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下：埃及金融困境与贫困问题

后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处于从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阶段，其突出特征在于旧的秩序趋于崩溃而新的秩序尚未确立。政府干预和国家主义的经济模式无疑具有遏制贫富分化的社会功能，而萨达特时代和穆巴拉克时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之逻辑结果是导致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新经济政策的受益者只是少数人，财富集中于称作“肥猫”的新贵手中，下层民众丧失旧秩序提供的社会保障，而尚未被纳入新秩序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遍处于孤立无助的贫困状态。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贫富差异日趋扩大，社会分化明显加剧。

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从纳赛尔时代的1964年到萨达特时代的1975年，占总人口60%的社会下层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29%下降为20%，占总人口30%的社会中层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40%下降为22%，占总人口10%的社会上层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31%上升为58%。1975年，5%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21%，20%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49%；20%的最底层贫困人口占有国民收入的5%，40%的社会下层占有国民收入的14%^[165]。1974年，埃及的百万富翁不到200人；1981年，百万富翁达到1.7万人。^[166]1982—1991年，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7.0%上升为25.1%，其中贫困人口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6.1%上升为28.6%，贫困人口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8.2%上升为20.3%，基尼指数在乡村从0.27上升为0.36，在城市从0.32上升为0.34。^[167]90年代初，拥有财产超过1亿美元的新贵约50人，拥有财产0.8亿—1亿美元的新贵100人，拥有财产0.5 亿—0.8 亿美元的新贵150 人，拥有财产0.3亿—0.5亿美元的新贵220人，拥有财产0.15亿—0.3亿美元的新贵350人，拥有财产0.1亿—0.15亿美元的新贵2 800人，拥有财产500万—1 000万美元的新贵70 000人。^[168]1981—1997年，占城市人口40%的下层民众在城市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21%下降为15%，占城市人口20%的富人在城市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41%上升为49%；占乡村人口40%的下层民众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25%下降为18%，占乡村人口20%的富人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35%上升为46%。^[169]1996年，1 370万人生活在每天不足1美元的贫困线之下。^[170]1993—1999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经历去国有化的进程，失业率达到10%—22%。^[171]2000年，20%的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50%的埃及人接近贫困线。城市人口的贫困率为18.5%，乡村人口的贫困率为21.5%。在上埃及，城市人口的贫困率达到36%，乡村人口的贫困率达到35%；其中艾斯尤特省的贫困率最高，城市贫困率91%，乡村贫困率83%。相比之下，在下埃及的城市，西奈的贫困率为7%，塞得港的贫困率为11%，苏伊士的贫困率为18%。^[172]

补助金制度是国家主义的重要基础，亦是维持普通民众生活水准的经济手段。1965—1990年，补助金占政府全部财政支出的18%；其中，1975—1981年，补助金高达政府支出的22%。至1990年，政府发放补助金累计46亿埃镑。^[173]1991年，埃及政府开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压缩政府的财政支出，削减生活必需品的物价补贴。1992—1997年，政府公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1.5%削减为5.4%，而补助金发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5.2%削减为1.6%。^[174]1980年，18种生活必需品列入政府的补助范围；1997年，列入政府补助范围的生活必需品只有面包、面粉、糖和食用油4种。^[175]与此同时，政府削减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支出。政府的教育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1970年的16.7%下降为1990年的10%，医疗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1970年的4.8%下降为1990年的1.9%。^[176]与60年代初相比，90年代初埃及物价上涨300%，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77](www.xing528.com)

后纳赛尔时代，埃及的人口增长率逐年上升，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剩余劳动力队伍不断扩大，形成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失业率居高不下。1985年，失业率达到前所未有的15%。^[178]1994年，失业率接近20%。^[179]进入90年代，埃及人口年均增长率2.2%，劳动力年均增长率2.8%，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2.0%。1988—1998年，劳动力年均增长52万人，就业者年均增长44万人，年均8.8万人进入失业者行列。^[180]

乡村人口离开土地而拥入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处于游离状态，缺乏必要的经济保障和政治权利。青年人就业无门，前途渺茫，亦心存不满。贫富分化的扩大、物价的上涨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加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