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兄弟会：政治斗争与选举参与

穆斯林兄弟会自1928年创建以来，历经哈桑·班纳（1928—1949年在任）、哈桑·侯戴比（1951—1973年在任）、欧默尔·泰勒迈萨尼（1973—1986年在任）、穆罕默德·阿布·纳斯尔（1986—1996年在任）、穆斯塔法·马什胡尔（1996—2002年在任）、马蒙·侯戴比（2002—2004年在任）、默罕默德·马赫迪·阿其夫（2004—2010年）、穆罕默德·巴迪（2010—2012年）八代总训导师。倡导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信仰原则、建立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和遵循伊斯兰教法，无疑是穆斯林兄弟会始终坚持的基本纲领。然而，随着所处政治环境的变化，穆斯林兄弟会的斗争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

重建后的穆斯林兄弟会无疑恪守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准则，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欧默尔·提勒麦萨尼认为：伊斯兰教是“信条、崇拜、祖国、公民、文化、法律、权力”，包罗万象，因此规定社会与国家的各个方面，而回归伊斯兰教是解决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在内的所有问题的根本出路。^[232]然而，特定的政治环境，塑造着相应的政治理念，进而决定着相应的政治实践。后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穆斯林兄弟会政治纲领的相应变化，官方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自由化政治改革进程是穆斯林兄弟会通过合法方式扩大政治影响的重要条件。自7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再度崛起于埃及政治舞台，可谓自上而下之自由化政治改革的逻辑结果和历史产物。

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反对多党制，认为多党制是分裂和内乱的渊薮。赛义德·库特卜崇尚政治暴力，强调“战斗的伊斯兰”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相比之下，后纳赛尔时代，重建的穆斯林兄弟会面临新的政治形势，开始调整政治策略，强调伊斯兰主义与宪政民主的相容性和一致性，主张放弃暴力，寻求合法的斗争方式，力争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致力于在宪政框架下推动政治改革进程和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选举，试图在议会选举的框架下寻求新的政治空间，政治立场趋于温和。

早在萨达特执政初期，穆斯林兄弟会的总训导师和著名理论家哈桑·侯戴比声称：“我不坚持立党，但是坚持进行政治活动和民众活动。如若国家实行政党制，又认为适用于我们，那么我们就是政党。”^[233]继哈桑·侯戴比之后出任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的欧默尔·泰勒迈萨尼则表示：“穆斯林兄弟会无意发动革命，也无意诉诸革命的手段，不相信革命的功效和结果”，主张通过议会竞选的形式角逐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目的。^[234]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支持萨达特政权旨在实现去纳赛尔化的“纠偏运动”，明确表示穆斯林兄弟会奉行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原则，而纳赛尔政权长期背离议会民主制。“1952年‘七月革命’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革命……‘七月革命’的原则源于穆斯林兄弟会的遗产。纳赛尔和自由军官背离革命的原则，导致穆斯林兄弟会与纳赛尔及自由军官分道扬镳。”^[235]

8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看法是，尽管穆斯林兄弟会尚未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政治地位，然而相对于纳赛尔时代和萨达特时代，穆巴拉克执政后，埃及的民主化程度有所提高。1982年，欧默尔·泰勒迈萨尼宣布：“我们已经与暴力彻底决裂……我们不接受武装革命，不接受群众动乱。”^[236]1987年，穆斯林兄弟会的新任总训导师穆罕默德·阿布·纳斯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告诉记者：暴力恐怖是误读和曲解伊斯兰教的结果。^[237]“在过去的30年，自由军官政权利用报刊和图书诋毁穆斯林兄弟会，将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形容为杀手，进而欺骗民众”，“民众现在目睹我们的行为……证明自由军官政权的诋毁只是欺骗民众的谎言”。^[238]在同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甚至删除“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道而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作为争取民众支持的政治纲领，“把选票投给安拉，把选票投给穆斯林兄弟会”成为穆斯林兄弟会新的竞选口号。^[239]穆斯林兄弟会借助参与常态化的议会选举，宣传其宗教政治主张。换言之，议会选举的政治参与，为穆斯林兄弟会提供得以向埃及民众宣传宗教政治主张进而唤醒民众和争取民众支持的合法渠道。议会选举的积极参与标志着穆斯林兄弟会继自由主义时代之后再次成为具有合法地位的反对派政治力量，选举产生的议会随之成为穆斯林兄弟会主流派别角逐国家权力的重要舞台。

穆斯林兄弟会崛起于埃及政治舞台，可谓自上而下之自由化政治改革的逻辑结果和历史产物，而穆斯林兄弟会自身的嬗变，特别是合法化、温和化、世俗化的政治策略调整，使其在埃及政治舞台日趋活跃。进入90年代，埃及的经济改革与政治发展呈悖论的趋向，世俗反对派政治力量由于政府的高压政策而陷于瘫痪状态，穆斯林兄弟会却因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完整的组织结构和灵活的政治策略而一枝独秀，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反对派，议会和诸多民间社会组织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实现政治参与的主要场所。另一方面，尽管面对官方的政治排斥，穆斯林兄弟会依然坚持非暴力的政治原则，致力于谋求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穆斯林兄弟会屡屡谴责宗教激进组织的政治暴力，否认与伊斯兰武装分子之间存在联系，强调暴力恐怖与伊斯兰教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滥杀无辜在伊斯兰教看来是大罪。^[240]阿布·纳斯尔声称：暴力恐怖是误读和曲解伊斯兰教的结果，而良好的安全环境不能通过高压的政治手段，而是来自宽松的政治氛围、公正的司法程序、广泛的民众参与和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241]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坚持在宪法和现行法律的框架内从事政治参与的相关活动，致力于在宪政框架下推动政治改革进程。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阿布·福图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们希望政府解除限制穆斯林兄弟会的禁令，允许我们成为合法的政党。”^[242]1995年底，埃及经历最具暴力色彩的议会选举，61 人死，1 313 人伤，2 400 人被捕。穆斯林兄弟会约有150人参与竞选，只获得1个席位。尽管如此，穆斯林兄弟会依然坚持参与选举的合法政治原则。^[243](www.xing528.com)

在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处于对立的状态。所谓世俗与宗教的冲突，折射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穆斯林兄弟会尽管从未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却无疑是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上最成功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其思想纲领涉及个人、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诸多方面，而实现政治参与是其思想纲领的核心。^[244]穆斯林兄弟会强调公正平等的经济社会秩序是伊斯兰政治体制和政治民主的基础，主张缩小贫富差距，完善公共福利，保护私有财产，减少政府的经济干预，鼓励发展私人经济，抵制来自西方的经济操纵。^[245]然而，直到90年代初，穆斯林兄弟会依然缺乏清晰的政治目标。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只是强调“伊斯兰是出路”的口号，主张实施伊斯兰教法。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穆斯林兄弟会与诸多世俗政治力量之间的广泛合作，进而限制了穆斯林兄弟会自身的发展空间。^[246]

自90年代中期开始，穆斯林兄弟会逐渐更新政治理念和调整政治策略，淡化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色彩，试图弥合反对派阵营的教俗分歧，进而扩大与世俗反对派的政治合作。

1994年，穆斯林兄弟会发表声明，陈述新的政治倾向，强调传统的舒拉原则与多元政治文明以及民众主权具有同一性，均属沙里亚的范畴，同时强调宪政框架下公正自由的议会选举是保障权力分割和制约进而完善民主政治的必要方式，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原则，赞赏多党制的竞选制度和多元化的政治原则。^[247]穆斯林兄弟会在声明中表示，《古兰经》（4：34）关于男子对于妇女的监护权，只是局限于家庭事务，不能延伸到公共生活领域，进而主张保障妇女权益，承认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相比之下，穆斯林兄弟会的前任总训导师欧默尔·提勒麦萨尼曾经明确反对男女平等的政治理念，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性和非平等性。^[248]欧默尔·提勒麦萨尼曾经表示：“我不愿意谈论女人，也不赞成所谓男女平等的理论。我相信，男人是男人而女人是女人，这就是安拉创造女人的原因……一个女人，如果觉得自己应当与男人处于同样的地位，那么她一定是失去了女人的气质、操守和尊严。”^[249]

1995年，穆斯林兄弟会再次发表声明，阐述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四项政治原则，承认伊斯兰世界的基督徒与穆斯林是兄弟和伙伴，非穆斯林享有与穆斯林同等的政治权利，强调统治者不具有宗教的权威，统治者的权力来自民众的选择，民众选举的国家机构具备世俗的政治权威，民主制与舒拉原则具有一致性，重申放弃暴力和诉诸非暴力方式实现广泛参与的政治原则，呼吁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致力于人权运动。^[250]穆斯林兄弟会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无意强迫任何人改变自己的信仰，正如启示所云：‘信仰不能强迫’。我们对于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兄弟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们与我们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穆斯林兄弟会的声明认为，民众主权与教法实践并无矛盾。“在穆斯林社会，政府的立法应当根据民众的意志……民众有权根据时间、空间和条件的变化制定不同的制度、以便满足具体环境的需要。”“伊斯兰教无论何时都尊重人性，不分语言、肤色和种族。穆斯林兄弟应当向所有人敞开怀抱，不应当轻视或者孤立任何人。”^[251]针对宗教激进派别对科普特派基督徒发动攻击和愈演愈烈的教派冲突，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穆斯塔法·马什胡尔表示：“伊斯兰教保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自由、平等和生命安全，不允许随意攻击非穆斯林……真正的穆斯林有义务保护非穆斯林的权利。”^[252]1997年，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穆斯塔法·马什胡尔宣称，穆斯林兄弟会并非穆斯林政党，而是由穆斯林组成的政党。穆斯塔法·马什胡尔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以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实现伊斯兰国家的目标，或许需要一个世纪的努力，应当由我们的后代完成这样的任务。”^[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