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包含宗教与世俗的双重属性,表现为最高宗教领袖代表的宗教权力与建立在民选基础上的总统和议会代表的世俗共和制权力的长期并存,以及宗教原则与世俗原则的长期并存。根据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相关条款,民选总统缺乏抗衡最高宗教领袖的足够权力,而民选议会缺乏抗衡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足够权力。换言之,世俗权力建立在民选的基础之上,最高宗教领袖代表的宗教权力超越总统和议会代表的民选世俗权力。威权政治与民主倾向激烈抗争、政治生活之精英垄断与民众参与此消彼长,由此形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进程中的明显悖论。
伊斯兰共和国初期10年,强调公权高于私权、官方高于民间、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公共思想高于个人思想、公共空间高于私人空间、服从高于自由、自上而下而排斥自下而上。[578]后霍梅尼时代,逆向转型的趋势逐渐显见,经济自由化和社会生活开放化导致政治领域的多元化趋势,来自欧莱玛内部的质疑最高宗教领袖制合法性的政治呼声持续不断,而伊斯兰共和国之宗教与世俗的双重属性以及伊斯兰与共和的悖论倾向,成为伊朗政坛分裂和对立的根源。[579]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捍卫者强调国家体制的伊斯兰属性和安拉主权,相比之下,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质疑者强调国家体制的共和属性和人民主权。[580]
进入80年代,一度活跃的诸多世俗反对派政治势力淡出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视野,什叶派欧莱玛上层逐渐确立了其在伊斯兰共和国政坛的主导地位。后霍梅尼时代,捍卫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官方政治理念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强调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基础,强调最高宗教领袖作为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力和民众顺从最高宗教领袖的宗教义务,只有最高宗教领袖而不是民选机构具有最高权威和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最高宗教领袖是隐遁伊玛目的代表,其权力具有神圣性,其权力的合法性并非来自民众的选举抑或建立在民众意志的基础上,所谓的民主制和选举政治在本质上与最高宗教领袖制是对立的,也是不可接受的。[581]
在此基础上,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捍卫者强调超越个人主义之群体性社会的宗教原则,强调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国家主义,坚持神权至上的现行政治体制,强调象征神权体制的最高宗教领袖之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排斥个人主义和民众政治参与,淡化民选总统的权力合法性,强调最高宗教领袖对于民选总统的认可,强调宗教和欧莱玛在政治领域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教法学家治理国家的政治模式。与此同时,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捍卫者采用偷换概念的方式,将民主制与西化等同视之,将民主与威权的对立视作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博弈,否定民主化、多元化、全球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普世性和必然性,混淆民主化、多元化、全球化与西化之间的不同内涵,将民主化、多元化、全球化等同为西化,进而等同为西方文化的侵略和西方毒素的蔓延。[582]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坚持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传统,宣称:“革命并没有结束,革命还在继续……革命不只是今天的战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战斗,而是几代人的战斗。”[583]“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捍卫最高宗教领袖制度……决不容忍削弱最高宗教领袖理论进而削弱整个伊斯兰秩序的任何企图。”[584](www.xing528.com)
阿亚图拉米斯巴赫·叶兹迪曾经担任司法总监和专家会议主席,极力捍卫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合法性,强调最高宗教领袖作为最高领袖的权力凌驾于宪法和民选之上,是高于一切的权力,最高宗教领袖的认可和批准是其他所有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叶兹迪声称,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的活动必须遵循伊斯兰教的准则。叶兹迪认为,哈梅内伊不仅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领袖,而且是全世界穆斯林的“效法渊源”。叶兹迪针对1999年7月的学生骚乱,呼吁诉诸暴力手段铲除持不同政见者和伊斯兰共和国的敌人。叶兹迪坚持欧莱玛的权威地位,强调民主制应当存在于伊斯兰教的框架之内。2000年议会选举期间,叶兹迪指责改革派威胁国家和信仰,告诫民众不要被改革派的口号所迷惑,宣称希望改革派赢得大选的是伊斯兰革命的敌人呼吁采取强硬的措施,如果必要不惜诉诸暴力手段,回应那些背离正确道路的人,“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对伊斯兰教有新的解读,应当打他耳光”。[585]
阿亚图拉贾纳提是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在他看来,所谓言论自由的最终结果是背离信仰,保卫伊斯兰价值观的疆域远比保卫伊斯兰共和国的疆域更为重要,因为伊斯兰价值观的疆域是安拉的疆域。[586]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后,贾纳提告诫哈塔米,总统的义务是依次忠于安拉、先知、十二伊玛目、最高宗教领袖、人民。[587]
里萨·达瓦里·阿尔达坎尼宣称:“现代性犹如生长在西方并向各地蔓延的一棵树,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这棵树的凋谢和僵死的树枝之下,至今仍然垂在我们的头上。虽然我们得到了伊斯兰教的庇护,这棵树的阴影并没有从我们的头上消失,彼此之间还没有分离。面对这棵僵死的树,我们该做些什么?”在里萨·达瓦里·阿尔达坎尼看来,必须通过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根除西方的现代思想,西方的民主制概念建立在宗教与政治分离的基础之上,是颓废的意识形态,而摆脱西方颓废意识形态的出路是宗教。[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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