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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史 下:揭示宗教学者持不同政见

时间:2023-07-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蒙塔泽里在诸多重大问题上与霍梅尼意见相左,屡屡公开抨击最高宗教领袖政府的极端化政策,80年代后期成为继沙里亚特马达里之后欧莱玛内部持不同政见者的首要人物。此后,蒙塔泽里的人身自由受到官方的限制,而蒙塔泽里继续发布质疑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合法性的演说。

中东史 下:揭示宗教学者持不同政见

主导伊斯兰共和国政坛的什叶派欧莱玛上层并非浑然一体,政治理念存在明显分歧。在什叶派欧莱玛上层,包括沙里亚特玛达里、阿卜杜拉·设拉兹、阿布·噶希姆·霍伊、赛义德·希哈卜丁·玛尔阿什、穆罕默德·里萨·格尔帕加尼、穆罕默德·阿里·阿拉基在内的多数阿亚图拉并不赞同霍梅尼提出的神权色彩的最高宗教领袖制,呼吁淡化欧莱玛的特殊作用和特权地位,主张宗教与国家分离,强调教法学家抑或最高宗教领袖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监护者而非国家和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进而质疑和挑战现行政治体制。[589]

在什叶派宗教圣城库姆,欧莱玛上层的政治理念可谓见仁见智。部分欧莱玛上层人士承认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合法地位,然而并不认同哈梅内伊作为最高宗教领袖至高无上的绝对个人权力,倡导最高宗教领袖制的集体领导权即最高宗教领袖民主制,主张最高宗教领袖制作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应建立在最高宗教领袖作为最高领袖之绝对权力的基础之上,而是应当建立在什叶派欧莱玛直至民众广泛参与和选举政治的基础之上,最高宗教领袖作为最高领袖应当对选民负有责任。[590]

相当数量的欧莱玛上层人士追随伊拉克什叶派的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坚持什叶派的传统政治理念,主张宗教远离政治,否认教法学家具有最高政治权威和直接治理权,反对教法学家治理国家的政治模式,强调教法学家监督国家的政治模式,主张教法学家在国家和政府体制外作为信仰的捍卫者行使宗教监护权,强调欧莱玛的职责局限于指引穆斯林的宗教信仰。[591]亦有部分欧莱玛上层人士认为,现行的最高宗教领袖制违背伊斯兰教法,只有十二伊玛目是什叶派的合法宗教领袖。[592]

进入新世纪,许多欧莱玛支持哈塔米代表的改革派和艾哈迈迪内贾德代表的新左派,挑战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合法性,质疑哈梅内伊的最高权威。

阿亚图拉蒙塔泽里曾经是霍梅尼的忠实追随者,1979年主持制定伊斯兰共和国宪法。1985年,根据霍梅尼的授意,专家会议选举蒙塔泽里作为最高宗教领袖的继承人。然而,蒙塔泽里在诸多重大问题上与霍梅尼意见相左,屡屡公开抨击最高宗教领袖政府的极端化政策,80年代后期成为继沙里亚特马达里之后欧莱玛内部持不同政见者的首要人物。1989年2月,蒙塔泽里呼吁官方在伊斯兰革命10周年之际反思伊斯兰革命以来的挫折和教训。同年3月,霍梅尼宣布罢免蒙塔泽里作为最高宗教领袖的继承人。此后,蒙塔泽里的人身自由受到官方的限制,而蒙塔泽里继续发布质疑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合法性的演说。[593](www.xing528.com)

蒙塔泽里作为什叶派穆斯林中颇具影响力的“效仿的源泉”,是最高宗教领袖民主制的积极倡导者。蒙塔泽里认为,最高宗教领袖应当由选举产生,代表民众意志,具有任期,处于专家会议的直接监督之下,体现民众与最高宗教领袖之间的契约关系,最高宗教领袖必须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效仿的源泉”,最高宗教领袖的权力应当体现为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监护者,而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直接管理者,而1989年修订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无疑助长“宗教独裁”。[594]蒙塔泽里认为,最高宗教领袖应当根据伊斯兰教的协商原则即舒拉行使权力,而不是行使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595]蒙塔泽里认为,安拉主权赐予民众,统治者的权力源于民众的认同,即便先知和伊玛目亦不例外。[596]蒙塔泽里认为,共和国是人民的统治,人民享有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有责任参与政治和阻止统治者滥用权力。[597]蒙塔泽里在强调国家之伊斯兰属性的同时,强调社会构成宗教的载体,倡导公正选举、民主和人权,抨击现行神权体制,反对最高宗教领袖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威,指责宪法监护委员会操纵选举,呼吁以伊斯兰民主共和制取代伊斯兰共和制,呼吁强化民选政府的权力。[598]蒙塔泽里表示:“我相信伊斯兰教与民主制的相容和共存,因为伊斯兰教主张自由。当下保守派领导人的行径与伊斯兰教的精神不符,我反对这样的行径。”[599]

1997年11月,蒙塔泽里抨击执政的欧莱玛上层抵制改革,呼吁重新诠释最高宗教领袖制、活跃多党政治和扩大多元化,质疑哈梅内伊作为最高宗教领袖的绝对权威和教法学家的统治地位,主张最高宗教领袖的选举制和任期制。[600]随后,哈梅内伊谴责蒙塔泽里发表反对伊斯兰革命、反对人民和反对国家的言论,官方公布了1989年3月霍梅尼写给蒙塔泽里的信,将霍梅尼剥夺蒙塔泽里作为最高宗教领袖继承人资格的理由昭告天下。同年11月起,蒙塔泽里遭到官方软禁。1999年6月,蒙塔泽里抨击宪法监护委员会假借捍卫伊斯兰教的名义干涉民众的民主权利,认为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权力是监督选举而不是监督候选人,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行为导致选举的二元体制,即宪法监护委员会首先选择候选人继而交由民众选举,这样的做法违背制定宪法的初衷,保障选举的自由公正是内务部的责任而不是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责任。[601]2000年初,蒙塔泽里谴责最高宗教领袖及安全机构干涉库姆教界人士的宗教活动。[602]蒙塔泽里于2000年议会选举前夕发表公开信,反对最高宗教领袖绝对统治的原则,呼吁将最高权力归还民众,坚持民众参与的政治决策,人民可以选举最高领袖也可以罢免最高领袖,同时强调最高领袖并非具有不谬性,不能拥有绝对的权力,被时人称之为“欧莱玛的良心”。蒙塔泽里声称,没有民众的支持就无法建立稳定的政府,凌驾于议会之上的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将会导致独裁统治,最高宗教领袖干涉议会通过新的新闻法毫无道理,将会引发动乱。蒙塔泽里认为,伊朗人并非反对伊斯兰体制,只是对某些人假借捍卫伊斯兰教的名义垄断伊斯兰教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他们才是伊斯兰教最大的敌人”。[603]同年12月,蒙塔泽里在网站发表长达600页的文章,质疑80年代霍梅尼实施的诸多政策,抨击教法学家统治的神权体制,进而呼吁修改伊斯兰共和国宪法。[604]

蒙塔泽里的学生霍贾特伊斯兰穆赫森·卡迪瓦尔认为,最高宗教领袖制应当符合民众主权的原则,最高宗教领袖应当行使最高监护权而不是治理国家的权力。[605]卡迪瓦尔指出:“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56款规定,安拉将权利给予全体伊朗公民,公民选举最高领袖、总统和议会成员……最高领袖应当是选举产生,而不是由那些自称代表安拉意志的人决定的。”[606]卡迪瓦尔公开质疑欧莱玛统治国家的宗教特权,抨击霍梅尼关于最高宗教领袖政府的理论背离什叶派的宗教理论,指出在霍梅尼之前的什叶派传统理论明确规定治理国家的统治权力局限于十二伊玛目,教法学家无权以伊玛目代理人的身份行使治理国家的统治权力。[607]卡迪瓦尔声称,“伊玛目隐遁期间,不存在管理国家的计划,任何人都没有管理国家的使命和权威。”卡迪瓦尔认为,任何特定的阶层和群体都没有垄断国家权力的神圣权力,政府应当表达多数人的意愿,民主的政府是唯一具有宗教合法性的统治模式。[608]卡迪瓦尔认为,伊朗目前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合法性危机,倡导宗教与国家的分离。卡迪瓦尔认为,伊斯兰革命只是结束了君主制的形式,新的君主制正在以新的形式即伊斯兰君主制的形式死灰复燃;旧君主制与伊斯兰君主制的共性都是国家元首拥有绝对的权力,两者的差异只是名称的不同。卡迪瓦尔认为,即便先知穆罕默德和历代伊玛目活在当下,亦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实施新的体制,不会照搬1400年前的模式。卡迪瓦尔认为,独裁统治限制自由,剥夺人权,与民主制对立,任何统治权力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卡迪瓦尔的政治观点在什叶派欧莱玛上层和世俗知识界引起强烈的共鸣。1999年2月,卡迪瓦尔遭到逮捕,随后被送交特别宗教法庭,罪名是试图削弱伊斯兰体制和动摇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根基、诋毁最高领袖霍梅尼和哈梅内伊、误导民众、支持蒙塔泽里、鼓吹教俗分离,同年4月被判处18个月监禁。[609]

阿亚图拉艾哈迈德·阿扎里·库米曾任伊斯兰法庭法官、议员和专家会议成员,政治理念与蒙塔泽里颇多共识,质疑最高宗教领袖的绝对权威和教法学家的统治地位,倡议最高宗教领袖的选举制和任期制。[610]1997年,库米公开表示,忍受不公正是安拉禁止的罪恶,呼吁穆斯林积极履行扬善惩恶的宗教义务,而哈梅内伊指责库米发表反对伊斯兰革命、反对人民和反对国家的言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611]阿亚图拉侯赛因·卡泽梅尼·布鲁杰尔迪挑战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捍卫者的宗教政治理念,呼吁在社会层面实现宗教与世俗的分离和在政治层面实现宗教与国家分离,主张改造现行宗教神权体制,被视作新霍梅尼主义的精神领袖。2006年10月,在哈梅内伊的授意下,安全机构以涉嫌宣传异端思想的罪名拘捕布鲁杰尔迪。[612]阿亚图拉穆罕默德·穆智塔希德·沙贝斯塔利早年毕业于库姆神学院,1970—1979年在德国汉堡主持伊斯兰研究中心。沙贝斯塔利致力于调和宗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主张区分宗教与宗教学说。沙贝斯塔利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与特定的国家体制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教强调国家的政治原则,却没有明确规定治理国家的具体形式,因此所谓的最高宗教领袖制并非起源于伊斯兰教,亦非神圣和绝对的政治体制。[613]伊玛德丁·巴齐强调伊斯兰教与公民权皆以关注和保障人的尊严为目的,两者之间具有一致性。巴齐认为,人权和公民权的诉求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切身利益,保障人权和公民权有助于扩大民众的广泛参与,而人权和公民权并非局限于政治范畴,且不分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社会地位,人权和公民权的完善是保障选举自由公平的前提条件。[614]阿亚图拉优素夫·萨内伊认为,欧莱玛的权力局限于监督国家的宗教事务和维护民众的合法权利,反对将民众视作非理性的和需要监护的群体,而国家的伊斯兰属性并非意味着将最高权力给予欧莱玛。[615]作为议员的阿亚图拉阿巴伊·呼罗珊尼认为,许多立法内容与宗教无关抑或不涉及宗教原则,立法不应成为欧莱玛的特权。[616]阿亚图拉贾拉勒丁·塔赫里抨击执政的欧莱玛寡头与民众和法律对立,麻痹政府,将国家至于危险的境地。[617]阿亚图拉哈桑·萨内伊和阿萨杜拉·巴亚特亦曾质疑哈梅内伊的最高权威,强调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违背伊斯兰教的原则,要求制定新宪法,将权力归还民众。[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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