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现场
1981年10月，萨达特遇害身亡，穆巴拉克以全民公决的方式继任总统。萨达特执政初期，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权力角逐。相比之下，穆巴拉克时代，随着多党制的初步实践和自由化的经济改革进程，政治生活的多元格局日渐凸显。穆巴拉克出任总统以后，以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者自居。穆巴拉克表示无意垄断国家权力和谋求延长总统任期，宣称民主制是国家前途命运的保证，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公民。[111]另一方面，萨达特执政期间，尽管启动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的政治进程，却严格限制反对派政党的政治活动，民主政治有名无实。相比之下，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存在，释放萨达特时代遭到囚禁的数以百计的反对派政党成员，以示尊重反对派，包括华夫托党在内的诸多反对派政党相继重返埃及政坛。穆巴拉克领导的民族民主党作为执政党无疑占据主导地位，其他诸多反对派政党作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势力，政治生活的多元格局日渐凸显。
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现场
1981年10月，萨达特遇害身亡，穆巴拉克以全民公决的方式继任总统。萨达特执政初期，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权力角逐。相比之下，穆巴拉克时代，随着多党制的初步实践和自由化的经济改革进程，政治生活的多元格局日渐凸显。穆巴拉克出任总统以后，以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者自居。穆巴拉克表示无意垄断国家权力和谋求延长总统任期，宣称民主制是国家前途命运的保证，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公民。[111]另一方面，萨达特执政期间，尽管启动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的政治进程，却严格限制反对派政党的政治活动，民主政治有名无实。相比之下，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存在，释放萨达特时代遭到囚禁的数以百计的反对派政党成员，以示尊重反对派，包括华夫托党在内的诸多反对派政党相继重返埃及政坛。穆巴拉克领导的民族民主党作为执政党无疑占据主导地位，其他诸多反对派政党作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势力，政治生活的多元格局日渐凸显。
埃及官方清理现场
穆巴拉克时代，媒体通常处于相对活跃的状态。主流媒体《金字塔报》和《共和国报》无疑处于官方的控制之下，反对派政党的报刊持批评政府的立场，亦得到官方的默许。自90年代末开始，民间报纸的数量呈上升的趋势。2005年，私人出版商达到500 家。与此同时，互联网和卫星电视的普及扩大了媒体的自由空间。[112]
埃及官方清理现场
穆巴拉克时代，媒体通常处于相对活跃的状态。主流媒体《金字塔报》和《共和国报》无疑处于官方的控制之下，反对派政党的报刊持批评政府的立场，亦得到官方的默许。自90年代末开始，民间报纸的数量呈上升的趋势。2005年，私人出版商达到500 家。与此同时，互联网和卫星电视的普及扩大了媒体的自由空间。[112]
穆巴拉克
司法独立与民主制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亦与威权政治之间存在明显的悖论。法律在民主制的条件下保护着公民的合法权利，而在威权政治的条件下构成独裁者控制社会的工具。纳赛尔时代和萨达特时代，埃及的司法机构处于总统和政府的控制之下，缺乏必要的独立地位。1969年颁布的第82 号法令，修改提名法官和任命法官的程序，成立总统主持的最高司法委员会。同年颁布的第83号法令规定，法官的职位必须经过重新任命，第84 号法令解散法官俱乐部理事会，由总统任命新的法官俱乐部管理层。[113]萨达特政权标榜法治原则，承诺给予司法界以相对独立的空间，重新启用被纳赛尔政权解除职务的法官。[114]
穆巴拉克时代，司法权力的独立化标志着埃及政治领域的明显变化，而司法权力的独立化倾向对于完善政党政治和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影响，为民众挑战威权政府提供的必要的法律空间。[115]埃及最高司法会议1969年被纳赛尔政权解散；1984年，根据第35号法令，恢复由资深法官组成的最高司法委员会，独立于总统和政府，负责任命法官和管理法庭，行使广泛的司法权力。[116]宪法法院在捍卫宪法原则、推动司法独立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多次介入议会选举程序的干预和受理政党的组建申请。[117]反对党在政党委员会拒绝其组建申请的情况下，可以借助司法独立的诉讼程序，提交宪法法院予以裁定。此后，宪法法院逐渐取代总统和政府控制的政党委员会，成为批准组建政党的主要机构，反对派政党数量剧增。1983年，华夫托党重新组建，通过法律诉讼取得合法地位，进而成为埃及最重要的世俗反对党。1988年，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成立反对戴维营协议的政党，被宪法法院裁定违宪而予以驳回。[118]进入90年代，包括乌玛党、青年埃及党、绿党、联盟党、联盟民主党、人民民主党、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党、民主阿拉伯党、社会平等党在内的诸多反对派政党，均由宪法法院裁定，取得合法的政治地位，多党制的政治生活进一步活跃。[119]2002年2月，经宪法法院裁定，民主青年党成为埃及第17 个合法政党。[120]司法机构的独立化，标志着穆巴拉克时代政治生活的悄然进步。
政党政治是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基本方式，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则是衡量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与纳赛尔时代和萨达特执政期间相比，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化侵蚀着威权国家的政治根基。90年代，埃及共有13个合法政党，其中5个最重要的政党是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以及反对党新华夫托党、社会劳动党、民族进步联盟党、阿拉伯民主纳赛尔主义党。[121]2005年，埃及共有21个合法反对党，其中4个反对党占据议会席位。[122]诸多反对派政党区别于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强调民主政治的世俗性，以“宪法是出路”作为标志性的竞选口号，构成挑战威权政治的世俗阵营。其中，左翼反对派政党具有不同程度的激进倾向，强调社会公正和政府主导的经济秩序，主要代表社会中下阶层的政治诉求，右翼反对派政党持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强调民主、市场经济、教俗分离的原则，支持者主要来自民间富有阶层。[123]
埃及的左翼反对派政党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纳赛尔主义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霸权、强调社会公正和政府主导的经济秩序、倡导民主和人权，核心成员大都来自知识界。[124]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左翼势力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发动学生举行争取公民权利的示威抗议活动。80—90年代，民主与人权、经济改革与社会公正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霸权，成为左翼势力关注的话题。[125]进入新世纪，随着2000年巴勒斯坦大起义和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左翼反对派政党在埃及政坛日渐活跃，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反对伊拉克战争和争取民主成为左翼反对派政党关注的核心内容。[126]与此同时，左翼反对派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成为埃及政坛的重要力量。左翼势力强调世俗的政治原则，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和对立。然而，左翼势力在是否与伊斯兰主义者合作的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或强调伊斯兰主义的威胁而选择与政府的合作，或强调反对独裁政府而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合作，或独立于政府和伊斯兰主义者而选择第三方的立场。[127]
民族进步联盟党始建于1976年，代表持世俗左翼立场的政治势力，支持者大都来自国有企业雇员、工会联盟和乡村农民，城市中下阶层人数居多，主张抑制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和捍卫社会公正，具有纳赛尔主义的政治倾向。穆巴拉克时代，该党致力于参与议会选举，1984年赢得4%的选票，1987年下降为2%，皆无缘进入议会。自90年代开始，该党在历届议会选举中均赢得席位，成为议会少数党。[128]
社会劳动党始建于1978年，系世俗左翼政党。萨达特时代，社会劳动党反对萨达特与以色列和谈的外交政策，反对萨达特的自由主义政策，抨击政府腐败，与官方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萨达特遇刺后，社会劳动党多人被捕，刊物《人民报》被政府查封。[129]穆巴拉克时代，社会劳动党持民族主义和亲伊斯兰主义的立场，标榜“安拉与人民”的政治原则，1987年与穆斯林兄弟会组成竞选联盟。[130]社会劳动党领导人易卜拉欣·舒克里和该党刊物《人民报》主编阿迪勒·侯赛因曾经公开承认其支持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倾向。[131]1989年3月，社会劳动党召开第五次大会，分裂为两个派系，易卜拉欣·舒克里和阿迪勒·侯赛因为首的派系持伊斯兰主义立场，其他多数成员持世俗主义立场。[132]2000年5月，社会劳动党领导层分裂，艾哈迈德·伊德里斯与哈姆迪·艾哈迈德均声称取代易卜拉欣·舒克里成为该党主席。同年，社会劳动党被官方取缔。[133]
1992年，宪法法院裁定阿拉伯民主主义纳赛尔党为合法政党，迪亚丁·达伍德为主席。阿拉伯民主主义纳赛尔党继承纳赛尔主义的传统，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立场，强调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和社会平等原则。[134]1996年，阿拉伯民主主义纳赛尔党分裂，部分新生代左翼分子另立尊严党（卡拉玛党），领导人是哈姆丁·萨巴希。然而，尊严党未能取得合法政党的地位。[135]
新华夫托党作为最重要的世俗右翼反对党，系宪政时代首屈一指的议会政党华夫托党的政治延伸。80年代，新华夫托党是世俗反对派阵营的中坚力量，也是议会最大的反对派政党，倡导民主制、私有化、民族性和世俗原则，新华夫托党的报纸则是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136]新华夫托党于1984年大选中赢得50个议会席位，1987年大选中赢得38个议会席位。[137]然而，新华夫托党领导人福阿德·萨拉杰丁把持党内权力，排斥新生代的政治参与。新华夫托党于1984年与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竞选联盟，以及1990年抵制选举的行为，引发党内的严重分歧。进入90年代，新华夫托党出现衰落的趋势。华夫托党于1990年抵制大选，1995年大选中赢得6个议会席位，2000年大选中赢得7个议会席位，2005年大选中赢得6个议会席位，衰落趋势由此可见。[138]2000年福阿德·萨拉杰丁死后，诺曼·戈玛雅通过相对民主的程序继任领导人。诺曼·戈玛雅曾经承诺推行党内民主，当选后却与其前任如出一辙，垄断党内权力，阻碍党内民主进程。2005年，诺曼·戈玛雅参加埃及历史上首次总统竞选，仅仅赢得3%的选票。在同年的议会选举中，新华夫托党虽然提名超过100人，却只赢得6个席位。诺曼·戈玛雅的专权和党内的倾轧，严重削弱了新华夫托党的政治影响。在2005年大选后两个月召开的新华夫托党中央会议上，多数成员要求修改章程，限制领导人的个人权力。诺曼·戈玛雅被迫指定专门委员会，起草新的章程。2006年1月，华夫托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开除诺曼·戈玛雅。2月，在包括1 000名代表出席的会议上，选举新的临时领导人，决定修改章程，限制领导人的个人权力，确保党内民主。6月，马哈茂德·阿巴萨当选新华夫托党领导人。此后，马哈茂德·阿巴萨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强调议会民主和自由经济。[139]
艾曼·努尔原为新华夫托党成员，曾经于1995年和2000年两次当选议员，因与新华夫托党领导人政见不和，2000年被开除新华夫托党。2004年，艾曼·努尔创建未来党（加德党）并取得合法地位。游离于执政党、华夫托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政治人士，成为加德党支持者的重要来源。未来党自居为宪政时代华夫托党的真正继承者，标榜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主张限制总统权力和结束紧急状态法，倡导社会公正，致力于争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扩大社会基础，进而成为在世俗领域挑战执政党的新兴政治势力[140]。未来党的成立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被西方世界视作未来有可能替代民族民主党的潜在势力。2005年1月，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取消艾曼·努尔的议员资格，艾曼·努尔随后遭到逮捕。艾曼·努尔的被捕一度引发外交风波，埃及政府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谴责。同年3月，艾曼·努尔获释。在随后举行的埃及首次总统竞选中，艾曼·努尔获得7%的选票，选票总数仅次于穆巴拉克的88%，远远超过华夫托党领导人诺曼·戈玛雅，成为政坛新秀。[141]此后，未来党出现分裂，艾曼·努尔与其反对者之间形成公开的对立，而后者据说得到政府的支持。在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艾曼·努尔领导的未来党没有赢得议会席位。2005年12月，在议会选举结束三周后，艾曼·努尔被判处5年监禁，未来党陷入瘫痪状态。[142]
自由社会主义党始建于1976年，原本系亲官方的世俗右翼政党，穆巴拉克时代逐渐倾向于伊斯兰主义的立场，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直至1987年与穆斯林兄弟会组成竞选联盟。自由社会主义党在反对派阵营处于边缘地位，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具有模糊性。1995年，自由社会主义党自1979年后再次进入议会，赢得1个议会席位。1998年自由社会主义党首任主席穆斯塔法·卡麦勒·穆拉德死后，该党内部分裂，哈姆扎·达巴斯为首的一派持亲伊斯兰主义的立场，法里德·宰凯里雅为首的一派持世俗民族主义立场，直至出现内讧。[143]1999年赫尔米·艾哈迈德·萨利姆继任自由社会主义党主席。[144]
民主阵线党创建于2007年，创建者来自知识界和工商界，核心成员包括前执政党成员欧萨玛·加扎里、前内阁部长叶赫亚·加麦勒和阿里·萨勒米，成立之初有2 000人加入。民主阵线党强调自由、公正、民主、保障公民权，兼顾左翼势力、自由主义者以及温和伊斯兰主义者。然而，民主阵线党亦面临分裂的形势。当首任党主席叶赫亚·加麦勒离职时，两位副主席加扎里·哈尔卜与安瓦尔·萨达特竞争主席的位置，进而发生内讧。最后，通过选举的方式，加扎里·哈尔卜出任主席，安瓦尔·萨达特退出民主阵线党。[145](www.xing528.com)
萨达特创建的民族民主党，在穆巴拉克时代继续处于执政党的地位。90年代是埃及的经济结构经历剧烈变革的时代，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程度大幅提高，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由于民主政治缺失，私有化和市场化表现为扭曲的过程，官商勾结泛滥。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催生新阶层崛起于政治舞台，官僚和军人呈衰落的趋势，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随之发生变化。[146]具有官方背景的所谓“红顶商人”的兴起，是萨达特时代以来新经济政策与威权政治结合的产物。红顶商人作为现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无意推动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进程，却热衷于加入执政党，构成威权体制的重要社会基础。进入90年代，红顶商人的身影，开始出现于议会、执政党和内阁政府，沿海城市赛得港、伊斯梅利亚、苏伊士、开罗和亚历山大成为红顶商人的主要票箱。[147]红顶商人的崛起成为埃及政坛的突出现象，影响着执政党的政治倾向。
世纪之交，民族民主党内部形成元老派与新生代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元老派的核心成员包括凯马勒·沙兹里、萨夫瓦特·沙里夫、穆菲德·沙哈卜等人，其政治生涯可以追溯到60年代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执政的时代，持保守政治立场。相比之下，新生代于90年代末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大都具有英美教育背景和改革倾向。[148]90年代末，毕业于开罗美国大学的穆巴拉克之子加麦勒·穆巴拉克进入民族民主党政治局，开始成为民族民主党内部的政治新星。[149]与此同时，民族民主党内出现民主的端倪，其突出表现是竞争党内提名的议员候选人。自1990年起，民族民主党作为执政党通过两种方式参与议会席位的竞选，其一是由民族民主党提名而参与议会竞选，其二是以独立候选人的名义参与议会竞选。在2000年和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以独立候选人的名义进入议会的民族民主党成员人数，超过由民族民主党提名的议员人数。然而，来自民族民主党的独立候选人一旦进入议会，加入议会内部的执政党阵营，确保执政党在议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官僚与私人经济的联盟，在世纪之交的民族民主党内部，成员结构发生变化，分歧逐渐显现，进而形成恪守国家主义的保守派与倡导私人经济的改革派之间的对立状态，其中前者往往属于民族民主党提名的议员，而后者大都通过独立候选人的名义进入议会。[150]新阶层作为民族民主党的独立候选人，通过2005年的选举成为议会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与此同时，新阶层在内阁成员中所占的比例亦明显提升。[151]
进入新世纪，新生代在民族民主党内部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民族民主党内部的矛盾逐渐显现。与此同时，民族民主党做出政治改革的姿态，试图扩大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对话。[152]2002年，民族民主党在第八次大会上宣布第一份改革文件，民族民主党内部的改革呼声来自新兴的知识界和工商界成员，与加麦勒·穆巴拉克联系密切，主要议题是经济社会改革。2003年的民族民主党年会发表题为“公民权利与民主制”的政治文件，核心内容是政治改革，承认埃及面临政治改革的挑战，承认埃及公民并没有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承认立法改革和还权于民的必要性。[153]2004年民族民主党年会上发表的文件，名为“公民权与民主制”，主要议题是党内民主，强调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呼吁完善公正的选举程序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2005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期间，民族民主党重申上述原则。然而，民族民主党倡导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只是文字游戏，如同一纸空文，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埃及尚未做好准备。穆巴拉克在出任总统初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民需要如同美国、法官和英国那样的自由和民主。然而，这些国家之所以达到了现今水平的民主，是因为这些国家具有良好的工业和农业基础……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解决了受教育的问题，也不存在住房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国家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我会毫不犹豫地实行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埃及人民还没有做好充分民主的准备……一旦我们的经济发展了，我们就会无所畏惧。”[154]
穆巴拉克
司法独立与民主制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亦与威权政治之间存在明显的悖论。法律在民主制的条件下保护着公民的合法权利，而在威权政治的条件下构成独裁者控制社会的工具。纳赛尔时代和萨达特时代，埃及的司法机构处于总统和政府的控制之下，缺乏必要的独立地位。1969年颁布的第82 号法令，修改提名法官和任命法官的程序，成立总统主持的最高司法委员会。同年颁布的第83号法令规定，法官的职位必须经过重新任命，第84 号法令解散法官俱乐部理事会，由总统任命新的法官俱乐部管理层。[113]萨达特政权标榜法治原则，承诺给予司法界以相对独立的空间，重新启用被纳赛尔政权解除职务的法官。[114]
穆巴拉克时代，司法权力的独立化标志着埃及政治领域的明显变化，而司法权力的独立化倾向对于完善政党政治和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影响，为民众挑战威权政府提供的必要的法律空间。[115]埃及最高司法会议1969年被纳赛尔政权解散；1984年，根据第35号法令，恢复由资深法官组成的最高司法委员会，独立于总统和政府，负责任命法官和管理法庭，行使广泛的司法权力。[116]宪法法院在捍卫宪法原则、推动司法独立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多次介入议会选举程序的干预和受理政党的组建申请。[117]反对党在政党委员会拒绝其组建申请的情况下，可以借助司法独立的诉讼程序，提交宪法法院予以裁定。此后，宪法法院逐渐取代总统和政府控制的政党委员会，成为批准组建政党的主要机构，反对派政党数量剧增。1983年，华夫托党重新组建，通过法律诉讼取得合法地位，进而成为埃及最重要的世俗反对党。1988年，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成立反对戴维营协议的政党，被宪法法院裁定违宪而予以驳回。[118]进入90年代，包括乌玛党、青年埃及党、绿党、联盟党、联盟民主党、人民民主党、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党、民主阿拉伯党、社会平等党在内的诸多反对派政党，均由宪法法院裁定，取得合法的政治地位，多党制的政治生活进一步活跃。[119]2002年2月，经宪法法院裁定，民主青年党成为埃及第17 个合法政党。[120]司法机构的独立化，标志着穆巴拉克时代政治生活的悄然进步。
政党政治是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基本方式，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则是衡量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与纳赛尔时代和萨达特执政期间相比，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化侵蚀着威权国家的政治根基。90年代，埃及共有13个合法政党，其中5个最重要的政党是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以及反对党新华夫托党、社会劳动党、民族进步联盟党、阿拉伯民主纳赛尔主义党。[121]2005年，埃及共有21个合法反对党，其中4个反对党占据议会席位。[122]诸多反对派政党区别于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强调民主政治的世俗性，以“宪法是出路”作为标志性的竞选口号，构成挑战威权政治的世俗阵营。其中，左翼反对派政党具有不同程度的激进倾向，强调社会公正和政府主导的经济秩序，主要代表社会中下阶层的政治诉求，右翼反对派政党持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强调民主、市场经济、教俗分离的原则，支持者主要来自民间富有阶层。[123]
埃及的左翼反对派政党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纳赛尔主义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霸权、强调社会公正和政府主导的经济秩序、倡导民主和人权，核心成员大都来自知识界。[124]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左翼势力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发动学生举行争取公民权利的示威抗议活动。80—90年代，民主与人权、经济改革与社会公正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霸权，成为左翼势力关注的话题。[125]进入新世纪，随着2000年巴勒斯坦大起义和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左翼反对派政党在埃及政坛日渐活跃，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反对伊拉克战争和争取民主成为左翼反对派政党关注的核心内容。[126]与此同时，左翼反对派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成为埃及政坛的重要力量。左翼势力强调世俗的政治原则，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和对立。然而，左翼势力在是否与伊斯兰主义者合作的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或强调伊斯兰主义的威胁而选择与政府的合作，或强调反对独裁政府而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合作，或独立于政府和伊斯兰主义者而选择第三方的立场。[127]
民族进步联盟党始建于1976年，代表持世俗左翼立场的政治势力，支持者大都来自国有企业雇员、工会联盟和乡村农民，城市中下阶层人数居多，主张抑制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和捍卫社会公正，具有纳赛尔主义的政治倾向。穆巴拉克时代，该党致力于参与议会选举，1984年赢得4%的选票，1987年下降为2%，皆无缘进入议会。自90年代开始，该党在历届议会选举中均赢得席位，成为议会少数党。[128]
社会劳动党始建于1978年，系世俗左翼政党。萨达特时代，社会劳动党反对萨达特与以色列和谈的外交政策，反对萨达特的自由主义政策，抨击政府腐败，与官方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萨达特遇刺后，社会劳动党多人被捕，刊物《人民报》被政府查封。[129]穆巴拉克时代，社会劳动党持民族主义和亲伊斯兰主义的立场，标榜“安拉与人民”的政治原则，1987年与穆斯林兄弟会组成竞选联盟。[130]社会劳动党领导人易卜拉欣·舒克里和该党刊物《人民报》主编阿迪勒·侯赛因曾经公开承认其支持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倾向。[131]1989年3月，社会劳动党召开第五次大会，分裂为两个派系，易卜拉欣·舒克里和阿迪勒·侯赛因为首的派系持伊斯兰主义立场，其他多数成员持世俗主义立场。[132]2000年5月，社会劳动党领导层分裂，艾哈迈德·伊德里斯与哈姆迪·艾哈迈德均声称取代易卜拉欣·舒克里成为该党主席。同年，社会劳动党被官方取缔。[133]
1992年，宪法法院裁定阿拉伯民主主义纳赛尔党为合法政党，迪亚丁·达伍德为主席。阿拉伯民主主义纳赛尔党继承纳赛尔主义的传统，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立场，强调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和社会平等原则。[134]1996年，阿拉伯民主主义纳赛尔党分裂，部分新生代左翼分子另立尊严党（卡拉玛党），领导人是哈姆丁·萨巴希。然而，尊严党未能取得合法政党的地位。[135]
新华夫托党作为最重要的世俗右翼反对党，系宪政时代首屈一指的议会政党华夫托党的政治延伸。80年代，新华夫托党是世俗反对派阵营的中坚力量，也是议会最大的反对派政党，倡导民主制、私有化、民族性和世俗原则，新华夫托党的报纸则是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136]新华夫托党于1984年大选中赢得50个议会席位，1987年大选中赢得38个议会席位。[137]然而，新华夫托党领导人福阿德·萨拉杰丁把持党内权力，排斥新生代的政治参与。新华夫托党于1984年与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竞选联盟，以及1990年抵制选举的行为，引发党内的严重分歧。进入90年代，新华夫托党出现衰落的趋势。华夫托党于1990年抵制大选，1995年大选中赢得6个议会席位，2000年大选中赢得7个议会席位，2005年大选中赢得6个议会席位，衰落趋势由此可见。[138]2000年福阿德·萨拉杰丁死后，诺曼·戈玛雅通过相对民主的程序继任领导人。诺曼·戈玛雅曾经承诺推行党内民主，当选后却与其前任如出一辙，垄断党内权力，阻碍党内民主进程。2005年，诺曼·戈玛雅参加埃及历史上首次总统竞选，仅仅赢得3%的选票。在同年的议会选举中，新华夫托党虽然提名超过100人，却只赢得6个席位。诺曼·戈玛雅的专权和党内的倾轧，严重削弱了新华夫托党的政治影响。在2005年大选后两个月召开的新华夫托党中央会议上，多数成员要求修改章程，限制领导人的个人权力。诺曼·戈玛雅被迫指定专门委员会，起草新的章程。2006年1月，华夫托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开除诺曼·戈玛雅。2月，在包括1 000名代表出席的会议上，选举新的临时领导人，决定修改章程，限制领导人的个人权力，确保党内民主。6月，马哈茂德·阿巴萨当选新华夫托党领导人。此后，马哈茂德·阿巴萨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强调议会民主和自由经济。[139]
艾曼·努尔原为新华夫托党成员，曾经于1995年和2000年两次当选议员，因与新华夫托党领导人政见不和，2000年被开除新华夫托党。2004年，艾曼·努尔创建未来党（加德党）并取得合法地位。游离于执政党、华夫托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政治人士，成为加德党支持者的重要来源。未来党自居为宪政时代华夫托党的真正继承者，标榜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主张限制总统权力和结束紧急状态法，倡导社会公正，致力于争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扩大社会基础，进而成为在世俗领域挑战执政党的新兴政治势力[140]。未来党的成立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被西方世界视作未来有可能替代民族民主党的潜在势力。2005年1月，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取消艾曼·努尔的议员资格，艾曼·努尔随后遭到逮捕。艾曼·努尔的被捕一度引发外交风波，埃及政府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谴责。同年3月，艾曼·努尔获释。在随后举行的埃及首次总统竞选中，艾曼·努尔获得7%的选票，选票总数仅次于穆巴拉克的88%，远远超过华夫托党领导人诺曼·戈玛雅，成为政坛新秀。[141]此后，未来党出现分裂，艾曼·努尔与其反对者之间形成公开的对立，而后者据说得到政府的支持。在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艾曼·努尔领导的未来党没有赢得议会席位。2005年12月，在议会选举结束三周后，艾曼·努尔被判处5年监禁，未来党陷入瘫痪状态。[142]
自由社会主义党始建于1976年，原本系亲官方的世俗右翼政党，穆巴拉克时代逐渐倾向于伊斯兰主义的立场，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直至1987年与穆斯林兄弟会组成竞选联盟。自由社会主义党在反对派阵营处于边缘地位，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具有模糊性。1995年，自由社会主义党自1979年后再次进入议会，赢得1个议会席位。1998年自由社会主义党首任主席穆斯塔法·卡麦勒·穆拉德死后，该党内部分裂，哈姆扎·达巴斯为首的一派持亲伊斯兰主义的立场，法里德·宰凯里雅为首的一派持世俗民族主义立场，直至出现内讧。[143]1999年赫尔米·艾哈迈德·萨利姆继任自由社会主义党主席。[144]
民主阵线党创建于2007年，创建者来自知识界和工商界，核心成员包括前执政党成员欧萨玛·加扎里、前内阁部长叶赫亚·加麦勒和阿里·萨勒米，成立之初有2 000人加入。民主阵线党强调自由、公正、民主、保障公民权，兼顾左翼势力、自由主义者以及温和伊斯兰主义者。然而，民主阵线党亦面临分裂的形势。当首任党主席叶赫亚·加麦勒离职时，两位副主席加扎里·哈尔卜与安瓦尔·萨达特竞争主席的位置，进而发生内讧。最后，通过选举的方式，加扎里·哈尔卜出任主席，安瓦尔·萨达特退出民主阵线党。[145]
萨达特创建的民族民主党，在穆巴拉克时代继续处于执政党的地位。90年代是埃及的经济结构经历剧烈变革的时代，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程度大幅提高，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由于民主政治缺失，私有化和市场化表现为扭曲的过程，官商勾结泛滥。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催生新阶层崛起于政治舞台，官僚和军人呈衰落的趋势，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随之发生变化。[146]具有官方背景的所谓“红顶商人”的兴起，是萨达特时代以来新经济政策与威权政治结合的产物。红顶商人作为现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无意推动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进程，却热衷于加入执政党，构成威权体制的重要社会基础。进入90年代，红顶商人的身影，开始出现于议会、执政党和内阁政府，沿海城市赛得港、伊斯梅利亚、苏伊士、开罗和亚历山大成为红顶商人的主要票箱。[147]红顶商人的崛起成为埃及政坛的突出现象，影响着执政党的政治倾向。
世纪之交，民族民主党内部形成元老派与新生代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元老派的核心成员包括凯马勒·沙兹里、萨夫瓦特·沙里夫、穆菲德·沙哈卜等人，其政治生涯可以追溯到60年代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执政的时代，持保守政治立场。相比之下，新生代于90年代末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大都具有英美教育背景和改革倾向。[148]90年代末，毕业于开罗美国大学的穆巴拉克之子加麦勒·穆巴拉克进入民族民主党政治局，开始成为民族民主党内部的政治新星。[149]与此同时，民族民主党内出现民主的端倪，其突出表现是竞争党内提名的议员候选人。自1990年起，民族民主党作为执政党通过两种方式参与议会席位的竞选，其一是由民族民主党提名而参与议会竞选，其二是以独立候选人的名义参与议会竞选。在2000年和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以独立候选人的名义进入议会的民族民主党成员人数，超过由民族民主党提名的议员人数。然而，来自民族民主党的独立候选人一旦进入议会，加入议会内部的执政党阵营，确保执政党在议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官僚与私人经济的联盟，在世纪之交的民族民主党内部，成员结构发生变化，分歧逐渐显现，进而形成恪守国家主义的保守派与倡导私人经济的改革派之间的对立状态，其中前者往往属于民族民主党提名的议员，而后者大都通过独立候选人的名义进入议会。[150]新阶层作为民族民主党的独立候选人，通过2005年的选举成为议会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与此同时，新阶层在内阁成员中所占的比例亦明显提升。[151]
进入新世纪，新生代在民族民主党内部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民族民主党内部的矛盾逐渐显现。与此同时，民族民主党做出政治改革的姿态，试图扩大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对话。[152]2002年，民族民主党在第八次大会上宣布第一份改革文件，民族民主党内部的改革呼声来自新兴的知识界和工商界成员，与加麦勒·穆巴拉克联系密切，主要议题是经济社会改革。2003年的民族民主党年会发表题为“公民权利与民主制”的政治文件，核心内容是政治改革，承认埃及面临政治改革的挑战，承认埃及公民并没有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承认立法改革和还权于民的必要性。[153]2004年民族民主党年会上发表的文件，名为“公民权与民主制”，主要议题是党内民主，强调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呼吁完善公正的选举程序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2005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期间，民族民主党重申上述原则。然而，民族民主党倡导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只是文字游戏，如同一纸空文，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埃及尚未做好准备。穆巴拉克在出任总统初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民需要如同美国、法官和英国那样的自由和民主。然而，这些国家之所以达到了现今水平的民主，是因为这些国家具有良好的工业和农业基础……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解决了受教育的问题，也不存在住房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国家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我会毫不犹豫地实行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埃及人民还没有做好充分民主的准备……一旦我们的经济发展了，我们就会无所畏惧。”[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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