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明显加剧了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悖论趋向，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与政治领域的非自由化抑或威权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构成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首要矛盾。议会选举无疑提供了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而执政党操纵和控制选举程序和选举结果构成官方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手段。官方给予反对派有限的政治自由，同时压缩反对派的政治空间。80年代可谓埃及民主化进程抑或政治自由化进程的高潮。进入90年代，民主化进程出现逆转的趋势，官方在给予反对派有限政治自由的同时，极力压缩反对派的政治空间，尤其是操纵选举和打压反对派候选人竞选议会席位，导致常态化的选举政治陷于困境。
议会选举是穆斯林兄弟会实现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然而几乎在每次选举期间政府都要发动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攻势。[421]90年代中期，穆巴拉克政府开始对伊斯兰主义的温和派别穆斯林兄弟会实施高压政策。穆巴拉克声称：“穆斯林兄弟会、吉哈德与其他伊斯兰激进组织是一路货色。”[422]然而，官方政策的转变，并非“穆斯林兄弟会勾结激进派别和恐怖主义组织的非法行为”，而是因为穆斯林兄弟会诉诸非暴力手段，广泛动员民众，致力于议会选举，被穆巴拉克政府视作挑战威权统治的潜在政治威胁。[423]
1995年是议会选举之年。穆斯林兄弟会位于开罗陶非格区的穆斯林兄弟会总部遭到查封。[424]与此同时，政府接管超过6万处清真寺，禁止未经政府允许的欧莱玛在清真寺进行演讲。[425]穆斯林兄弟会推举150人参与竞选议会席位，只有1人入选。1995年的选举，是埃及历史上最具暴力色彩的议会选举；在官方公布选举结果后，民众举行大规模抗议，遭到安全机构镇压，61人死，1 313人伤，2 400人被捕。[426]1997年4月，又有61名穆斯林兄弟会重要成员被判处超过5年的监禁。[427]
2000年7月，宪法法院裁定，1995年议会选举无效，规定法官取代政府官员负责监督投票和计票，旨在避免选举舞弊。尽管如此，政府继续在选举前夕拘捕反对派人士，数以百计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投入监狱，20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被送交军事法庭。[428]在大选投票日，安全机构阻止支持反对派的选民前往投票站，甚至阻碍法官前往投票站监督投票。在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分布集中的投票站，安全机构的干扰活动尤为明显。[429]一名执政党成员承认：“有时，我们不得不阻止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参与竞选……特别是在投票的最后一轮（当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参与竞选的时候）。”[430]根据官方公布的投票结果，执政党提名的候选人中172 人进入议会，181人作为来自执政党的独立候选人获得议会席位，另外35名独立候选人进入议会后宣布加入执政党，执政党控制议会88%的席位。相比之下，合法反对党自由社会主义党、民族进步联盟党、阿拉伯民主纳赛尔主义党和新华夫托党推举352名候选人，其中只有16人进入议会，仅占议会全部席位的3.5%。[431]
2005年举行议会选举，民众对于官方操纵的选举程序普遍持不信任的态度；在全部3 200万选民中，只有700万选民投票，投票率不足23%。[432]2005年议会选举结束后，数以百计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安全机构逮捕，穆斯林兄弟会创办的数家书店和报社被查封。[433]2005年12月，未来党领导人艾曼·努尔被判处5年监禁，旨在为加麦勒·穆巴拉克竞选总统扫清障碍。[434]与此同时，加麦勒·穆巴拉克出任民族民主党副总书记，20名亲信进入执政党高层。[435]2007年5月，执政党主导的议会修订宪法，禁止利用伊斯兰教从事政治活动，禁止独立候选人参与竞选议会席位。2007年的宪法修订，意味着穆斯林兄弟会致力于选举政治的努力陷入绝境。此后举行的选举，包括2008年的地方选举和2010年的议会选举，穆斯林兄弟会被排除于竞选之外。[436](www.xing528.com)
常态化选举政治陷于困境的另一原因，是世俗政党政治处于畸形的状态，特别是多党制框架下反对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的世俗政党政治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诸多世俗反对派政党尽管具有合法地位，却长期处于弱势状态，尤其是官方制定的政党法和选举法对于反对派政党动员民众和参与议会选举限制颇多，政府为反对党划定红线，将反对党的活动限制在可控的范围，而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亦未完全分离。缺乏作为合法政党的地位，限制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空间，也为政府排斥和迫害穆斯林兄弟会提供了更多的理由。官方宣称，穆斯林兄弟会与激进组织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穆巴拉克指责穆斯林兄弟会是非法组织和麻烦制造者。[437]另一方面，世俗反对派政党面对官方的排斥和打压，缺乏宽松的政治空间，亦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尚未与民众政治广泛结合。世俗反对派政党内部普遍缺乏必要的民主机制和完善的民主气氛，政党领导权表现为个人化和独裁化的浓厚色彩，自上而下的政治原则根深蒂固，伊卜拉欣·舒克里、福阿德·萨拉杰丁、哈立德·毛希丁和穆斯塔法·穆拉德分别在社会劳动党、新华夫托党、民族联盟进步党和自由社会主义党内部长期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元老派与新生代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438]此外，世俗反对派政党阵营派系林立，分歧明显，相互之间缺乏合作，选票分散，难以形成广泛的竞选联盟，进而与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分庭抗礼，亦无力挑战民族民主党的政治权威，长期徘徊于埃及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相比之下，执政的民族民主党长期控制国家机器，操纵选举，在议会中处于一党独大的地位，议会俨然是“民族民主党的分支机构”。[439]
1984年和1987年颁布的选举法规定，只有赢得超过8%的选票的政党，才能获得议会席位，否则各个政党所赢得的选票转归最大的政党。此外，议会中为女性和科普特派保留的席位由总统直接任命，而独立候选人在进入议会后通常加入执政党阵营。[440]1992年颁布的108号法令即新政党法规定，负责审批政党申请和监督政党活动的政党委员会由9人组成，执政党总书记兼任主席，其他成员由执政党主导的议会任命，实为政府的分支机构，而申请组建政党的条件是必须在全国26个省中超过10个省得到1 000个签名。[441]90年代中期，未来党、中间道路党、尊严党被视作执政党的潜在威胁，其组建政党的申请被政党委员会驳回。[442]自1998年起，埃及的政党政治处于萧条的状态，只有5个反对派政党即华夫托党、自由社会主义党、社会劳动党、民族进步联盟党、阿拉伯民主纳赛尔主义党具有政治影响和参与选举。1998—2002年，7个政党被政党委员会取缔。执政党成员沙里夫·瓦里表示：“我本人的看法是，我们只需要四五个政党，而不需要再多的政党。”[443]2005年，埃及共有21个合法反对党，其中4个反对党占据议会席位，通常保持与政府的合作。[444]2007年，政党委员会驳回包括中间道路党和尊严党在内的12 个政党的申请，却批准脱胎于执政党和缺乏政治潜力的民主阵线为合法政党。穆斯林兄弟会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始终无法加入合法政党的行列。[445]
议会选举是衡量政治环境的重要标志，议会席位的比例折射着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的力量对立。据统计，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占据的议会席位，1984年为390席，1987年为308席，1990年为360席，1995年为417席，2000年为388席，2005年为311 席；相比之下，世俗反对派政党占据的议会席位，1984年为64席，1987年为100席，1990年为7席，1995年为12席，2000年为17席，2005年为14席。80年代，埃及的政治空间相对宽松，选举环境相对公平，反对派政党在选举政治上尚有所作为。在1984年和1987年的议会选举中，世俗反对派政党均占据议会席位的13%（其中1984年世俗反对派政党席位中的8个属于穆斯林兄弟会，1987年世俗反对派政党席位中的36个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相比之下，自1990年起，世俗反对派政党在选举政治上屡屡失利，其议会中所占据的席位比例明显下降，1990年仅为1%，1995年仅为3%，2000年仅为3.5%，2005年仅为2.4%，四届累计仅赢得50个席位。[446]由于政府长期操纵选举程序，常态化的议会选举不足以提供民众政治参与的正常途径，而选票的归属亦不足以证明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执政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议会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始终处于执政党的掌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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