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政治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世俗色彩的专制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宗教色彩的伊斯兰主义经历了此消彼长和相互制衡的过程。民众政治与威权政治的尖锐对抗以及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激烈冲突两种倾向的错综交织，贯穿埃及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期间，首开埃及世俗化改革的先河。传统宗教势力的排斥和传统宗教权力的否定，构成强化世俗君主之威权政治的重要环节。自由主义时代，福阿德和法鲁克两代国王的君主专制，构成埃及世俗政治的外在形式，而宪政框架下的政党政治和精英政治，亦包含世俗政治的明显倾向。自由主义时代后期，宗教政治与下层民众的广泛政治参与密切相关，民众政治挑战精英政治的抗争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穆斯林兄弟会崛起于埃及的政治舞台，既构成民众政治挑战精英政治的重要形式，亦包含宗教政治挑战世俗政治的历史内容。以安拉的统治取代法老的统治以及实践《古兰经》的信仰原则和重建先知时代的神权政治，成为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基本纲领。伊斯兰教的政治化，则是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理论武器，在下层民众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蕴含着民众动员的巨大潜力。
1952年“七月革命”以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影响埃及社会各个层面的首要因素，埃及自居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纳赛尔则被视作阿拉伯世界的旗手和阿拉伯民族尊严的象征。纳赛尔时代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和新旧社会势力的剧烈消长，导致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化的客观趋势。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阿拉伯民族主义日渐衰微，现代伊斯兰主义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埃及进入民主与专制激烈抗争的崭新阶段。民众对于威权政府的不满，提供了伊斯兰主义蔓延的社会根源。
1952年“七月革命”前夕，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构成自由军官的重要政治盟友，支持自由军官推翻法鲁克王朝。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与推翻法鲁克国王专制统治的共同目标，无疑是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组织建立联盟的政治基础。“七月革命”胜利后，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建立联盟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进而分道扬镳。纳赛尔政权致力于强化世俗色彩的威权政治，排斥政治反对派，而穆斯林兄弟会挑战自由军官的统治地位，试图与自由军官分享国家权力，成为纳赛尔政权面临的潜在政治威胁。但是，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之间的矛盾冲突并非源于所谓政治理念和发展目标的根本分歧，亦非宗教与世俗的对抗，而是权力角逐的逻辑结果。[155]自由军官的世俗化政策，无疑是纳赛尔时代强化威权政治的举措。所谓的政治伊斯兰化倾向，则是穆斯林兄弟会要求实现政治参与和分享国家权力的手段。
1954年1月，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与解放大会的支持者发生冲突，政府随后指责穆斯林兄弟会反对“七月革命”，进而取缔穆斯林兄弟会，逮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450人。[156]同年10月，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亚历山大暗杀纳赛尔未遂；12月，纳赛尔政权处死6名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判处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哈桑·侯戴比终身监禁，超过6 000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入狱。尽管如此，纳赛尔政权无意排斥伊斯兰教，他着力强化官方伊斯兰教的主导地位，进而将官方伊斯兰教作为控制民众的政治工具。“1952年革命后，清真寺的数量明显增多。政府建立新的宗教广播电台，发起创办伊斯兰大会和伊斯兰研究会，以法律的形式维护爱资哈尔的权威地位，将伊斯兰教作为学校考试的必修科目……爱资哈尔与纳赛尔政权保持广泛的合作，教界上层不断发布支持政府的宗教法令。纳赛尔及其同僚与激进组织成员在宗教领域展开角逐，激进组织成员难以将纳赛尔主义诋毁为无神论的意识形态。穆斯林兄弟会与纳赛尔之间的真正分歧，在于国家权力的归属。”1964年，纳赛尔政权颁布大赦令，释放穆斯林兄弟会囚犯，旨在争取宗教势力的支持，抵制左翼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许多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获释出狱，甚至获得政府给予的经济赔偿。1965年，纳赛尔政权再次发起清洗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运动，近3万人遭到囚禁，数十人被判处死刑。[157](www.xing528.com)
自由主义时代，穆斯林兄弟会强调伊斯兰教的政治实践，致力于复兴伊斯兰教和争取埃及的民族独立，诉诸圣战和崇尚暴力构成穆斯林兄弟会的普遍特征。纳赛尔时代，穆斯林兄弟会长期处于低谷状态，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大都被关押在开罗南郊的图拉监狱。1957年，21名穆斯林兄弟会囚犯被政府处决。高压的政策和残酷的政治环境塑造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激进思想，“集中营成为重建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据点”。[158]
纳赛尔时代穆斯林兄弟会最重要的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1906年出身于上埃及艾斯尤特省的乡村贵族家庭，1925年起就读于开罗师范学院，毕业后任职于埃及政府的教育部，曾经追随扎格鲁勒和纳哈斯，1945年退出华夫托党，移居美国，1951年回国后加入穆斯林兄弟会。赛义德·库特卜后来声称：“我出生于1951年”。赛义德·库特卜于1954年入狱，1966年被纳赛尔政权处死。赛义德·库特卜在狱中著书五种，其中最著名的是《路标》。[159]赛义德·库特卜所著《路标》一书，在继承哈桑·班纳以及阿布·阿拉·毛杜迪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着力阐述激进倾向的政治思想。[160]赛义德·库特卜强调伊斯兰教与民众自由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强调安拉的绝对主权，质疑纳赛尔政权的合法性，声称纳赛尔政权奉行的世俗政治背离伊斯兰教的基本准则而无异于查希里叶时代的蒙昧制度。赛义德·库特卜声称，伊斯兰教并非只是内心深处的信仰，而是人类摆脱奴役状态的政治宣言；伊斯兰教否认盗用安拉名义的世俗权力和世俗统治，世俗统治者盗用的权力必须归还安拉，盗用安拉权力的世俗统治必须被推翻。赛义德·库特卜声称，实现安拉主权的目的并非建立教界的统治，而是恢复伊斯兰教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保障民众摆脱奴役和获得解放；实现安拉主权的途径并非只是信仰的说教，而是应当诉诸圣战的暴力方式。[161]赛义德·库特卜认为，“今天存在于大地上的所有社会确已进入蒙昧社会的范畴之内”，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民众尚有一定的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而纳赛尔政权彻底剥夺了民众的自由，信仰的传布只能诉诸圣战的方式。[162]
与哈桑·班纳相比，赛义德·库特卜完全否定现存的秩序，强调“战斗的伊斯兰”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思想倾向颇显激进。赛义德·库特卜阐述的激进政治思想，可谓纳赛尔时代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和威权政治的逻辑延伸。赛义德·库特卜死后，爱兹哈尔为首的官方宗教机构称赛义德·库特卜为离经叛道的哈瓦立及派[163]。1982年，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欧默尔·泰勒迈萨尼宣布“库特卜只代表其本人而不代表穆斯林兄弟会”。[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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