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演变的基本线索，是威权政治与民众政治的此消彼长。在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埃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发展道路。19世纪的埃及经历威权政治的发展过程，穆罕默德·阿里则是埃及现代化进程中世俗威权政治的奠基人。20世纪上半叶可谓自由主义时代，宪政制度的建立首开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先河，诸多世俗政党粉墨登场，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角逐于政治舞台，议会选举和诸多世俗政党之间的激烈角逐标志着民主政治的初步尝试，民众参与的政治形式随之渐露端倪。然而，此间埃及政坛具有精英政治的浓厚色彩，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尚且处于朦胧的状态，徘徊于宪政和选举的政治边缘。纳赛尔时代，世俗化的威权政治再度成为埃及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现象，一党制的政党制度构成世俗威权政治的重要工具，议会则是唯一的合法政党即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延伸抑或外在形式。纳赛尔作为总统凌驾于社会之上，被视作国家权力的化身、民族尊严的象征和民众意志的体现，俨然是埃及民众心目中“仁慈的君主”，总统的个人意志、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纲领与议会通过的法案处于三位一体的状态，民众政治遭到广泛的排斥。萨达特执政以后，推行所谓“崭新的民主试验”，改革政党制度，废止一党制，恢复多党制，进而掀开政治民主化运动的崭新篇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时代的民众政治是19世纪的威权政治与纳赛尔时代的威权政治两者之间的过渡环节，而纳赛尔时代的威权政治则是从自由主义时代民众政治的初兴状态到后纳赛尔时代民众政治走向成熟的桥梁。如果说纳赛尔时代是战争的时代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时代，威权政治和国家资本主义是纳赛尔政权的历史遗产，那么后纳赛尔时代则是走向和平的时代和民主化进程重新启动的时代，从自由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到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激烈抗争标志着后纳赛尔时代埃及现代化进程的长足进步。此外，19世纪的威权政治和纳赛尔时代的威权政治皆表现为世俗政治的明显倾向，所谓的世俗化构成强化威权政治的重要手段，而自由主义时代和后纳赛尔时代的民众政治则与宗教政治存在密切的联系，宗教政治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错综交织。
有学者认为，“萨达特与兄弟会之间虽有某些共同利害关系，但民族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仍然是互不相容的”，政治理念之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差异和对立“是埃及宗教政治反对派长期与埃及政府不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408]实际情况不然。一方面，埃及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民族主义者不可等同于世俗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不同形式，伊斯兰主义者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不同倾向。另一方面，埃及的政治反对派不仅来自宗教领域，更来自世俗领域，纳赛尔政权之取缔华夫托党和后纳赛尔时代萨达特政权以及穆巴拉克政权与新华夫托党的尖锐对立，无法从宗教与世俗的差异方面做出合理的解释。换言之，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轨迹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抑或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的历史运动，而所谓的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只是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与现代民主政治建立抑或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历史运动的外在形式和政治工具。萨达特时代和穆巴拉克时代，伊斯兰主义的复兴以及穆斯林兄弟会与政府之间的权力角逐，其实质在于威权政治的削弱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是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内容。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治，被西方学者称作“自由化的威权体制”，区别于纳赛尔时代的“绝对威权体制”，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赐予民众以有限的自由和公民权，赐予反对派以有限的政治空间，实行有限的多党制和官方操纵的议会选举，为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众意志，其突出特征在于政治自由化而非政治民主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导致经济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多元化的政党政治、死灰复燃的宗教政治和常态化的选举政治汇成民主化进程涌动的暗流。然而，世俗威权传统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长期延续，构成民主化进程的逆向因素。
穆巴拉克时代，延续威权国家的政治传统，总统制构成国家体制的中枢和政治体系的核心，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对比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内阁则处于从属总统的地位。始建于1978年的民族民主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控制国家机器，操纵选举，在议会中长期处于一党独大的地位，而议会俨然是“民族民主党的分支机构”。[409]纳赛尔致力于阿拉伯民族的解放事业，萨达特致力于埃及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中东和平进程。相比之下，穆巴拉克既不具备纳赛尔的个人魅力，亦不具备萨达特的政治魄力。穆巴拉克政权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民众支持，紧急状态法的延续和安全机构的高压成为埃及世俗威权政治延续的象征。紧急状态法自1981年萨达特遇刺之后被长期实施，禁止5人以上规模的民众示威，授权安全机构限制民众的结社集会和反对派的政治活动，直至无需正常的司法程序拘捕公民并送交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是穆巴拉克时代威权体制的重要标志。[410]穆巴拉克借助紧急状态法、安全机构和军事法庭的高压手段，排斥反对派政党和伊斯兰主义，操纵选举，压缩非政府组织的政治空间，而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的条款如若一纸空文。[411]反对派在埃及政坛代表着不同于官方的声音，却无力挑战政府的权威。[412]进入90年代，穆巴拉克政府不断借反恐的名义排斥反对派的政治参与，限制反对派的政治活动，压缩反对派的政治空间，官方主导的自由化政治改革进程出现逆向运动的趋势。
穆巴拉克出任总统之初，以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者自居，表示无意垄断国家权力和谋求延长总统任期。“我深信，民主制是未来的保证……我反对集权政治，不希望垄断国家决策，因为国家属于我们所有人，人民有责任分享国家的决策权。”然而，随着权力和地位的逐渐巩固，穆巴拉克于1986年告诫民众：“埃及实行充分民主制的条件尚不成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413](www.xing528.com)
1991年7月，世俗反对派政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重新制定宪法，旨在限制总统的权力，声称“埃及人民应当重新获得民主和举行自由选举的权利”。[414]1994年夏，穆巴拉克主持召开全国对话会议，邀请274人出席会议，其中237人来自执政党，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排除于会议之外，会议主题是探讨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避而不谈政治改革，所谓的政治对话旨在寻求世俗反对派政党支持政府对于伊斯兰主义组织的高压政策。[415]
世纪之交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年龄段和不同职业的民众开始出现聚合的趋势，关注着国内政治改革的进程。谁将继穆巴拉克之后出任总统，成为埃及政坛关注的焦点。穆巴拉克未曾提名副总统人选，为总统的权位更替留下巨大的悬念。[416]1999年10月，40余名教俗各界反对派人士成立“政治与宪法改革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征集民众签名，要求修改现行宪法，推动政治改革进程，限制总统权力，结束紧急状态，自由组建政党，完善选举程序，以议会内阁制取代总统制，强调“埃及人民应当重新获得民主和举行自由选举的权利”。“政治与宪法改革委员会”的成员分别来自穆斯林兄弟会和世俗反对派阵营的诸多政党，包括伊斯兰主义者、退休法官、政党领导人、作家、记者、人权主义者、学者、医生、律师和反对派议员。[417]
针对民众的强烈呼声，穆巴拉克表示：“现行的宪法不存在修改的需要，现行的宪法不应当被视作民主化进程的障碍”，官方发言人则声称：“关于现行宪法的讨论将会危害国家的统一，导致国家的分裂”。穆巴拉克任命的《金字塔报》主编易卜拉欣·纳菲耶更是将“政治与宪法改革委员会”成员称作“危险的政治宗派”，指责该委员会成员“试图劫持全体民众的权利以便实现少数政客的野心”。[418]
2003年，执政党主导的议会宣布将紧急状态法延长3年，实施期限至2006年。[419]2003年9月，穆巴拉克再次发起召开全国对话会议，邀请反对派与执政党共商国策，对话会议包括执政党、新华夫托党、民族进步联盟党、阿拉伯民主纳赛尔主义党等诸多温和世俗反对派政党的代表，却将穆斯林兄弟会和具有伊斯兰色彩的社会劳动党排除在对话会议之外。穆巴拉克承诺改善教育和医疗环境、增加出口、鼓励国外投资、发展现代工业、开放市场、完善税收体制、稳定汇率、扩大私人经济空间，出席对话会议的反对派人士要求举行总统直接选举、中止紧急状态法和解除政党限制，遭到官方的拒绝，对话无果而终。[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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