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桑·班纳创立的穆斯林兄弟会，无疑是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原型。然而，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并非浑然一体，自7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裂变的趋势，形成从极端倾向到温和色彩的诸多派别。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埃及伊斯兰主义的主流派别，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致力于体制内的议会选举和政治参与。相比之下，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否定现存国家体制的合法性，长期致力于体制外的政治暴力，具有秘密武装组织的浓厚色彩。新经济政策导致的贫富分化、上埃及与下埃及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以及都市周边棚户区的膨胀，提供了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滋生和蔓延的沃土。经济社会地位的边缘性与政治倾向的激进性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的成员大都来自上埃及乡村，上埃及的贫困人口向首都开罗和下埃及的迁移导致激进势力自南向北的蔓延。南部乡村和北部城市棚户区提供了激进势力的社会基础，经济状况的贫困性和社会地位的边缘性决定了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的激进性。赛义德·库特布阐述的颇具激进倾向的政治理念，亦对伊斯兰主义运动产生深刻的影响。伊斯兰主义的激进派别大都视赛义德·库特卜为精神领袖，崇尚赛义德·库特卜阐述的激进政治思想，强调政治斗争的圣战暴力性。[312]
70年代初，持左翼政治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纳赛尔主义者活跃于大学校园，抨击萨达特政权。萨达特则大力扶持伊斯兰学生联合会即贾玛阿特·伊斯兰，抗衡和抵制世俗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纳赛尔主义者，伊斯兰主义思潮随之在大学校园迅速蔓延。[313]70年代后期，伊斯兰学生联合会出现分裂，部分成员加入穆斯林兄弟会，另一部分成员反对穆斯林兄弟会致力于宪政框架下的合法政治参与，倡导圣战的政治原则。[314]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对于伊斯兰学生运动影响甚大。1979年，萨达特政府停止向伊斯兰学生联合会提供经济资助，取缔伊斯兰学生联合会的公开活动，关闭伊斯兰学生联合会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地的夏令营。与此同时，伊斯兰学生组织的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部分成员则逐渐走向激进和恐怖的道路。[315]
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不同于穆斯林兄弟会，缺乏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政治权威，各自为政。萨达特时代，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激进派别包括伊斯兰解放组织、新圣战组织和伊斯兰团。
伊斯兰解放组织的领导人是萨利赫·斯雷亚，成员主要是来自下埃及的青年学生，得到利比亚政府的暗中支持。1974年，伊斯兰解放组织成员攻占开罗军事技术学院，试图夺取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总部和推翻萨达特政权，失败后遭到镇压，萨利赫·斯雷亚等人被判处死刑。[316]
新圣战组织缘起于萨达特时代活跃于大学校园的激进伊斯兰学生组织。1979年，欧默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和卡拉姆·祖赫迪领导的上埃及艾斯尤特大学激进学生组织与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吉领导的开罗大学生激进组织合并，新圣战组织作为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始露端倪。[317]新圣战组织主张渗入政府内部，采取暗杀方式，推翻萨达特政权。1981年，萨达特死于新圣战组织成员的暗杀。[318]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赫里，即为新圣战组织的重要成员。[319]
舒克里·艾哈迈德·穆斯塔法1942年出生，原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是赛义德·库特布激进思想的忠实追随者，纳赛尔时代曾因在艾斯尤特大学校园散发穆斯林兄弟会传单而于1965—1971年入狱，1971年获释后创立伊斯兰团（Jama'at al-Muslimin），亦称赎罪与迁徙组织，追随者数千人，主要活动于上埃及的大学校园。[320]伊斯兰团与新圣战组织颇具相似之处，皆崇尚政治暴力，强调安拉主权，反对民主制和多党制，反对宪政框架下的议会政治。在他们看来，多党制意味着允许非穆斯林组建政党和分享权力，与沙里亚不符。他们认为，埃及的统治者是异教徒，埃及现存的政治秩序是异教的秩序，必须予以根除。[321]艾哈迈德·舒克里·穆斯塔法宣称：“我反对埃及现存的所有制度，因为这些制度背离了伊斯兰教法，是异端的制度。”[322]1977年，伊斯兰团成员绑架并杀害萨达特政府前宗教基金部长穆罕默德·侯赛因·达哈比。随后，该组织数百人被捕，包括穆斯塔法在内的五人被处死，36 人被处5年至终身监禁。[323]
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
穆巴拉克时代，伊斯兰团致力于政治暴力，袭击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直至无辜民众和外国旅游者，进而威胁国家的政治稳定。[324]1984年，伊斯兰团领导人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在狱中草拟长达231页的文件，名为“伊斯兰行动公约”，阐述具有激进色彩和暴力倾向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原则。[325]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认为，世俗法律源于西方，与伊斯兰教不符，必须予以根除，进而呼吁与执行世俗法律的埃及统治者战斗到底。[326]1989年，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授意纳吉·易卜拉欣、阿希姆·阿卜杜勒·马吉德、伊萨姆丁·迪尔巴拉撰写《伊斯兰行动准则》一书，完整阐释伊斯兰团的思想纲领。该书强调严格遵循安拉的启示和先知的教诲，崇尚早期伊斯兰教，主张回归经训，正本清源，扬善惩恶。该书认为，埃及的统治者是异教徒，埃及现存的政治秩序是异教的秩序，必须予以根除，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存政府进而建立伊斯兰政府和执行伊斯兰教法是穆斯林责无旁贷的义务。[327]与此同时，伊斯兰团反对和抨击穆斯林兄弟会放弃政治暴力、致力于议会选举、在诸多领域与政府合作的温和政治立场，指责穆斯林兄弟会背离伊斯兰主义的宗旨。[328]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活跃于埃及政治舞台，其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高压与恐怖袭击愈演愈烈，政治暴力出现上升的趋势，安全机构、政府官员、外国游客和科普特派基督徒成为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发动袭击的主要目标。[329]进入90年代，政治暴力在首都开罗和上埃及蔓延，导致埃及濒临内战的边缘，安全形势急剧恶化，而官方的高压政策与政治暴力的泛滥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内在联系。[330]据统计，1991—1995年，死于政治暴力的人数逐年攀升。1991年，30 人死于政治暴力，相当于1981—1990年死于政治暴力的人数总和。1992年，93 人死于政治暴力。1993年，266人死于政治暴力。1994年，304人死于政治暴力。1995年，415人死于政治暴力。此后，政治暴力导致的死亡人数呈下降趋势，1996年174人，1997年193人，1998年39人。[331]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的成分逐渐改变，不足25岁的青年在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中所占比例从70年代的33%增至90年代的71%，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成员在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中所占比例从70年代的79%下降为90年代的20%，来自乡村的成员在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中所占比例在70年代只有8%，而90年代来自乡村和城市棚户区的成员在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中所占比例达到54%。[332]
然而，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的社会影响力，远远不及倡导非暴力原则的温和伊斯兰主义运动。针对政治暴力的蔓延，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伊斯兰主义的主流派别，屡屡发表声明，强调伊斯兰教不允许滥杀无辜，强调滥杀无辜与伊斯兰教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进而谴责新圣战组织和伊斯兰团发动的恐怖袭击，同时抨击穆巴拉克政府的高压统治无异于恐怖主义。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穆斯塔法·马什胡尔明确表示，伊斯兰教保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自由、平等和生命安全，不允许随意攻击非穆斯林，真正的穆斯林有义务保护非穆斯林的合法权利。[333]
1996年，伊斯兰团领导人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在狱中首次呼吁属下成员单方面放弃政治暴力。[334]1997年7月，埃及军事法庭审理97名伊斯兰武装分子的过程中，一名被告代表狱中的伊斯兰团领导人发表声明，宣布无条件与政府停火。同年11月，伊斯兰团领导人在狱中再次表示放弃反政府的政治暴力，寻求与官方展开政治对话。穆巴拉克政府尽管拒绝接受伊斯兰团领导人的停火要求，却随后释放数千名在押的伊斯兰团成员。[335]
1999年3月，伊斯兰团正式宣布，放弃反政府的政治暴力，致力于现行体制内的政党政治，创立伊斯兰改革党，通过和平与合法的途径实现其政治目标，进而声称：“时间已经证明，暴力和武装斗争对于所有的政党、整个国家和伊斯兰教都是有害的。”[336]伊斯兰团领导人表示，根据《古兰经》《圣训》和沙里亚的相关规定，在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的情况下，使用暴力和诉诸圣战是非法的行为，同时承认伊斯兰教禁止与“有经典的人”进行战斗，而杀害妇女、儿童、老人和无辜者在伊斯兰教中属于不道德的行为。[337](www.xing528.com)
2002年，伊斯兰团成员撰文阐释新的思想纲领和行动策略，要点如下：第一，穆斯林青年的狂热举动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确道路，穆斯林青年与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无助于伊斯兰世界社会状况的好转和扬善戒恶的目标，导致穆斯林生灵涂炭，让犹太人借机从中渔利，呼吁穆斯林青年纠正错误的行为，顺从权威，避免内战，回归正确的道路；第二，伊斯兰教是务实的宗教，伊斯兰教信仰不能脱离现实的环境，即便是沙里亚亦应根据现实环境的变化而加以必要的调整，赛义德·库特布的思想根源于纳赛尔时代的特定环境，然而时过境迁，已与新的环境不符，议会制与政党政治适应新的环境，与伊斯兰教并无根本对立；第三，只要统治者自称是穆斯林，即使并未执行沙里亚的全部规定，即使被宗教学者指责为异教徒，反叛这样的统治者也是不公正的，劫掠科普特派基督徒和袭击外国旅游者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伊斯兰圣战绝非滥杀无辜，只适用于反抗外国入侵；第四，扬善戒恶的责任只属于国家和政府，并非个人行为，公民的权利应当受到应有的保护而不得被其他人随意践踏。[338]
伊斯兰团政治策略的调整，逐渐缓解了其与官方之间的对抗烈度。与此同时，新圣战组织迫于穆巴拉克政府的高压举措，亦开始将攻击矛头转向境外，致力于阿富汗的圣战，进而成为本·拉登的追随者。[339]
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
穆巴拉克时代，伊斯兰团致力于政治暴力，袭击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直至无辜民众和外国旅游者，进而威胁国家的政治稳定。[324]1984年，伊斯兰团领导人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在狱中草拟长达231页的文件，名为“伊斯兰行动公约”，阐述具有激进色彩和暴力倾向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原则。[325]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认为，世俗法律源于西方，与伊斯兰教不符，必须予以根除，进而呼吁与执行世俗法律的埃及统治者战斗到底。[326]1989年，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授意纳吉·易卜拉欣、阿希姆·阿卜杜勒·马吉德、伊萨姆丁·迪尔巴拉撰写《伊斯兰行动准则》一书，完整阐释伊斯兰团的思想纲领。该书强调严格遵循安拉的启示和先知的教诲，崇尚早期伊斯兰教，主张回归经训，正本清源，扬善惩恶。该书认为，埃及的统治者是异教徒，埃及现存的政治秩序是异教的秩序，必须予以根除，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存政府进而建立伊斯兰政府和执行伊斯兰教法是穆斯林责无旁贷的义务。[327]与此同时，伊斯兰团反对和抨击穆斯林兄弟会放弃政治暴力、致力于议会选举、在诸多领域与政府合作的温和政治立场，指责穆斯林兄弟会背离伊斯兰主义的宗旨。[328]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活跃于埃及政治舞台，其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高压与恐怖袭击愈演愈烈，政治暴力出现上升的趋势，安全机构、政府官员、外国游客和科普特派基督徒成为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发动袭击的主要目标。[329]进入90年代，政治暴力在首都开罗和上埃及蔓延，导致埃及濒临内战的边缘，安全形势急剧恶化，而官方的高压政策与政治暴力的泛滥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内在联系。[330]据统计，1991—1995年，死于政治暴力的人数逐年攀升。1991年，30 人死于政治暴力，相当于1981—1990年死于政治暴力的人数总和。1992年，93 人死于政治暴力。1993年，266人死于政治暴力。1994年，304人死于政治暴力。1995年，415人死于政治暴力。此后，政治暴力导致的死亡人数呈下降趋势，1996年174人，1997年193人，1998年39人。[331]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的成分逐渐改变，不足25岁的青年在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中所占比例从70年代的33%增至90年代的71%，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成员在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中所占比例从70年代的79%下降为90年代的20%，来自乡村的成员在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中所占比例在70年代只有8%，而90年代来自乡村和城市棚户区的成员在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中所占比例达到54%。[332]
然而，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的社会影响力，远远不及倡导非暴力原则的温和伊斯兰主义运动。针对政治暴力的蔓延，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伊斯兰主义的主流派别，屡屡发表声明，强调伊斯兰教不允许滥杀无辜，强调滥杀无辜与伊斯兰教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进而谴责新圣战组织和伊斯兰团发动的恐怖袭击，同时抨击穆巴拉克政府的高压统治无异于恐怖主义。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穆斯塔法·马什胡尔明确表示，伊斯兰教保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自由、平等和生命安全，不允许随意攻击非穆斯林，真正的穆斯林有义务保护非穆斯林的合法权利。[333]
1996年，伊斯兰团领导人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在狱中首次呼吁属下成员单方面放弃政治暴力。[334]1997年7月，埃及军事法庭审理97名伊斯兰武装分子的过程中，一名被告代表狱中的伊斯兰团领导人发表声明，宣布无条件与政府停火。同年11月，伊斯兰团领导人在狱中再次表示放弃反政府的政治暴力，寻求与官方展开政治对话。穆巴拉克政府尽管拒绝接受伊斯兰团领导人的停火要求，却随后释放数千名在押的伊斯兰团成员。[335]
1999年3月，伊斯兰团正式宣布，放弃反政府的政治暴力，致力于现行体制内的政党政治，创立伊斯兰改革党，通过和平与合法的途径实现其政治目标，进而声称：“时间已经证明，暴力和武装斗争对于所有的政党、整个国家和伊斯兰教都是有害的。”[336]伊斯兰团领导人表示，根据《古兰经》《圣训》和沙里亚的相关规定，在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的情况下，使用暴力和诉诸圣战是非法的行为，同时承认伊斯兰教禁止与“有经典的人”进行战斗，而杀害妇女、儿童、老人和无辜者在伊斯兰教中属于不道德的行为。[337]
2002年，伊斯兰团成员撰文阐释新的思想纲领和行动策略，要点如下：第一，穆斯林青年的狂热举动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确道路，穆斯林青年与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无助于伊斯兰世界社会状况的好转和扬善戒恶的目标，导致穆斯林生灵涂炭，让犹太人借机从中渔利，呼吁穆斯林青年纠正错误的行为，顺从权威，避免内战，回归正确的道路；第二，伊斯兰教是务实的宗教，伊斯兰教信仰不能脱离现实的环境，即便是沙里亚亦应根据现实环境的变化而加以必要的调整，赛义德·库特布的思想根源于纳赛尔时代的特定环境，然而时过境迁，已与新的环境不符，议会制与政党政治适应新的环境，与伊斯兰教并无根本对立；第三，只要统治者自称是穆斯林，即使并未执行沙里亚的全部规定，即使被宗教学者指责为异教徒，反叛这样的统治者也是不公正的，劫掠科普特派基督徒和袭击外国旅游者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伊斯兰圣战绝非滥杀无辜，只适用于反抗外国入侵；第四，扬善戒恶的责任只属于国家和政府，并非个人行为，公民的权利应当受到应有的保护而不得被其他人随意践踏。[338]
伊斯兰团政治策略的调整，逐渐缓解了其与官方之间的对抗烈度。与此同时，新圣战组织迫于穆巴拉克政府的高压举措，亦开始将攻击矛头转向境外，致力于阿富汗的圣战，进而成为本·拉登的追随者。[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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