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纳赛尔时代，多党制的政治实践呈上升的趋势，是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然而，诸多世俗政党的政治实践往往局限于精英阶层，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社会孤立性，难以动员下层民众的广泛政治参与。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反对贫富不均和倡导社会平等的信仰原则在下层民众中广泛传播，成为下层民众寻求精神安慰的意识形态，清真寺则提供了庇护下层民众的重要社会场所。据统计，埃及清真寺的数量，1962年为1.7万处，1975年增至2.9万处，1979年达到3.4万处。[181]另据资料统计，1970年萨达特出任总统时，埃及全国共有清真寺2万处；1981年萨达特遇害身亡时，埃及的清真寺总数达到4.6万处。[182]1991年，埃及共有清真寺9.1万处，其中民间背景的清真寺4.5万处。1997年，埃及共有清真寺17万处，其中隶属官方的清真寺仅3万处，其余皆为民间背景的清真寺。民间背景的清真寺不同于隶属官方的清真寺，依靠私人募捐，实行自治管理，不仅具有宗教功能，而且具有多重的社会福利功能，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包括教育、医疗、慈善之类的社会服务，弥补政府职能转换后的社会空间，影响遍及千家万户。[183]据统计，2000年，身着伊斯兰传统服饰的妇女占80%。相比之下，在1969年的开罗，头戴面纱的妇女寥寥无几。越来越多的人身着传统伊斯兰教服饰，并非发思古之幽情，意在发泄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进而挑战世俗政权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书籍、传单、磁带、报纸和杂志的发行量大幅上升。1994年，宗教书籍占全部书籍的四分之一，与1985年相比增长25%。在1995年的开罗图书市场，宗教书籍的出售量占交易图书的85%。1975—1990年，宗教内容的电视节目增长50%。安拉的统治取代法老的统治以及实践《古兰经》的信仰原则和重建先知时代的神权政治，成为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基本纲领。伊斯兰教的政治化，则是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理论武器。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伊斯兰反对派政治组织，在下层民众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蕴含着民众招募和社会动员的巨大潜力。在最具自由化和西方色彩的开罗美国大学，礼拜的场所已经是人满为患。[184]
鉴于浓厚的宗教氛围，政府不得不否认埃及是世俗国家，强调沙里亚是全部法律的基础。[185]1992年，内政部长穆罕默德·阿里·马赫祖卜宣称，埃及所有的法律都是建立在沙里亚的基础之上，埃及政府绝不允许世俗国家的建立。代表官方立场的爱资哈尔大穆夫提舍赫塔恩塔维则宣称，埃及虽然没有伊斯兰教的政党，却有伊斯兰的国家，埃及政府拒绝宗教与政治的分离。[186]穆巴拉克总统强调爱资哈尔的宗教权威地位，舍赫塔恩塔维则称赞穆巴拉克在总统任期内遵循伊斯兰教的戒律和所取得的卓越成绩。[187]世俗国家的宗教属性，由此可见一斑。
纳赛尔去世后，埃及的威权政治出现松动的迹象，自上而下的自由化政治改革进程逐渐启动，政治环境趋于宽松。1971年颁布的宪法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是埃及的官方信仰，伊斯兰教法即沙里亚是国家立法的主要源泉，而萨达特本人则以“信士的总统”自居。[188]萨达特曾经将纳赛尔时代称作唯物主义的时代，世俗原则构成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相比之下，自萨达特时代开始，埃及社会的宗教氛围日渐浓厚，伊斯兰复兴运动呈上升趋势，穆斯林兄弟会重新崛起，进而形成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激烈角逐。
萨达特时代的埃及与巴列维国王在位后期的伊朗，皆曾在政治领域面临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挑战。然而，萨达特时代民主化进程的启动与巴列维王朝世俗威权政治的膨胀，导致宗教政治在埃及和伊朗的不同后果。如果说伊朗的伊斯兰主义表现为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政治革命，那么埃及的伊斯兰主义则表现为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运动，与公民社会的成长具有内在的联系。穆斯林兄弟会的广泛社会实践，标志着埃及伊斯兰主义的上升趋势。
自70年代，伊斯兰主义组织首先出现于大学校园的学生自治组织中。80年代末，埃及的非政府组织近1.3万个，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处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控制之下。[189]90年代中期，埃及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增至1.4万个，其中约8 000个处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控制之下。[190]数量众多的伊斯兰志愿者团体与遍布各地的清真寺保持密切的联系，通常具有慈善机构的功能，为民众提供宗教服务和社会服务。
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斯兰投资公司缘起于萨达特时代实施的私有化经济改革，可谓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和直接受益者，提供了支撑伊斯兰主义动员民众进而角逐政坛的重要财源。[191]80年代，埃及私人经济领域最有影响力的18个家族中的8个家族具有不同程度的伊斯兰主义倾向，40%的私人经济与穆斯林兄弟会联系密切。[192]80年代中期，埃及的伊斯兰投资公司近200家，总资产超过200亿埃镑，约100万埃及人持有伊斯兰投资公司的股份。[193]拉伊延投资公司、沙里夫投资公司、赛尔德投资公司、胡达投资公司、巴德尔投资公司和希拉勒投资公司，埃及六家最大的伊斯兰投资公司。[194]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哈桑·侯戴比、欧默尔·提勒麦萨尼和穆斯塔法·马什胡尔，均来自土地贵族世家，亦是萨达特开放经济政策的受益者。1977年，沙特家族的穆罕默德·费萨尔亲王创办费萨尔伊斯兰银行。该银行在埃及的分行创立者之一欧默尔·马尔伊，具有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背景。[195]非政府组织的和子女是诸多职业协会；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角逐，体现为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对于职业协会控制权的争夺。[196]8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通过选举逐渐控制诸多职业协会。90年代，职业协会成为伊斯兰主义最重要的试验田，进而形成区别于官方和威权政府的管理模式。政府致力于排斥穆斯林兄弟会在职业协会的影响。1993年颁布第100号法令，旨在限制穆斯林兄弟会插手职业协会。然而，政府的举措收效甚微。[197]
宪政时代，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是包括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在内的下层民众，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构成下层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而社会基础的下层民众性决定了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纲领和政治手段的激进性。相比之下，后纳赛尔时代，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发生明显的变化，民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逐渐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内部崭新的社会力量。穆斯林兄弟会的复兴，包含诸多新兴社会阶层广泛参与进而挑战威权政治和官僚资产阶级之特权地位的明显倾向。穆斯林兄弟会的死灰复燃和宗教政治的卷土重来反映出民众政治参与的强烈愿望，而社会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纲领的相对温和性。在政府主导和自上而下的世俗政党政治之外，民间色彩和自下而上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游离于官方和政府的操纵和控制之外，成为民众动员和政治参与的空间和载体。[198]民众对于世俗威权政府的不满，提供了伊斯兰主义蔓延的社会根源。[199]“伊斯兰是出路”（Al-Islam huwa al-hall），成为伊斯兰主义运动的重要标志。[200]
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复兴滥觞于70年代，而萨达特堪称伊斯兰主义运动得以复兴的始作俑者。萨达特执政以后，推行自由化政策，政治环境较纳赛尔时代相对宽松。爱资哈尔代表的官方伊斯兰教从属于萨达特政权，强调现存秩序的合法性，支持萨达特政权的内外政策，成为国家控制民众和驾驭社会的重要工具。穆斯林兄弟会由于与纳赛尔政权积怨甚深，支持萨达特政权的去纳赛尔化政策。萨达特政权则解除纳赛尔时代的禁令，释放在押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给予穆斯林兄弟会以合法地位，允许穆斯林兄弟会出版报刊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在大学校园组建伊斯兰协会，试图借助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遏制和削弱世俗色彩的纳赛尔主义残余势力，强化新政权的社会基础，穆斯林兄弟会随之重新浮出埃及政治舞台的水面，逐渐控制诸多职业协会和学生组织，遍布各地的清真寺和形形色色的慈善机构亦成为穆斯林兄弟会扩大影响的重要载体。[201]另一方面，自70年代开始，数百万的埃及人移居沙特阿拉伯从事劳务，深受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得到海湾国家的资助，伊斯兰主义的社会福利呈上升的趋势，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影响随之扩大。[202](www.xing528.com)
伊斯兰主义运动，在伊朗演变为政治革命，在埃及却长期表现为社会运动。然而，两者差异的根源，并非在于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区别，而是在于政治环境的不同。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从19世纪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到20世纪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处于主导地位的群体并非职业的宗教学者即欧莱玛，而是来自世俗领域的从业者，明显区别于伊朗。埃及70年代以来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作为民间色彩的宗教政治运动，其核心成员大都来自大学校园，表明现代世俗教育与现代伊斯兰主义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相比之下，爱资哈尔为代表的宗教教育和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长期游离于伊斯兰主义运动之外，与官方保持密切的联系，持相对保守的立场。[203]
7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阵地是大学校园。1977年，穆斯林兄弟会控制了全部13所大学的学生组织。1978年，穆斯林兄弟会控制了埃及学生全国联合会。穆斯林兄弟会于1977年创办杂志《达瓦》，1979年发行量达到8万份。1981年，穆斯林兄弟会成功地组织25万人在开罗阿比丁广场举行聚礼。[204]然而，萨达特政权沿袭纳赛尔时代的传统，坚持教俗分离的政治原则，强调“宗教中无政治，政治中无宗教”。[205]萨达特曾经公开表示：“那些热衷于伊斯兰教的人应当到清真寺去，那些希望从事政治的人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206]重建的穆斯林兄弟会试图在议会选举的框架下寻求新的政治空间，而萨达特不仅拒绝给予穆斯林兄弟会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甚至禁止穆斯林兄弟会以独立候选人的形式参与议会竞选，只是允许穆斯林兄弟会与脱胎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三个世俗政党建立竞选联盟。穆斯林兄弟会内部的元老派恪守哈桑·班纳时代的传统，强调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原则，抵制穆斯林兄弟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政治联盟。[207]
自70年代中期开始，萨达特政权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进而分道扬镳。1977年，穆斯林兄弟会抨击萨达特出访耶路撒冷，反对与以色列单独媾和。[208]1978年，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埃及政府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是背叛伊斯兰教信仰和出卖阿拉伯民族利益。1979年，穆斯林兄弟会支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抗议埃及政府向伊朗国王巴列维提供政治避难。[209]与此同时，萨达特政权开始谴责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的国中之国，进而打击穆斯林兄弟会，逮捕穆斯林兄弟会领袖提勒麦萨尼，接管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清真寺，取缔穆斯林兄弟会主办的报刊，穆斯林兄弟会与萨达特政权的紧张关系骤然加剧。[210]1981年萨达特遭到宗教激进分子暗杀后，包括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内约500人被捕，24人涉嫌参与暗杀萨达特的行动，其中5人被处死，17人被判处终身监禁。[211]
穆巴拉克执政初期的80年代，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穆巴拉克政权尽管继续否认穆斯林兄弟会具有合法政党的地位，却释放包括总训导师欧默尔·提勒麦萨尼在内的在押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允许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从事政治活动和以独立候选人的名义参加议会竞选。[212]穆斯林兄弟会再度与官方处于合作的状态，政治空间进一步释放，其社会影响力随之明显扩大。此间可谓1952年革命以来穆斯林兄弟会迅猛发展的黄金时代。穆斯林兄弟会致力于社会领域的活动，清真寺和形形色色的慈善机构成为穆斯林兄弟会扩大影响的基本载体。至80年代末，穆斯林兄弟会仿佛是影子政府一般，控制数以千计的清真寺以及几乎所有的职业协会和大学校园的学生组织。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旧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削弱，为穆斯林兄弟会在公益领域的扩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13]穆斯林兄弟会不仅致力于宗教色彩的政治宣传，而且主张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发展民族经济，创造私人投资的良好环境，改善财富分配体系，抑制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保障公民权利，尤其是致力于救济民众的社会福利活动。[214]70年代以后，穆斯林兄弟会开办和经营银行、公司、企业、学校、医院、农场和媒体，具备金融服务、就业培训、社会福利、教育卫生多项功能，在埃及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穆巴拉克时代，民间色彩的伊斯兰志愿者组织呈明显增多的趋势。90年代初，埃及约有超过1.1万个民间社团，其中超过3 000个系伊斯兰志愿者组织。90年代中期，埃及民间社团增至1.4万个，其中约8 000个系伊斯兰志愿者组织。[215]数量众多的伊斯兰志愿者组织与遍布各地的清真寺保持密切的联系，通常具有慈善机构的功能，为民众提供宗教服务和社会服务。穆斯林兄弟会社会影响的迅速扩大，并非由于其倡导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由于其保障民众利益的社会实践。[216]1992年开罗地震期间，穆斯林兄弟会为灾民提供医疗和食品救济，发放帐篷，向每个受灾的家庭提供1 000美元。相比之下，政府却未能有所作为。[217]
进入9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影响力空前扩大，成为威胁政府和挑战公权的潜在隐患。与此同时，政府改变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宽容政策，压缩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空间，限制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活动，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1992年7月，政府颁布反恐法，扩大安全机构的执法权限。随后，安全机构以威胁外国游客的理由拘捕7 000人。1994年的最初数月，安全机构以涉嫌恐怖活动的理由拘捕2.9万人。1993年，政府将恐怖活动的嫌犯交由军事法庭审理，军事法庭的审理范围逐渐扩大到非暴力的伊斯兰主义者。[218]著名作家穆罕默德·海卡尔称，1994年，平均每天有50人遭到拘禁，平均每月有3人被政府绞死。[219]与此同时，政府转变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宽松政策，不再区分温和立场的穆斯林兄弟会与宗教激进组织。内务部长宣布，政府将与伊斯兰主义者战斗。[220]穆斯林兄弟会的重要阵地是职业协会，1993年，政府颁布第100号法令，排斥穆斯林兄弟会对于职业协会的控制，进一步限制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空间。[221]1994年，埃及政府颁布法令，废止大学校长由民间选举产生的惯例，规定大学校长由官方任命，强化对于职业协会选举的司法监督，旨在遏制伊斯兰主义对于大学校园和职业协会选举的影响。[222]控制媒体和实行新闻审查，亦是官方压缩穆斯林兄弟会政治空间的重要手段。[223]官方的高压政策导致伊斯兰主义运动进入低谷，穆斯林兄弟会被官方视作“具有激进倾向的非法组织”。[224]
1995年1月，82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遭到逮捕，并以涉嫌颠覆政府的罪名被送交军事法庭。同年6月，穆巴拉克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遭到伏击，导致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225]政府开始指责穆斯林兄弟会支持伊斯兰激进组织，进而将穆斯林兄弟会与伊斯兰激进派别等同视之，加大排斥穆斯林兄弟会的力度，直至取缔穆斯林兄弟会的合法地位。官方宣称，穆斯林兄弟会与激进组织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226]穆巴拉克指责穆斯林兄弟会是非法组织和麻烦制造者，声称：“穆斯林兄弟会在1952年革命前曾经暗杀两位首相，后来在亚历山大暗杀纳赛尔未遂，萨达特总统正是死于伊斯兰主义者的暗杀，穆斯林兄弟会、吉哈德与其他激进组织是一路货色。”[227]1995年议会选举前夕，开罗的穆斯林兄弟会总部被政府关闭，81名穆斯林兄弟会重要成员遭到逮捕，其中54人被军事法庭判处监禁。[228]政府接管超过60 000处清真寺，禁止未经政府允许的欧莱玛在清真寺进行演讲。1997年4月，61名穆斯林兄弟会重要成员被判处超过5年的监禁。[229]与此同时，穆巴拉克试图通过与世俗反对派政党之间的对话，寻求广泛的政治支持，共同对抗伊斯兰主义的挑战。然而，由于政府拒绝与世俗反对派政党讨论诸如宪政和政治改革等敏感问题，政治对话无果而终。[230]2000年议会选举前夕，数以百计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投入监狱，20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议会候选人被送交军事法庭判处三至五年的监禁。[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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