈迈迪内贾德视作代表伊斯兰革命传统的回归甚至是“塔利班化”的先兆，恐惧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将会导致1989年以来向私有化和中产阶级倾斜的新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的逆转，进而与务实派组成竞选联盟，呼吁选民支持拉夫桑贾尼，试图阻止艾哈迈迪内贾德在竞选中胜出。[923]然而，对于更多的选民而言，民生的需求无疑高于民主的需求。
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名不见经传的艾哈迈迪内贾德以其代表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的贫寒身世、谦卑形象、世俗身份和民粹主义竞选纲领，击败象征富有和代表富人利益的拉夫桑贾尼。[924]拉夫桑贾尼政府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和哈塔米政府推行的私有化进程扩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引发下层民众的不满和民粹主义的蔓延。相比之下，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竞选纲领以面包和黄油作为目标，以平等分配国家资源作为核心，其竞选口号是“把石油财富摆上百姓的餐桌”，俨然是平民和弱势群体即革命时代的所谓“被剥夺者”的代言人。[925]新左派的兴起为选民提供了更多的和更有竞争性的政治选择，投票箱成为表达民众诉求的风向标。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竞选纲领强调改善民计民生作为首要目标，而民众尽管渴望政治改革，却更加关注民计民生的改善。
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总统大选中的胜出，并非哈梅内伊钦定的结果，而是民选的结果，表明不同派系的权力角逐处于选举政治的框架之内，选民意志与选举结果之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而选民的意志和大选的结果决定着政治天平的摇摆和政治舞台的走向。新左派候选人赢得高投票率的总统选举，反映出民粹主义在伊朗民众中的广泛共鸣，表明经济问题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所在。[926]艾哈迈迪内贾德作为民选的总统，其竞选纲领和施政理念无疑受到选民意志的制约。艾哈迈迪内贾德之当选总统并未改变伊朗政治的发展方向，亦非标志着哈塔米总统任期内之改革运动的失败，新的施政方略可谓选举政治的框架下民众的选择。[927]象征宗教政治和宗教权力的最高宗教领袖制处于世俗选举政治的制约之下，哈梅内伊无力钦定总统人选，亦无力左右选举结果。[928]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后，延续哈塔米时代的政治体制，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施政纲领的差异。[929]
2006年夏，艾哈迈迪内贾德向议会提交法案，将地方选举候选人资格审查权由宪法监护委员会移交内务部，同时给予内务部对于地方议会通过的决议和选举行政长官的批准行使否决权。2006年12月，伊朗同时举行地方选举和专家会议选举，不同政治派别再度角逐选票。地方选举的投票率达到60%，新左派政党“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败选，保守派胜出，改革派亦有所获。在德黑兰议会，新左派政党“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支持的候选人仅仅赢得15个席位中的3个席位，保守派人士卡里巴夫当选德黑兰市市长。在全国的范围内，新左派政党“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支持的候选人在全部1.1万个地方席位中仅仅赢得20%。在随后举行的专家会议选举中，495人申请参选，其中332人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参选资格。[930]超过2 800万选民参与投票，投票率亦为60%。“战斗的欧莱玛协会”（MRM）提名81名候选人，赢得86个席位中的68个席位，拉夫桑贾尼当选专家会议主席。[931]
2007年12月，改革派宣布与务实派政党组成竞选联盟，参与第八届议会选举。改革派不再强调政治改革，而是强调经济关注和承诺改善经济形势。大选前夕，在全部7 600名竞选申请中，4 500人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获准参与竞选。2008年3月举行议会选举，选民投票率为60%，高于2004年的51%的投票率。选举结果，新左派和保守派赢得290个席位中的132个席位，改革派与务实派竞选联盟赢得54个席位，其余席位属于独立人士和少数族群。[932]
2009年举行第十届总统选举，艾哈迈迪内贾德、雷扎伊、卡鲁比和穆萨维分别代表新左派、保守派和改革派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穆萨维则是4位正式总统候选人中的焦点人物。穆萨维于1980—1989年担任内阁总理，是伊斯兰共和国最后一位内阁总理，也是霍梅尼时代和两伊战争期间的政府首脑。穆萨维担任总理期间，哈梅内伊担任总统，穆萨维代表左翼激进派以及世俗共和倾向，哈梅内伊代表右翼保守派和神权倾向，两人意见相左，积怨颇多，霍梅尼则是两种倾向的平衡者。1989年修改宪法，取消内阁总理，穆萨维随之从政坛消失。1997年，改革派试图提名穆萨维竞选总统，遭到穆萨维的拒绝，哈塔米成为改革派提名的总统竞选者。2005年，穆萨维再次拒绝了改革派阵营的竞选总统提名。2009年2月，哈塔米宣布有意竞选新一届总统；此前哈梅内伊曾经建议哈塔米放弃竞选，遭到哈塔米的拒绝。同年3月，穆萨维宣布竞选总统，成为改革派阵营提名的继哈塔米和卡鲁比之后的第三位候选人。随后，哈塔米宣布退出竞选，支持穆萨维竞选总统。[933]
自1997年起，电视辩论成为竞选总统的重要内容。1997年总统选举期间，电视辩论的形式是竞选者同时出现在电视屏幕，分别回答问题。2009总统选举期间，官方给予进一步宽松的选举环境，首次允许参选人通过电视直播的方式展开面对面的辩论，旨在吸引选民的广泛参与和提高选民的投票率。另一方面，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分别来自不同阵营的4位候选人同时参选，以示官方的公正立场。
2009年总统大选期间，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和卡鲁比均将完善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列入竞选纲领，而保守派候选人艾哈迈迪内贾德和雷扎伊则均未明确提及人权和公民权问题。[934]艾哈迈迪内贾德在竞选中抨击教界特权阶层及其子女的腐败，抨击拉夫桑贾尼新经济政策塑造出的新贵族，主张提高社会福利，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穆萨维的支持者来自女性选民和青年学生，同时得到哈塔米和拉夫桑贾尼的支持。[935]穆萨维的竞选纲领强调保障女性合法权益和公民自由，呼吁放宽新闻管制，经济方面主张降低通货膨胀率、发展私人经济、改善石油经济、推动市场化进程，指责艾哈迈迪内贾德对选民隐瞒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经济形势，反对依靠补助金缩小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抨击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民粹主义之福利化经济政策助长腐败、阻碍经济增长和导致国家贫困化，主张进一步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创造开放的社会环境。[936]在发展核计划方面，4位候选人之间没有明显的分歧。[937]
早在2008年10月，改革派评论家塔巴尔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估计，在全部4 600万选民中，被保守派操纵的选票不会超过500万张。然而，2009年总统选举期间，改革派阵营分别支持穆萨维和卡鲁比，导致选票分散。[938]2009年6月12日是投票日，4 600万选民中的4 000万选民参与投票，投票率达到80%。官方于投票日的次日宣布投票结果，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得票率是63%，穆萨维的得票率是34%，雷扎伊的得票率不足2%，卡鲁比的得票率不足1%。官方宣布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总统大选中胜出后，穆萨维、哈塔米、卡鲁比甚至拉夫桑贾尼均公开致信哈梅内伊，质疑官方宣布的选举结果，引发伊斯兰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波，民众采取街头示威的方式，表达对于大选结果的强烈不满。6月15日，穆萨维的支持者在德黑兰举行集会，从革命广场出发，走向自由广场，高呼口号：“安拉伟大”和“再没有主，唯有安拉”，质疑艾哈迈迪内贾德在选举中胜出的合法性。穆萨维的支持者在其他城市亦举行抗议，谴责官方操纵选举，要求重新计票，和平示威演变为暴力，大批反对派领导人遭到拘捕。[939]同日，哈梅内伊迫于压力，要求宪法监护委员会展开调查。6月22日，宪法监护委员会裁定，6月12日投票结果有效，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940]
穆萨维的支持者在自由广场集会支持穆萨维
在6月19日举行的周五聚礼上，哈梅内伊警告反对派停止反政府的示威活动，要求反对派领导人为“混乱、暴力和流血”负责。然而，反对派的抗议并未因此终止，总统选举引发的危机席卷伊朗各地。7月，德黑兰、大不里士、设拉子、伊斯法罕继续有民众示威。[941]与此同时，欧莱玛内部的分歧和对立再度凸显。阿亚图拉叶兹迪作为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政治盟友，支持安全机构镇压示威民众，而阿亚图拉塔布里兹质疑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的合法性和总统选举结果的公正性，支持民众的示威和抗议。[942]包括蒙塔泽里、塔赫里和阿尔达比里在内的诸多资深欧莱玛谴责宪法监护委员会在选举过程中营私舞弊、操纵选举程序和镇压示威民众，拉夫桑贾尼亦对选举危及伊斯兰共和国合法性表示严重关切，亦有库姆的资深教界人士公开质疑哈梅内伊的执政能力，呼吁罢免最高宗教领袖，指责最高宗教领袖将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自己的私人卫队和实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人统治。蒙塔泽里发表声明，抨击政府的高压行为，指责现行政府的行为既不符合共和原则，亦不符合伊斯兰教法，是军人监护的政府。阿亚图拉萨内衣质疑现行神权体制的合法性，赞赏街头政治和支持民众示威，敦促神权政府停止对于和平示威所实施的暴力镇压的犯罪行为。阿亚图拉赞赞尼称伊斯兰共和国如同迫害什叶派穆斯林的哈里发政府，却与阿里树立的公正统治的伊玛目政府相去甚远。[943]
2009年秋，民众抗议活动在延续，直至12月阿亚图拉蒙塔泽里的忌日和阿舒拉节期间达到高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由于2009年的总统选举而达到1979年革命以来空前激烈的程度，自发形成的“绿色运动”亦开始浮出水面。所谓的“绿色运动”作为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和反对派政治联盟，采取政治示威的方式，表达民众对于现行体制的不满，挑战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框架，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合法性面临严重危机。另一方面，绿色运动超越了德黑兰精英阶层的范围，超越了支持穆萨维和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范围，汇集了诸多派别和群体的力量，促进了不同区域和不同族群之间的认同感，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同时成为民众表达诉求的方式。网络媒体成为绿色运动的重要工具，反对派利用优土和推特开展政治宣传，通过网络媒体组织民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抗议，支持民主运动的改革派欧莱玛亦通过网络媒体表明政治立场。[944]
2009年总统选举以及其后发生的绿色运动，标志着伊朗社会的进一步裂变，政治舞台不同阵营之间的矛盾冲突趋于公开化，反对派甚至跨越政治红线而将矛头指向哈梅内伊，而官方则将反对派领导人称作是试图颠覆现行体制的第五纵队。[945]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权力角逐趋于白热化，选举政治框架下的民众参与在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如此，绿色运动似乎无意挑战现行体制，而是致力于现行体制框架下的选举政治。伊斯兰共和国的现行体制业已包含一定程度的多元性，其诸多决策机构亦非浑然一体。例如，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会议的成员来自不同的政治群体。其次，根据宪法的相关条款而定期举行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迫使官方寻求选民的支持，由此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包括传统右翼、亲拉夫桑贾尼的重建集团、伊斯兰左翼改革派、亲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新保守派。即便在欧莱玛内部，亦存在政见的分歧和宗教思想的分歧；霍梅尼的嫡孙哈桑支持改革派和绿色运动，库姆和马什哈德的神学院支持保守派。[946]
有研究者认为，在伊斯兰共和国政坛，改革派象征民主而保守派和新左派象征独裁，改革派在1997年总统选举、2000年议会选举和2001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出反映出伊斯兰共和国之自由民主的政治氛围，而改革派在2005年总统选举、2008年议会选举和2009年总统选举中的落败则标志着伊斯兰共和国政治生态的逆转和民主化进程的濒临夭折。[947]亦有研究者认为，后巴列维时代的伊朗经历1979年伊斯兰革命、1997年改革派登上政坛、2009年绿色运动的三次重大转折，政治历程充满了不确定性。[948]更有研究者认为，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表现为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和对立，伊斯兰革命结束了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和对立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威权国家与民众社会的分离和对立。[949]甚至有研究者认为，伊斯兰共和国的选举政治缺乏民主的基础，伊斯兰共和国直至2009年总统选举依然是威权国家，民主制只是民众的理想。[950]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无论改革派抑或保守派和新左派，只是代表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施政举措，存在于选举政治和民众参与的框架内，选举瑕疵即便是发达的西方国家亦屡见不鲜，改革派抑或保守派和新左派在大选中胜出与否，取决于民众意志和选票投向，归根结底取决于民众的选择，而选举结果并非任何机构和任何个人力量所能左右。
穆萨维的支持者在自由广场集会支持穆萨维
在6月19日举行的周五聚礼上，哈梅内伊警告反对派停止反政府的示威活动，要求反对派领导人为“混乱、暴力和流血”负责。然而，反对派的抗议并未因此终止，总统选举引发的危机席卷伊朗各地。7月，德黑兰、大不里士、设拉子、伊斯法罕继续有民众示威。[941]与此同时，欧莱玛内部的分歧和对立再度凸显。阿亚图拉叶兹迪作为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政治盟友，支持安全机构镇压示威民众，而阿亚图拉塔布里兹质疑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的合法性和总统选举结果的公正性，支持民众的示威和抗议。[942]包括蒙塔泽里、塔赫里和阿尔达比里在内的诸多资深欧莱玛谴责宪法监护委员会在选举过程中营私舞弊、操纵选举程序和镇压示威民众，拉夫桑贾尼亦对选举危及伊斯兰共和国合法性表示严重关切，亦有库姆的资深教界人士公开质疑哈梅内伊的执政能力，呼吁罢免最高宗教领袖，指责最高宗教领袖将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自己的私人卫队和实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人统治。蒙塔泽里发表声明，抨击政府的高压行为，指责现行政府的行为既不符合共和原则，亦不符合伊斯兰教法，是军人监护的政府。阿亚图拉萨内衣质疑现行神权体制的合法性，赞赏街头政治和支持民众示威，敦促神权政府停止对于和平示威所实施的暴力镇压的犯罪行为。阿亚图拉赞赞尼称伊斯兰共和国如同迫害什叶派穆斯林的哈里发政府，却与阿里树立的公正统治的伊玛目政府相去甚远。[943]
2009年秋，民众抗议活动在延续，直至12月阿亚图拉蒙塔泽里的忌日和阿舒拉节期间达到高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由于2009年的总统选举而达到1979年革命以来空前激烈的程度，自发形成的“绿色运动”亦开始浮出水面。所谓的“绿色运动”作为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和反对派政治联盟，采取政治示威的方式，表达民众对于现行体制的不满，挑战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框架，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合法性面临严重危机。另一方面，绿色运动超越了德黑兰精英阶层的范围，超越了支持穆萨维和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范围，汇集了诸多派别和群体的力量，促进了不同区域和不同族群之间的认同感，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同时成为民众表达诉求的方式。网络媒体成为绿色运动的重要工具，反对派利用优土和推特开展政治宣传，通过网络媒体组织民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抗议，支持民主运动的改革派欧莱玛亦通过网络媒体表明政治立场。[944]
2009年总统选举以及其后发生的绿色运动，标志着伊朗社会的进一步裂变，政治舞台不同阵营之间的矛盾冲突趋于公开化，反对派甚至跨越政治红线而将矛头指向哈梅内伊，而官方则将反对派领导人称作是试图颠覆现行体制的第五纵队。[945]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权力角逐趋于白热化，选举政治框架下的民众参与在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如此，绿色运动似乎无意挑战现行体制，而是致力于现行体制框架下的选举政治。伊斯兰共和国的现行体制业已包含一定程度的多元性，其诸多决策机构亦非浑然一体。例如，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会议的成员来自不同的政治群体。其次，根据宪法的相关条款而定期举行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迫使官方寻求选民的支持，由此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包括传统右翼、亲拉夫桑贾尼的重建集团、伊斯兰左翼改革派、亲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新保守派。即便在欧莱玛内部，亦存在政见的分歧和宗教思想的分歧；霍梅尼的嫡孙哈桑支持改革派和绿色运动，库姆和马什哈德的神学院支持保守派。[946]
有研究者认为，在伊斯兰共和国政坛，改革派象征民主而保守派和新左派象征独裁，改革派在1997年总统选举、2000年议会选举和2001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出反映出伊斯兰共和国之自由民主的政治氛围，而改革派在2005年总统选举、2008年议会选举和2009年总统选举中的落败则标志着伊斯兰共和国政治生态的逆转和民主化进程的濒临夭折。[947]亦有研究者认为，后巴列维时代的伊朗经历1979年伊斯兰革命、1997年改革派登上政坛、2009年绿色运动的三次重大转折，政治历程充满了不确定性。[948]更有研究者认为，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表现为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和对立，伊斯兰革命结束了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和对立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威权国家与民众社会的分离和对立。[949]甚至有研究者认为，伊斯兰共和国的选举政治缺乏民主的基础，伊斯兰共和国直至2009年总统选举依然是威权国家，民主制只是民众的理想。[950]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无论改革派抑或保守派和新左派，只是代表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施政举措，存在于选举政治和民众参与的框架内，选举瑕疵即便是发达的西方国家亦屡见不鲜，改革派抑或保守派和新左派在大选中胜出与否，取决于民众意志和选票投向，归根结底取决于民众的选择，而选举结果并非任何机构和任何个人力量所能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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