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革命的显著特征，在于所谓“被剥夺者”即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政府致力于关注社会民生，城市化进程加快，现代世俗教育长足发展，世俗教育的普及率大幅提高，传统宗教教育的社会影响力随之下降。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初期，官方和民间发行的报刊多达260余种。然而，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官方强调伊斯兰革命的原则，顺从伊斯兰革命原则凌驾于自由之上作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义务，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必须符合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必须与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立场保持一致，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不断强化新闻审查和限制言论自由，民间媒体数量锐减。
后霍梅尼时代，社会环境逐渐宽松，政府放宽新闻审查，允许媒体在一定的范围内发表批评性文章，民间世俗媒体空前活跃，提供了表达民众诉求的舆论渠道和阐释不同政见的温床，而公民社会、自由民主、政治改革和信仰解读成为民间世俗媒体关注的焦点。民间世俗媒体激烈抨击欧莱玛主导的神权政府，披露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进而质疑伊斯兰革命原则和最高宗教领袖制，最高宗教领袖的合法性和哈梅内伊的宗教政治权威面临来自民众的挑战。[631]
哈塔米当选总统后，通过媒体的方式和在全民的范围内讨论诸如公民社会、法治、人权和最高宗教领袖制等敏感问题，试图改变教俗之间的权力天平。哈塔米强调，伊斯兰教与宽容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民众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表达自身的诉求。[632]1997—2003年，媒体机构从591家上升为2 622家。2003年，私人期刊达到1931种，占全部期刊的80%。[633]
至世纪之交，舆论环境的宽松、新闻媒体的多元化和政治讨论的高涨成为伊朗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民间和半官方的媒体提供了民众表达诉求的舆论空间，报刊数量激增。在政党政治存在缺陷的条件下，舆论环境的宽松和媒体的活跃提供了民众参与的有效渠道，民间世俗人士开始发出政治呼声，进而形成对于官方的政治压力。[634]与此同时，具有理性、改革倾向和强调自由平诸多现代政治元素之强烈诉求的新生代世俗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现代世俗政治理念通过媒体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预示着伊朗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不同政治观点在媒体的激烈争论成为推动政治改革进程的重要杠杆，是伊朗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象，在整个中东地区亦属罕见。
赛义德·哈贾里安作为世俗知识分子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主张体制内的、渐进的、理性的、温和的、务实的和多元性的政治改革。在哈贾里安看来，改革并非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草根和精英共同推动的实践；来自民众的诉求和压力促使官方政策的调整和变动，而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发出代表民众的呼声；知识分子不应屈从于官方，亦不应成为局外人和观望者。[635]哈贾里安强调民主制与宗教之间的相容性，反对排斥世俗主义和将世俗主义与宗教加以对立，进而在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政治框架内强调世俗化进程的必然性，强调国家是推动世俗化的最有力的手段。哈贾里安认为，伊斯兰神权政体的兴起是通向世俗化的第一步，而神权体制的世俗化将成为伊朗政治改革的发展方向。1996年，哈贾里安撰文指出，霍梅尼的最高宗教领袖制理论有助于实现宗教法律的世俗化，是针对变动的社会环境而突破教界传统理论的重要实践。[636]
阿卜杜拉·努里抨击官方限制和剥夺民众自由，强调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保证民众自由和社会公正。在他看来，民众可以容忍不公正，却不能容忍羞辱和背叛；根据宪法和安拉的旨意，主权属于民众，所有公民无论肤色、种族、宗教、职业、地位，在法律面前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努里谴责特别宗教法庭违背人权和宪法，表示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致力于使民众摆脱压迫和奴役，目前伊朗民众需要努力实现这样的目标。[637]
阿克巴尔·甘吉认为神权统治加剧独裁趋势，谴责特别宗教法庭侵犯人权和限制自由，将伊朗官方的高压行为称作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运动。[638]甘吉于2002年发表《宪政主义宣言》，呼吁改革现行体制，实现宗教与国家的彻底分离。[639]
贾瓦德·塔巴塔巴伊强调以民众主权取代安拉主权抑或神权，声称一个世纪前的宪政运动使伊朗人从臣民变成公民，而伊斯兰共和国宪法通过引入公民社会之上的监护权，使伊朗人从公民回到了臣民的地位，呼吁重新实行宪政改革，恢复民众主权，建立向公民负责的政府。[640](www.xing528.com)
阿卜杜勒·卡里姆·索鲁什作为伊斯兰共和国新生代知识分子和世俗知识界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人物，挑战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宗教基础和法理基础，其政治理念与质疑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什叶派欧莱玛上层颇多共性。
索鲁什1945年出生，70年代在德黑兰和伦敦攻读化学，后转攻哲学。伊斯兰革命后，索罗什在德黑兰大学教授哲学。伊斯兰革命后的最初10年，索罗什曾经是霍梅尼主义的狂热追随者，持左翼激进的政治立场，推崇官方实施的伊斯兰化的文化政策。[641]进入90年代，索鲁什的思想逐渐转变。索鲁什认为，伊斯兰教并非局限于规范人与安拉之间的关系，而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伊斯兰教不应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模式，应当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古兰经》无疑是永恒的经典，然而经典的解读不应一成不变，而是应当与时俱进，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应当具有多元性，适应现代社会的客观需求，官方欧莱玛的解读不应成为经典的唯一权威解读。[642]在索鲁什看来，经典包含着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对于知识的探寻作为伊斯兰文明的历史遗产可谓重建多元社会的基础，《古兰经》关于协商的训示则是民众参与的宗教依据。[643]
索鲁什深受阿里·沙里亚蒂思想的影响，强调宗教信仰的理性化，主张经典的解读摆脱官方思想的束缚，质疑欧莱玛对于《古兰经》的解读，呼吁重新解读伊斯兰教经典，进而挑战欧莱玛作为信仰引领者的特权地位和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合法性。[644]索鲁什声称，“理想的宗教社会必须建立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之上”，伊斯兰教法应当成为保障人权和完善责任制政府的手段，宗教学说与社会政治多元化并行不悖。在此基础上，索罗什强调区分伊斯兰教的信仰与教法学家的信条，区分“宗教国家”与“教法学家统治的国家”，进而否定教法学家的绝对权威和神圣地位。[645]
索鲁什认为，《古兰经》和《圣训》的宗教语言，更多的是规定信众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权利，教法学家应当致力于宗教事务，不应当沉迷于世俗事务和国家权力，欧莱玛应当回到清真寺，将管理国家的任务交给职业政治家。[646]索罗什反对教俗合一的政治原则，强调政治与宗教的分离，科学、艺术、哲学、社会活动同样应当脱离宗教束缚而具有相应的独立性。[647]索鲁什认为，现行的神权体制是权力的逻辑，而不是自由的逻辑，“宗教应当属于热爱信仰的人，而不属于利用信仰的人”。在索鲁什看来，教法学家不具备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能力，掌握国家权力的欧莱玛仅仅利用宗教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伊斯兰革命20年来，官方欧莱玛除了忙于审查一些色情电影画面和强制女性着装外，没有做出任何值得称道的业绩。[648]
最高宗教领袖制作为伊斯兰革命的时代产物，其合法性源于霍梅尼具有的克里斯玛式的权威和影响力。伊斯兰革命初，巴扎尔甘反对采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坚持伊朗采用的正式国名应是“伊朗伊斯兰民主共和国”，而霍梅尼则将民主制视作代表西方的渗透干涉和世俗的统治取代安拉的统治。[649]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15年间，伊朗官方避免提及民主制的概念。后霍梅尼时代，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最高宗教领袖制面临合法性的严重危机。进入90年代，民主制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话题，包括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伊斯兰教与民主制的关系以及自由和人权诸多敏感内容引发众议。索鲁什首先从哲学的层面提出宗教民主制的思想理念，阐述民主制的哲学基础以及民主制与宗教之间的相容性，引发伊朗社会的广泛关注。所谓的宗教民主制，其理论前提是区分宗教与国家的不同功能。国家代表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遏制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民主制的管理体制，而宗教的功能在于论证和揭示人与安拉的关系，涉及信众内心深处的信仰追求。国家强调务实、妥协和强制的原则，而宗教强调顺从、无私和自愿的原则。民主制适合国家的层面，却未必适合宗教的层面。宗教可以与民主制的国家相容，如同宗教曾经与专制的国家相容。伊斯兰教并非局限于某种特定的国家体制，而民主制亦非与特定的宗教相联系。换言之，民主制属于政治模式的范畴，宗教则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抑或信仰的范畴。因此，民主制区别于寡头和独裁的政治制度，与宗教之间却并非存在根本的对立。[650]索鲁什强调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民众选举，而国家的责任是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而不是强迫信仰。[651]索鲁什认为，民主和人权思想并非西方特有，而是普世的意识形态，也是伊朗文化的核心，伊朗文化继承了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传统，而三者并非对立，应当在伊朗文化中实现和谐。索鲁什倡导文化变革：“我不相信，一个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样的宗教政府有意将整个世界改变成为伊斯兰政府，应当尊重世界不同的宗教思想。伊朗不应当局限于以西化和模仿西方作为目标，而是应当借鉴西方文化中的有益元素。”[652]哈塔米于1997年竞选总统期间发表演说，强调宗教基础上的民众主权，进而提出宗教民主制的政治理念，与索鲁什从哲学的层面提出的宗教民主制的思想理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653]与此同时，索鲁什的思想遭到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激烈抨击。阿亚图拉加纳提呼吁政府铲除索鲁什阐述的所谓“有害的自由思想”，而霍加特伊斯兰纳提格·努里就索鲁什的观点质问道：“难道我们要顺从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让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治理我们的国家？”[654]
90年代末，大学校园成为世俗激进政治思想的滋生地。1999年初，伊斯兰大学生联盟发表声明，宣布自从哈塔米当选总统，在大选中落败的保守派就已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伊斯兰大学生联盟领导人塔巴尔扎迪认为，伊斯兰革命最初的理想已经破灭，最高宗教领袖制与共和制原则不符。在1999年2月发表的公开信中，塔巴尔扎迪强调，最高领袖只是常人，其权力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意愿，最高宗教领袖不是永远正确的先知，不具有神圣性，不是神，批评最高宗教领袖制不能与叛教混为一谈，罢免最高宗教领袖并非异端，最高领袖必须向人民负责，欧莱玛必须承认即使先知领导今天的社会也会容忍批评、反对和抗议，保守派主张的绝对最高宗教领袖制导致独裁统治，任何社会都不会接受这样的独裁统治，除非采取刺刀、皮鞭、革命法庭和特别宗教法庭的暴力手段强加给人民。在1999年4月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塔巴尔扎迪重申，伊斯兰革命的最初目标，已经逐渐变成了最高宗教领袖制，进而变成了绝对最高宗教领袖制，最后变成了绝对最高宗教领袖制的独裁统治，最高领袖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如同安拉一般，伊斯兰革命的结果只是新的独裁者取代了旧的国王。1999年5月，塔巴尔扎迪撰文指出，伊斯兰革命的目的并非以一种独裁统治取代另一种独裁统治，而是建立民主体制，如果只是以最高宗教领袖取代国王，以最高宗教领袖的绝对统治取代国王的绝对统治，只是以每个人或者某个群体的名义统治国家，无视任命的意愿和利益，那么付出烈士鲜血的革命是不需要的。塔巴尔扎迪抨击拉夫桑贾尼的政策和现行的司法体制使整个伊朗充斥着暴力和恐怖，亦对哈塔米心存不满，对哈塔米的施政表现深感失望。另一学生运动领导人穆哈麦迪表示，鉴于国家利益高于独裁的伊朗政治，建议将伊斯兰大学生联盟改为全国大学生联盟。玛努切赫尔·穆哈麦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最高领袖的权威视作独裁的权威，认为如果民主制和人民的意愿无法得到保障，有必要考虑改变现行政治体制。[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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