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的政治力量大体上处于世俗官方阵营、世俗反对派政党与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阵营三足鼎立的状态。世俗反对派政党与穆斯林兄弟会尽管皆致力于挑战威权国家的政治体制，积极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众政治参与，却在意识形态层面不无分歧，立场各异。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和对立，阻碍着反对派之间政治合作的进一步扩大，难以形成打破民族民主党权力垄断局面和颠覆民族民主党统治地位的政治合力。然而，世俗反对派政党与伊斯兰主义阵营尽管貌似水火不容，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皆致力于挑战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和民族民主党的权力垄断。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并非存在根本的对立，而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对立，特别是争取扩大民众参与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共同政治目标，提供了世俗反对派政党与伊斯兰主义阵营求同存异进而建立广泛联盟的历史基础。[463]
70年代，世俗反对派与伊斯兰主义之间分歧甚大。进入80年代，世俗反对派政党与伊斯兰主义阵营之间开始尝试政治合作。常态化的议会选举，尽管处于政府和执政党的操纵控制之下，毕竟提供了民众参与的政治空间和反对派挑战执政党的政治平台，而组建竞选联盟进而与执政党竞争议会席位成为世俗反对派政党与伊斯兰主义阵营实现政治合作的基本方式。
1984年大选期间，新华夫托党发表声明，淡化其世俗主义的基本原则，进而与其宿敌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竞选联盟，可谓教俗反对派最初的政治合作。[464]新华夫托党领导人福阿德·萨拉杰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支持宗教与政治的分离：“政府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否认宗教信仰的无神论政府，二是教界控制下的神权政府，三是强调宗教与政治分离的世俗政府。华夫托党反对以上三种类型的政府。在第四种类型的政府，宗教与政治并非处于分离的状态，埃及的政府应当属于这种类型，华夫托党支持这样的政府”。华夫托党的竞选纲领，在强调自由和宪法的同时，增加了宗教的内容，强调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地位以及沙里亚作为立法的主要来源，强调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和宗教宣传的重要性。然而，淡化世俗主义的倾向引发华夫托党内部的严重分歧，15名核心成员退出华夫托党。[465]
1987年，新华夫托党单独竞选议会席位，而1984年大选落败的社会劳动党和自由社会主义党与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竞选联盟，名为伊斯兰竞选联盟。相比于1984年大选期间新华夫托党与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的竞选联盟，1987年大选期间的伊斯兰竞选联盟更具伊斯兰主义色彩，意识形态更具共性，社会劳动党和自由社会主义党均披上伊斯兰主义的外衣，强调沙里亚的重要性。在伊斯兰联盟的共同竞选纲领中，实施沙里亚是仅次于实行政治民主的第二要务。[466]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对世俗主义亦表现出妥协和包容的立场，强调多元性和民主化进程，扩大与世俗反对派的政治合作。[467]
1984年和1987年世俗反对党与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竞选联盟，标志着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与在争取民主和挑战威权的政治基础之上初步形成统一战线，反对派的声音由此出现在议会之中。
进入90年代，穆巴拉克政府不断借反恐的名义排斥反对派的政治参与，限制反对派的政治活动，压缩反对派的政治空间，官方主导的自由化政治改革进程出现逆向运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世俗反对派政党既对穆巴拉克的威权体制心存不满，亦对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宗教倾向疑虑重重，摇摆于官方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伊斯兰激进派别的暴力活动，促使世俗反对派倾向于政府的立场，世俗反对派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对立随之加剧。[468]与此同时，世俗反对派内部分裂凸显，社会影响力下降，政治天平进一步向穆斯林兄弟会倾斜。[469](www.xing528.com)
直到90年代中期，穆斯林兄弟会缺乏明确清晰的政治目标，只是笼统地强调“伊斯兰是出路”的口号和主张实施伊斯兰教法，而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利于穆斯林兄弟会与世俗政治力量之间的广泛合作，进而限制了穆斯林兄弟会自身的发展空间。在表面上，穆斯林兄弟会与世俗反对派的政治纲领并无明显的区别，主张取消紧急状态法、限制总统的权力、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净化选举程序，将科普特人视作埃及公民的组成部分，给予妇女以充分的权利。然而，穆斯林兄弟会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模糊的立场和左右摇摆的态度，内部分歧亦相当明显。[470]在外交政策方面，教俗反对派之间的分歧和裂痕尤为明显。关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埃及加入美国主导的军事介入联盟，教俗反对派立场各异。新华夫托党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支持埃及政府的军事介入。社会劳动党支持伊拉克，呼吁外国军队撤出，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穆斯林兄弟会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拉克撤军，同时反对西方的军事干涉，主张在阿拉伯世界的范围内解决伊科争端，批评埃及政府追随美国和亲以色列的立场。[471]1995年，世俗反对党呼吁教俗反对派签署“民族协约”，旨在于随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协调政治立场。然而，穆斯林兄弟会训导委员会成员马蒙·侯戴比拒绝签署“民族协约”，恪守伊斯兰主义的传统原则，导致反对派政治联盟的流产。[472]1990年、1995年和2000年的议会选举期间，教俗反对派均未组成竞选联盟。[473]
2000—2005年，世俗反对派与伊斯兰主义再度出现合作的趋势。2000年巴勒斯坦起义和巴以和平进程的中断，促使教俗反对派在反对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形成立场的趋同。2002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促使教俗反对派立场趋同的另一因素。[474]2000—2003年，穆斯林兄弟会联合世俗反对派，多次共同发起支持巴勒斯坦起义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示威活动。[475]此间，穆斯林兄弟会逐渐更新政治理念和调整政治策略，淡化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色彩，试图弥合反对派阵营的教俗分歧，打破教俗反对派之间的政治隔阂，致力于“没有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强调“要参与，不要统治”的政治，宣布尊重民主选举的政府，避免与其他反对派候选人直接竞争议会席位，承认任何宗教信仰的公民在公平的政治环境下竞选总统的权利，进而扩大与世俗反对派的政治合作，寻求与世俗反对派的跨党派政治联盟。[476]2001年律师协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首次提名世俗反对派成员作为候选人。在穆斯林兄弟会提名的候选人中，除了8人来自穆斯林兄弟会外，3人来自民族进步联盟党，1人来自社会劳动党，1人来自新华夫托党，另有包括一名基督徒在内的3名独立人士。[477]2000年的议会选举期间，穆斯林兄弟会放弃“伊斯兰是出路”的口号，代之以“宪法是出路”的口号，强调多元化的世俗政治原则。2000—2003年，穆斯林兄弟会联合世俗反对派，多次共同发起支持巴勒斯坦起义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示威活动。[478]
2005年选举期间，官方政策出现松动的迹象，穆斯林兄弟会获准使用其传统口号“伊斯兰是解决问题的出路”，竞选者获准以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身份参与竞选。尽管官方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基本原则并无改变，依然否认其政党的地位，然而诸多世俗反对党承认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政坛的重要地位，接受与穆斯林兄弟会寻求合作的立场和策略，甚至支持穆斯林兄弟会获得合法的政党地位。[479]
世纪之交伊斯兰主义的转向，逐渐弥合反对派阵营内部的教俗分歧，无疑成为教俗反对派携手抗衡世俗官方阵营的重要政治基础，进而拓展了反对派阵营挑战世俗官方阵营和角逐国家权力的政治空间，预示着埃及政治的未来走向。特定的政治环境促使教俗反对派开始尝试跨越党派界限和跨越意识形态界限的政治联合，而教俗反对派政治立场的趋同导致官方与反对派之间政治天平的倾斜。[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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